地方文史︱科大卫：民间文献中的商业文书

2022年12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六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以线上的方式进行了题为“民间文献中的商业文书”的讲座，介绍了他多年来接触到的商业文书，以及利用这些文书做研究的经验。此外，他还展示了一些尚未受到关注的地方文献及其研究价值，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包诗卿教授主持。

科大卫首先讨论了他关注的商业的含义。他认为，一个社会怎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流通等这些市场运作的路数，就是我们说的商业。他提醒，并不是所有的流通都是通过市场的，有时候也可以通过政府的活动来流动。但是他强调，自己关注的是商业中非政府的部分。

对商业而言，契约文书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文献。契约的内容非常丰富，契约涉及的除了土地以外，还可以是政府的税收制度、人口买卖等。基于此，在面对契约文书的时候，不仅要关注这些契约背后零碎的故事，更要通过契约重建一些商业的模式。

科大卫归纳，有契约，双方可以做买卖，有买卖就有借贷，有借贷就有围绕借贷为目的的社会组合。契约就是一份合同，有了契，可以付钱还能借钱。如果把付钱的时间拉长，那么债的概念就产生了。为了借贷，人们就可以“做会”。

他展示了一份广东某地义会的合约，该会原本是用来救急的，后来也成了一种生财之道。这个会有十一个人，他们约定在每次聚会时，每人要出一定金额。每次有一个人竟投大家出的这笔钱，并承诺给其他人一定利息。竟投到这笔钱的人，可以自由使用，而出资的其他人则可以赚到利息。最后一个竟投的人往往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在轮到他竟投之前，他可以白赚利息。这看似是农村里很好的小额借贷服务，但是科大卫提醒，就像信用卡一样，这张卡用完了要用另一张卡来补，这个会的钱还不上，要用另一个会的钱来还。一个人可以参加十几甚至二十个会，结果就是，利息越来越多。

参加这些借贷会的人有很多是女性。明清时代，女性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公开做生意，往往把私人的财产通过放债牟利。另外，会也有很多种，不一定是给钱的。例如，一些庙的会就会分饼，或者分爆竹等等。

在他提供的另一份文件里，两兄弟把父亲名下的祭会会份“出顶”。会份可以“出顶”（转让）说明记录在纸上的信用有它的价值。任何一张有价值的纸可以拿去买卖，这张纸就代表了资本。

以土地买卖为例子。一个人买一块地与买一本书是不一样的，不能带着这块土地到处走。因此，买了这块地的实质是，可以在土地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种地、建房子等等。在这里流通的不是那块土地，而是那张证明我有那块地的纸。而有了这张纸，就有两种生意：在地上做的与在纸上做的。土地买卖其实是在纸上面做的生意。

接着科大卫又讲到合伙的问题。合伙就要分利润，那么怎样去分？分利润的一个办法是轮流管理。例如，某一祖先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轮流去收租。第一年老大收，第二年老二收，第三年老三收。只需要保证大家有同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事，那么谁收到多少是他的本事，这样就不用担心做账的问题。另一个办法是在合约之下，把产业分掉。广东石湾霍姓各房通过合约合资重整祖先墓地，把墓旁的土地分别归到各房。类似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到先人们其实有种种灵活的办法去处理分账的问题。

利润的分配也可以通过记账。契约、股份、账本，合起来是一个整体。但是问题在于，谁去记？怎么知道账上的数目值不值得相信呢？账本是非常难用的材料，因为与当事者不同，我们研究者对账本中的名字不了解。例如，当事人一眼就能看懂的，研究者只有看过很多账本以外的材料，才能知道这是个祖先的名字，代表什么“堂”，这几个名字是同一个人的别名。一个名字背后，可能是一群人，可能是一个死掉的人，也可能把两个人名字的中间部分省略、前后两个字拼起来，实际上指两个人。村里的人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两兄弟，不是一个人。

对此，他着重指出释读这些文献的时候，要充分意识到这些材料没有什么透明度。传统的生意并不依赖透明度，或者说古人的目的，就是要让账本不透明。

科大卫还提醒，在传统社会，商业不是从社会中独立出来，而是潜伏在社会里面的种种关系。契约不是仅仅发生在买卖的情境下，而是在种种场合都可以使用的。例如，在香港新界的一本《平安福神部》，是一个拜神用的神簿，其内容是关于拜神的程序礼仪，包括做福、酬福、脱契等等，这些都是人与神的契约。例如“脱契”，就是家人怕小孩子体弱早夭，于是就找个神给他上契，使他成为这个神的儿子。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候，通常是结婚前，就要给小孩脱契。此外，还有“还花债”“阴契”等等。由此可见，契约在宗教仪式中也适用。古人不只是跟生人做生意，还跟死人做生意，也跟神做生意。

在互动中，有学员问到关于地方文献的“归户”问题。科大卫列举了梁淼泰对景德镇的研究，罗仑、景甦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以及邓拓的《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等例子。他认为，这些前人的研究和贡献，不止在于提供了研究材料，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材料连到历史的脉络中，很具体地从地点、时间，甚至生产的单位等讨论制度上的演变。研究者讨论“归户”，需要带着同样的眼光去看文献。

科大卫强调，要有超越农村范围的意识。他认为除了农村的民间文献还有很多重要的商业文献值得注意。例如，他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关于帆船贸易的文献。从帆船贸易到轮船的贸易，出现了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的商业制度与文献。运货单据、保险单据的出现，意味着商业组织规模的巨变。

在处理晚清民国商业文书的时候，要关注整个消费市场的变化。大规模的生产有赖于消费市场的扩张。生产者急切想要把产品直接推销到消费者手里。因此，他们会注重自己的企业形象，并且会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运用不同的策略。在文献上，我们会看到化妆品、香烟的广告。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子，展现了票据、新广告、簿记本等近代商业文书的研究价值，并且鼓励大家带着新的视野去挖掘这些材料背后更多有趣的历史。

（本文已经科大卫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