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遵守任何国际秩序规则的美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风险

严格讲，美国并非退出了所有国际机制，也不能把“全球最大风险”当成一个能够精确计算的法律结论。

但进入2026年后，一连串事情确实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追问：当美国认为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时，现有规则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这个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先看今年最让国际社会震动的一件事。

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将其移送出境。中国外交部当天明确表示，美方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并要求美方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如果事情到军事行动结束就停止，影响或许还局限在拉美安全层面。随后特朗普又公开表示，美国可能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并谈到开采当地石油。

新华社1月8日报道，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和开采委内瑞拉石油，并把这种安排直接同美国经济收益联系起来。这就把问题从一次军事行动推到了更深一层：一个国家能不能因为自身安全判断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又能不能进一步决定对方政治和资源安排？

过去美国对外动武往往会强调反恐、人权或者国家安全，而2026年的委内瑞拉事件，让资源、地缘和安全利益几乎同时摆到了台面上。两个月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中东。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外交部3月2日表示，这次行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违反国际法，并敦促有关方面停止军事行动，防止战火继续外溢。

美国方面给出的解释，是伊朗构成所谓“迫在眉睫的威胁”，涉及导弹、核问题以及地区武装力量。但新华社3月援引法律专家意见指出，美方列出的这些风险是否满足国际法上使用武力的条件，本身存在明显争议。

换句话说，争论核心不是美国有没有安全关切，而是谁有权认定这种关切已经严重到可以直接开战。这类问题之所以危险，在于大国的行为会产生示范效应。

如果一个军事力量极强的国家能够自己认定威胁、自己决定行动，又自己解释合法性，那么其他国家今后发生冲突时，也可能照着这种逻辑寻找理由。国际规则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出现一次例外，而是例外越来越容易被复制。

军事之外，美国2026年的对外政策还出现了另一个特点，就是国内法越来越多地向国外延伸。9月18日，美国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其中包括可以针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实施所谓“次级关税”。

中国商务部随后明确表示，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以及次级制裁。这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

美国当然可以管理自己的市场，也可以决定哪些商品进入美国。但如果一个第三国同另一个国家开展正常贸易，也要因为美国国内的一部法律承担额外代价，那实际效果就不再只是“美国管美国自己”，而是美国试图利用市场和金融优势影响别国选择。

这种做法的影响，甚至不只落在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身上。9月，美国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仍在升级。

美国宣布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采取新的进口限制和高额关税，加拿大政府则继续推动市场多元化，希望减少经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这说明今天讨论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能只盯着中美、俄美这样的竞争关系。

连美国传统盟友也在重新计算风险：如果关税、安全承诺和经济关系越来越容易随着华盛顿政策变化而调整，那么长期依赖美国的成本自然会上升。格陵兰岛问题就是另一个例子。

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后，多次提出美国应当获得格陵兰岛，2026年7月仍公开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甚至把这个问题同美国驻欧美军联系在一起。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则不断重申主权和当地民众自主决定未来的原则。

到了9月，这场争议并没有简单消失。9月18日，特朗普宣称美国同丹麦、格陵兰岛方面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丹麦方面随后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双方对协议意义的表述并不完全一样。截至北京时间9月22日下午，新华社最新公开报道显示，丹麦首相府已经宣布三方拟在纽约签署相关安全协议，但具体条款仍未公开。

因此，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三方正在试图通过协议处理安全分歧，而不能把美方此前关于“永久控制权”的单方面表述直接等同于最终法律结果。这一细节其实很重要。

分析国际政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政治口号、谈判要求和已经落地的法律安排混在一起。美国政策的问题值得讨论，但越是讨论规则，就越应该把事实说准，否则最后反而容易落入“用情绪批评不守规则”的矛盾里。

从这些事件放到一起看，美国给世界带来的风险，大致可以分成三层。

第一层是军事风险，强大的远程投送能力使美国拥有其他多数国家不具备的行动空间；第二层是经济风险，美元、市场和金融体系能够把美国国内政策迅速传导到全球；第三层则是规则预期风险，也就是各国越来越难判断美国今天强调的规则，明天是否仍然适用。

第三层往往最容易被忽略，却可能影响最久。国际交往其实和做生意差不多，不怕双方讨价还价，就怕规则随时变化。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判断协议能维持多久、关税什么时候会改变、安全承诺有没有附加条件，它自然会准备第二套方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进入2026年后，“战略自主”“供应链多元化”“全球南方合作”这些词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各国不一定要同美国翻脸，但会希望减少把能源、贸易、安全、结算体系全部压在一个方向上的风险。这不是简单站队，更像是给自己的国家安全多准备几条路。

9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就是观察这一变化的重要窗口。《新德里宣言》再次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联合国核心作用和多边主义，同时反对违反国际法和多边贸易规则的单边强制措施。

这反映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临时情绪，而是全球治理中长期存在的一项现实诉求：规则不能只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有效。当然，也不能因此得出美国已经失去全部国际影响力的结论。

事实正好相反，美国仍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军事力量、科技优势、盟友体系和金融影响力。也正因为这种综合实力仍然巨大，美国政策一旦发生急剧变化，产生的外溢影响才会远远超过普通国家。

所以，“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风险”真正需要讨论的，并不是美国是不是世界上唯一制造问题的国家。国际冲突从来有复杂原因，也不存在一个国家能够解释全部风险。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拥有极强的改变国际环境能力，而近年来又更加频繁地使用军事、关税、制裁等高压工具，这两点叠加之后，全球承受的政策波动自然会被放大。美国短期能够依靠实力获得很多筹码，但长期结果未必完全符合华盛顿自己的目标。

关税用得越多，其他国家越有动力寻找替代市场；金融制裁使用越频繁，更多国家越会思考支付和结算渠道多元化；安全压力越大，盟友也越会考虑提高战略自主能力。

这就是2026年国际局势里一个很值得观察的变化：真正动摇国际秩序的，往往不是某一次讲话，而是各国开始逐渐相信，仅靠过去那套安排已经不足以保证未来的稳定。一旦这种预期形成，新的贸易网络、安全合作和地区机制就会加快出现。

从委内瑞拉到伊朗，从格陵兰岛争议到针对第三国的次级制裁，这些事情背景并不一样，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它们共同留下了一个问题：当美国国家利益与现有国际规则发生冲突时，华盛顿究竟会优先维护哪一个？

世界真正需要避免的，并不是大国之间存在分歧，而是重新滑向“实力决定规则”的逻辑。国际法和多边机制本来就是为了给强弱不同的国家提供共同边界。

越是实力强大的国家，行为产生的连锁反应越大，它是否接受约束，对整个体系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今天围绕美国的争议，归根结底不是一句“反美”或“亲美”能够解释的。

问题在于，一个拥有全球性军事、金融和科技影响力的国家，如果不断扩大单边行动空间，其他国家就必然会增加防范成本。成本积累到最后，损失的不只是美国的信用，也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昂贵、更加分裂，也更加难以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