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银行业杂志

编者语：随着通胀压力逐渐缓解，美欧加息周期即将迎来拐点，预期未来可能进入利率下行周期，低利率政策环境将难以避免，息差迅速缩小将成为银行业面临的重要承压来源，在低利率背景下如何转型成为商业银行难以回避的课题。敬请阅读。

文/陈绍光、王晶

虽然美国、欧洲等经济体仍面临核心通胀问题，但随着全球供应链恢复、服务业复苏，通胀压力逐渐缓解。预计加息政策即将结束，未来将进入降息周期。从长周期看，低利率政策将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如何理解低利率政策带来的变化，并做好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是值得思考的。

低利率政策成为趋势

政策利率即官定利率，指一国中央银行或者其他货币管理部门所规定的利率，该利率对辖内所有金融机构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并可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市场利率。本文关注的低利率政策是指政策利率（如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等）处于接近于零的区间，或达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状态。

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宽松型货币政策频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全球多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进一步推出高强度的降息措施。仅2020年第一季度，先后有44个国家或地区累计实施了67次不同幅度的降息，比如，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超低区间，又如，阿根廷央行连续5次降息达1400BPs。

虽然2021年以来，为缓释疫情期间过度刺激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开展通胀预期管理，部分经济体采取了阶段性加息措施，比如，近日英国、瑞士、挪威、土耳其央行加息，利率中枢短期有所抬升。但本轮以美联储、欧央行为代表的加息潮带来了债券收益率上扬、债券资产贬值、融资成本升高、流动性紧张等问题，给美国和欧洲银行业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导致银行业爆雷。近期发生的硅谷银行倒闭、瑞士信贷被收购等一系列因流动性受限引起的美欧银行业风险事件，均与本轮加息潮密切相关。

回顾本轮加息潮之前的宽松背景不难发现，虽然过去十年各类突发性外部冲击叠加是各经济体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直接成因，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次贷危机后全球投资疲软、通胀低迷和就业恶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逆全球化趋势等。随着美欧通胀缓解，预计全球政策利率及市场利率将长期处于震荡下行区间。近期高盛等机构也预测美联储或将于2024年、2025年分别降息87.5BPs、112.5BPs。

低利率政策演化时间跨度较长。实践中，丹麦、欧元区、瑞典、瑞士、日本央行都曾实施过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美联储也曾多次实施接近零利率的超低政策利率安排。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利率即表现出长期持续下行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始呈现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政策环境。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迄今尚处于相对较高的区间，但中长期政策利率走低、商业银行将面临低利率环境的趋势或难以完全避免。

低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之一，通胀溢价、期限溢价收窄以及全球储蓄高于投资等引起自然利率走低的现状助推低利率政策的形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当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接受的合意区间时，各经济体央行将实行低利率政策，对内力图引导利率中枢直至整个市场利率体系整体下行，对外期望引导本币汇率调整至央行目标波动区间，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低利率政策通过各渠道和方式对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同层次、不同力度的影响。低利率政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提振消费，拉动债市、股市投资，改善出口等，同时有助于宽松银根，进而纾解企业的流动性压力。而低利率政策也存在潜在弊端，从宏观角度看，低利率政策意味着货币政策难有进一步宽松的空间；从微观角度看，中长期利率收入效应引起的财富缩减在避险情绪作用下将导致消费萎靡。

实践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低利率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带动市场利率走低，利好融资，刺激经济改善、通胀抬头；从中长期来看，低利率政策边际效用递减且存在退出困难，引起金融资产定价失准；同时，低利率政策不利于央行进行预期引导、发挥锚定效应。

低利率对商业银行产生冲击

低利率政策背景下，全球银行业息差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日本央行自20世纪末实施零利率，日本银行业息差迅速缩减；过去十年，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息差收缩至2%以下；2014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息差总体呈下降趋势，迄今除民营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外，其他各类银行的平均息差均维持在2%～3%的区间。

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实施会给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各类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和运营带来冲击，迫使其调整原有的资产负债结构和运营模式，进而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低利率背景下，息差的迅速缩小会通过多种渠道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或将成为银行业面临的重要承压来源。

存贷款息差收益锐减。商业银行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即为存贷款息差带来的净利息收入，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势必造成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承压。据Wind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4.57%、3.97%、4.26%、1.6%，均为有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低点。在日本、欧元区等经济体，银行业利息收入占比约50%，我国的银行业利息收入占比则超过70%。在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端贷款利率中枢（原贷款基准利率以及现行的LPR）调整更频繁、速度更快，而负债端存款基准利率中枢的变动相对较少、速度更慢。因此，商业银行对利息收入的强依赖性以及低利率环境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端影响的不同步性，将放大存贷款息差收益锐减带来的冲击。

业务调整或新增风险。由于净息差收益的大幅缩减，加上实体部门对信贷需求相对疲弱，为维持利润水平，商业银行可能在原有的存贷款业务和其他表内业务配置的基础上进行策略调整，这一过程本身将增大现有风险规模，或新增风险类型。在资产端，贷款利率整体下移的过程中，由于负债端利率下降速度更慢，为稳定净息差，商业银行若通过下沉信贷客户资质等形式提高贷款收入水平，或通过期限错配、套息交易等形式维持净息差收入，则可能加剧商业银行风险积累。此外，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商业银行可能在现行资产配置策略之外进入某些相对高收益的领域增持高风险资产，从而增加了新的直接风险暴露。从硅谷银行倒闭的教训来看，银行资产的行业集中度过高或对高风险资产的过度投资将带来过度集中风险。

吸储能力受到限制。存款是商业银行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其良性运营的重要保障。在低利率政策实施初期，可能通过多种效应刺激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消费与投资，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宏观储蓄率，同时，商业银行存款收益率的缓慢下降将导致现有客户将资金转向其他投资回报率相对更高的机构或市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通过低息同业负债调节负债成本的规模受限，虽然也可利用低利率环境锁定较长期限的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工具补充资本金，但也应当注意到在上市银行市净率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扩股增资的空间有限。因此，低利率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储蓄客户存款规模下降甚至客户流失的不利情况。且随着低利率环境的深化，或将进一步增大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难度。

低利率倒逼商业银行转型

从历史趋势和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低利率政策环境在中长期内或将难以避免，甚至在部分经济体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成为商业银行难以回避的课题。对商业银行而言，亟需思考如何适应这一潜在趋势带来的挑战，并结合银行业特点做出调整和转型。

加强资产负债精细化管理。低利率环境对商业银行最直接的冲击来自表内业务收益。一方面，商业银行可通过向储蓄客户转嫁或部分转移利差缩小成本的方式缓释盈利承压，例如，可随储蓄客户存款金额的增加上浮征收利率，且视受冲击情况下调利息起征门槛。在德国等欧元区国家以及瑞士等较早进入低利率政策环境的经济体中，有过商业银行向储蓄客户收取存款利息的先例。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满足监管资本约束的前提下，可通过适当下沉信贷客户资质的方式，利用信用风险溢价补偿原有贷款利率下行的损失，也可通过进一步发掘小微和零售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改善信贷资产结构。同时，商业银行可在符合风险偏好的前提下适当增强全球范围内的全市场、多币种资产配置，尤其是可以适当上调对部分利率处于较高区间的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投放。以中长期为着眼点，商业银行应当升级以风险敞口管理为主线的资产负债精细化管理策略，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健全内部考核评价机制等。

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随经济金融化的深化、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增加，商业银行业务也从传统意义上单纯经营存贷款和支付清算业务向全面经营信用和风险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转型。在原有表内业务利润下滑趋势难以避免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可推进实施综合化、集约化经营战略，或在合规条件下开展混业经营。近年来，以富国银行、美国银行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大型商业银行，出现了贷款余额占总资产比重、利息收入占比同时下降的趋势。比如，2022年，纽约梅隆银行、摩根大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分别高达78.6%、51.33%，成为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标杆。我国商业银行可充分借鉴经验，进一步强化中间业务服务能力，利用信息、渠道、资金和信誉等方面的优势，以金融中介的形式提供支付清算、咨询、代理、担保、租赁及其他委托业务服务，把握好数字人民币发展推广的关键机遇，以轻资产高佣金的形式拓展收益来源，增强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降低自身对利息收入的依赖。

提升银行数智化运营能力。商业银行中短期收益总规模增长缓慢甚至下滑已成为相对明确的判断，在业务收入“开源”的同时，在成本端做好“节流”，是维持银行业利润水平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商业银行在进行表内业务及中间业务转型调整时，需要提升数智化能力。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研发的投入逐年增加，应当注意的是，增强数智化运营能力绝不是软硬件升级那么简单。商业银行应建设数智化的组织文化，优化数智化的机制安排，尽快打破自身积累数据庞杂但又存在“数据孤岛”的困局，持续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增强风控能力。

完善流程银行建设与客户关系管理。自Bank3.0时代，商业银行利用移动互联网向线上进行业务转移。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的数据，2010—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离柜率/电子渠道分流率从45.02%上升至96.99%。但目前，其成果大多局限于线下业务线上化。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性外部事件的催化下，Bank4.0时代加速到来，去物理化、隐形化、无接触的市场需求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后疫情时代，若要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和盈利来源，满足新时期客户对银行服务的迫切需求，商业银行应当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转型。对内，应当由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型，后者以扁平化、事业部制的形式降低内部成本、提升流程效率，更好地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对外，应重视场景建设，利用数据优势针对不同客群构建不同的场景，在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开展营销、提供金融服务。通过完善流程银行建设和客户关系管理，有效提高客户黏性和客户贡献度，探索低利率时代商业银行业务增长的新动能。（责任编辑：时磊）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