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怀：走西口的晋商——漫话走西口（3）

漫话走西口（3）

张秋怀

三 走西口的晋商

在山西人走西口的洪流中，有一支称雄商界500年、曾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浩浩大军—晋商。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从明初到清末的五个世纪中，晋商是中国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中的一支劲旅。梁启超曾评价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500年间，晋商的车辙马迹遍布天下，有位西力方学者曾惊叹道：“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口外的蒙古地区，随着走西口的山西人谋食往来以及不断扩大定居之地，自然也成为他们经营商贸的重要区域之一。晋商的兴起，便与口外蒙古地区的商业发展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晋商不仅是口外地区商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而且也是口外商业发展最重要的支柱力量；而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城镇的出现，因此，晋商又在塞外城镇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晋商从发迹之日起，就与口外的草原大漠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防御蒙元残余势力南下袭扰，后来则是为了抵御蒙古瓦刺部的军事进攻，在北方长城沿线各处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共驻扎约80万军队把守。然而，屯驻重兵所需的粮饷、布匹、草料等军用物资，却成为明廷财政上的一大负担。为解决这一难题，明廷利用国家控制的食盐专卖权，召集内地商人，把粮食等军需物品运送到边镇，朝廷则付给商人“盐引”（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再去指定地区销售，这就是所谓“开中法”。由于盐是专卖品，商人从中可获取丰厚而稳定的利润。

山西人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不失时机地大量拥向边塞市场，成为“开中商人”。后来，有些商人就在边市屯田开垦，自产粮食，就近纳粮中盐，兼粮商、盐商于一身，迅速致富。

明朝中叶，“开中制”逐渐走到末路。残酷的商战，势豪占先，“大鱼吃小鱼”，一些势力较弱的小商人被挤出开中市场，转而经营其他行业。弘治五年（1492），叶淇变法，将纳粮中盐改为折色（银两）中盐，于是，开中商人分化为“边商”（专在各边售引报中为业的商人）与“内商”（专在内地守支贩盐谋利的商人）。

边商先是继续留在沿边市镇，经营他们“纳粮报中”的行当。大多数人以长途贩运粮食报中为业，极为辛苦。弘治以后，随着开中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边商日渐式微，于是，许多边商便逐渐向口外渗透，或者同乡，或者同业，三五合伙，肩挑背扛，在沿边地区和蒙古草原，与蒙古牧民进行易货贸易，被蒙古人称为“丹门庆”（汉语“货郎”），汉人则称他们为“走草地的买卖人”。

这些“货郎”，无疑是走西口晋商的先行者。他们的资本并不雄厚，开始时只在归化、张家口一带的商品集散地活动，或合股集资购买，或赊买大商号的一些茶叶、烟酒、布帛等蒙古族牧民生活的必需品，然后栉风沐雨，晓行夜宿，赴蒙古大草原各地奔波兜售。正如《绥远通志稿》（荣祥等撰）中所云：“其始也，皆取给于城中之货商，捆载而去，及其迫也，则易货而偿其值，两俱获利。”这样的经商尽管旅途艰辛，本小利薄，风险却亦小得多。只要勤俭敬业，诚实守信，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往返经营多年，也还能获取相当的利润。在明代后期，走西口的晋商就是以信用卓著博得口外土商和蒙古牧民信赖，开始其资本积累的。

正由于这些山西“货郎”始终尊崇信义为木，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到明末清初，终于成为蒙古草原上独占鳌头的商帮。其中声名显赫的当数在张家口从事沿边贸易的八大皇商。清道光《万全县志》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水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石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其八家主之。”

这八家山西商人于明朝末年即在张家口做满蒙生意。他们不顾明廷封锁满人势力的禁令，与刚刚崛起的满族后金政权朝廷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向他们提供各种紧缺物资，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廷入主中原后，这八家山西旅蒙商受到清世宗雍正帝的接见，奉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并被封为“内务府皇商”，获得特准经营垄断性商业，以及向官府资金借贷等特权，成为声震蒙古草原的大皇商。

清朝初年，北疆社会稳定，经济好转，蒙民对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食盐、棉布、手工业品、生产工具等的需求日趋旺盛，“蒙古生意”更加利厚易行。于是，以八大皇商为榜样，大量晋商趁春夏之际，赶着载满货物的牛车走出西口，千里跋涉，来到蒙古草原，进行流动贸易活动，所谓以“车载杂货，同游蒙境”，掀起晋商走西口的一个高潮。

起初，这种商品交易，都是“以物易物，事成两便，向不通行银钱”的原始贸易。蒙古人把从事这种行当的汉人称做“出拔子”汉语（“行商”）。

在这种原始的易货贸易中，吃亏的是不谙商情的蒙古人，而行商却能从中牟取高达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暴利。

他们用内地廉价的粮食、布帛、黑茶、铁锅、铜器等日用杂货，换取贵重的裘皮、鹿茸、麝香，乃至金砂、宝石等物品。

比如一口普通的大铁锅，就能换得满满一锅名贵貂皮；一块砖茶，可以换得一张羊皮；一匹（蒙古人以八寸为一方，四方为一托，七托为一匹，约两丈二尺四寸）布换牛犊一头等等，价值悬殊竟如此之大！经过春夏间近半年的交易，“杂货”尽数出手，秋冬季节，行商们的牛车又满载裘皮药材，冒着塞北高原的严寒，艰难地行进在崎岖的小路上。待返回沿边城镇或中原内地，蒙地土特产自然又成为抢手货，行商便从中大获其利。第二年，依然“雁行”如故。

由于走西口的途中常有劫匪强盗出没，晋商一般不敢单独行动，也不敢随身携带现银。他们往往是十几人组成一个车帮，准备好路上必需的口粮、炊具、帐篷等，花钱聘请有拳脚功夫的武师当保镖，再带上几只经过训练的猛犬，以防不测。徐坷《清稗类钞》中对清初走西口的晋商颇有生动的描绘：

“晋中行商，运货来往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此即泰西之商队也。每帮多者百余辆，其车略似大古鲁车，轮差小，一车约可载重五百斤，驾一牛。一御者可御十余车，日入而驾，夜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以犬代之，谓之卫犬。

不过，尽管走西口的晋商“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为守边的清军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也为草原上的蒙古牧民带去了必需的生活用品，但清廷对旅蒙商人，日率以行三四十里为常。每帮车必挚犬数头，行则系诸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圆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篷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入寝，则仍始终抱有戒心，有所限制，除课以苛刻的赋税之外，还定有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如成立“边行”，对明隆庆年间在三边九镇实施“封贡互市”（茶马市）政策以来建立的蒙汉互市，实行严格的管理，不仅指定互市的开放地点，规定开放时间，还设立“卡子”，每天都要清查出入卡的人数。

随着互市的发展，蒙古民众对商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强烈要求清廷允许内地商人到草原进行贸易。迫于民众的压力，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召集喀尔喀蒙古三部和内蒙古49旗王公在多伦会盟，决定放宽对旅蒙商的限制。然而，走西口的旅蒙商还没干了多少年，到雍正五年（1727），清廷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的贸易关口，并设卡对入蒙商品进行边检，还制定了许多限制条例，如规定旅蒙商人不得在蒙地建筑房屋长期居留，不得携带家眷，不得和蒙古女子结婚等等。

如此多的清规戒律，仍然阻挡不住晋商走西口的脚步。商机就在面前，商人们置禁律于不顾，仍牵着骆驼，赶着牛车，载着货物，披星戴月地进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靠着灵活的营销策略、过硬的商品质量和诚信周到的服务，走西口的晋商得以长期保持了对蒙贸易的垄断地位。

清乾嘉以后，清廷终于面对现实，彻底放宽了对蒙贸易的限制，晋商走西口因此变得畅通无阻，逐渐由“雁行”经商改为在蒙古各地开设固定性商号，“行商”从此变为“坐贾”。据统计，清代走西口的晋商大约为二三万人，仅归化、绥远两地就有晋商面铺220座，而多伦诺尔，更有山西坐贾千余户。随后，晋商又利用清廷用兵西北，特别是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之机，随军西进，供饷贩粮，拓展西北、中亚地区的商业贸易。这样，便在蒙古台站（驿道）的基础上，开辟了三条商道。第一条：经多伦诺尔，通往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呼伦贝尔，以及外蒙古的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等地；第二条：经张家口，通往外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以及外蒙古的库伦、恰克图、科布多等地，又往西一直通达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第三条：经归化城，通往内蒙古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阿拉善、额济纳旗，外蒙古的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漠西的厄鲁特蒙古等地区。

走西口的晋商，就这样以长城沿边地区的集镇为据点，循着这三条商道，由漠南蒙古逐步进入到蒙古各部，进而通过蒙古草原，开辟了通往新疆的商路。这条商路长途平坦，无盗贼骚扰，远比原先走甘肃西进安全而便捷，以致使新疆悠市之盛，为“边塞第一”。

清代中期，蒙古地区商品交换的贸易大权几乎完全控制在走西口的晋商手中。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结交地方实力派官僚，形成了各自的官场关系网。晋商就这样凭借自身实力与与政治后台，涉足一般商人无法染指的贸易领域，从中牟取暴利，以求发展。当时旅蒙晋商中的一些大商号，如大盛魁、复盛公等，己有相当雄厚的资木。据说，大盛魁的财产如果全部铸成50两重的银元宝，一锭挨一锭，能从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除立足口外从事边境贸易，这些大商号还把业务范围扩大到了内地十数省和海内外，以至大商埠上海、汉口等地，甚至俄罗斯、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国，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昔日走西口的晋商，这时己发展成为多元化、跨区域的商贸和金融集团。

进入道光、咸丰年间以后，晋商在完成原始积累、商业规模空前壮大的基础上，顺应埠际商业贸易和大额汇兑的需要，创造性地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这一质的飞跃，使票号汇通天下，执国内金融业之牛耳。到清朝末年，晋商己成为清廷的财政支柱，全国的财政二分有其一。走西口的晋商，在北疆从事多种商品贸易活动的同时，开发了这片草原，促进了蒙古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塞外商业城镇的繁荣和集市贸易的兴盛。一个个商业小城镇星罗棋布地出现在草原上，张家口、归化、多伦等塞上大商埠也旧貌换新颜，变得愈加兴旺发达。

张家口自明代隆庆五年（1571）开设宣府马市贸易以来，就成为晋商与蒙古人、女真人进行“茶马互市”的易货贸易重地，后来由于晋商的经营，逐渐发展成为市面极其繁荣的商埠。清初有名的山西“八大皇商”无不发迹于张家口，便是显例。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清初己成为走西口的晋商进行商贸活动的中心，货物远销俄国，到清中叶时，“商贾骈集，泉货流通”，更是繁华。经过几十年的资本积累，许多“雁行”的晋商都己成为富商大贾。他们在归化城开了不少商号，其中声名显赫的当数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家，而又以大盛魁实力最为雄厚。这个由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三个肩挑小贩创办的商号，原先不过是杀虎口的小店“吉盛堂”，因在清廷平定准噶尔丹叛乱时随军贸易而发迹，康熙末年（1722）该商号改为“大盛魁”，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至归化城，从此而一发不可收，买卖日益兴隆，其商号占据了半个归化城。大盛魁最兴旺之时，从业人员曾达六七千人，估计每年贸易总额可在1000万两白银。大盛魁的商队骆驼近两万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行进在运送货物的路上，担任护卫的狗就有1200只。

多伦诺尔（蒙语“七个水泡子”），本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牧场，往常除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恬淡，只有汇宗寺、善因寺里的喇嘛虔诚的念经声。这里每年二月七日举行盛大庙会，从而打破了草原的宁静。就是这一年一度的热闹庙会，吸引来一大群走西口的晋商。他们使这里很快变成了周边牧民以物易物的贸易市镇。到咸丰年间，该地己有大小坐贾商号千余家，人口达10万之众了。

在走西口的漫漫经商路上，晋商向世人充分显示着自己的才干。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贵发，就是这批优秀商人集团中的佼佼者。

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的大城市，一百多年前还是一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庄。包头人说，是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复盛公”，就是乔家当时开的商号名称。

乾隆年间，乔贵发和一位秦姓老乡结伴走出西口，来到萨拉齐厅官营村，靠着老乡的引荐，在一家当铺当起了伙计，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两人勤勤恳恳干了十来年，积攒了一些钱，就辞了伙计的活儿，在包头西脑包开了间草料铺，接待往来小贩，供他们歇脚喂牲口，顺便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等零星小吃及杂货。两人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加上服务热情周到，干活同心协力，生意越做越红火。

乾隆二十二年（1578），两人借黄豆低进高售的商机，扩大了铺面，开设了“复盛公”字号。又购置地皮，兴修房院，扩大了经营范围，绸缎布匹、针线铁器、蔬菜调料等百货一应俱全，当然主要生意还是油、酒、米、面“六陈行”。多元化的经营方式，使乔、秦二人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一大笔财富。

嘉庆年间，广盛公在做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时，栽了一个大跟头，几乎濒临倒闭。幸亏同行顾念旧情，仗义疏财，鼎力相助，才让广盛公死里逃生。三年后，乔家和秦家共同投资三万两银子，改字号“广盛公”为“复盛公”，仍以经营油、酒、米、而“六陈行”及百货为主，兼营当铺、钱盘等业务，实力愈加雄厚，数年后，复盛公商号己雄踞包头商界之首。

道光以后，由于秦家子弟生活骄奢淫逸，入不敷出，把股金挥霍一空，复盛公便一家独大，使店铺成了乔家的独资生意。不久，复盛公又开设了复盛全、复盛西字号，资本各为三万两白银。咸丰年间，乔家还经营了复盛菜园，精心培育新鲜蔬菜，供应包头市场，也大获其利。

以后，乔家又继续投资增开商铺，大都以“复”字起头。在包头城乃至蒙古地区，“复字号”作为一个庞大的商业连锁集团，一直在商界独占鳌头。清朝末年，尽管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而“复字号”却始终繁荣昌盛，走过了200余年发达之路，为包头及蒙古地区的商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另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走西口晋商是山西榆次车辋常氏。

常氏家族原为山西太谷人，自明代弘治十三年（1500），始祖常仲林迁居于榆次车辋村。他起初替人放羊为生，后来经营小买卖，到第八代常威时，常氏家族的商业经营走向兴盛，由背着搭链的“行商”发展为开办小铺而的“坐商”。没几年，常威便带着三个儿子走出西口，到多伦诺尔、张家口等地求发展，创办了“大德常”、“大德玉”两家字号，并不断扩张，成为两大商业集团。

当时，俄国、蒙古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激增。常威的二儿子常万达瞅准这一商机，开辟了南起中国福建、两湖，北至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万里茶路，并一直深入到俄国腹地的莫斯科，甚至走向欧洲。这是一条可以媲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茶叶之路。据《山西外贸志》载：“在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的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事实确实如此。在当时的中俄贸易中，茶叶输出占九成，其中常氏家族的份额即达四成。

车辋常氏是明清时期晋商中唯一可称为儒商者。常氏家族中最出色的经营人早年都有读书应举的经历。成为巨富大贾后，常家居安思危，立下了“学而优则贾”的家训，将儒家仁义诚信的伦理道德体现在经济理念与经营活动中。也许正是由于此，在清末民初常氏商业一撅不振后，儒商并重的常氏家族仍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据史料记载，从废科举立学校到抗战爆发前，榆次共出过大学本、专科毕业生98人，常家就有24人，还出了常赞春、常旭春、常乃德、常风等文化名人，同时，常家还在家乡兴办了新式学校，其中包括一所女子学堂。

乔氏商业家族和车辋常氏家族的致富历史，是走西口的晋商崇尚信义、勤谨经营、薄利多销、能忍能让、慎始善终经商理念的见证；乔家和常家走西口的艰辛历程，让人们更加懂得了什么是进取，什么是敬业，什么是诚信。

走西口的晋商，独领一代中华商人之风骚。

走西口的晋商，创造几世中华商界之辉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