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八年前的旧账！苏宁一审胜诉，万达被判17.47亿

2026年6月，苏宁易购诉万达集团违约案一审胜诉，万达被判支付17.47亿元及高额延期损失。

此案源于2018年腾讯、苏宁、京东、融创340亿元战略入股万达商业的“世纪金援”。彼时众星拱月，如今对簿公堂，折射出中国商业地产与零售巨头在资本狂飙与周期下行中的残酷博弈。苏宁的胜诉不仅是合同纠纷的裁决，更是对旧模式风险与契约精神的一次历史清算。

一纸判决：苏宁易购一审胜诉，万达集团面临巨额偿付

苏宁易购公告截图

2026年6月29日，苏宁易购发布公告，披露其与子公司苏宁国际诉大连万达集团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万达集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苏宁易购支付剩余资金17.47亿元，并支付自2024年2月26日起至2026年2月13日止的延期付款损失（按一年期LPR的1.5倍计算）。同时，案件受理费877.68万元也由万达集团承担。

这场诉讼的根源，在于2018年那份《战略合作协议》的后续履约纠纷。彼时，苏宁易购指定子公司苏宁国际受让协议权利义务，最终持有万达商管4.02%的股份。然而，随着万达商管上市进程多次受阻，双方在股份回购、利润分配等关键条款上产生严重分歧。苏宁易购认为万达集团及万达商管违反了协议约定，触发了股份回购条款，遂提起法律程序。

此次一审判决虽尚处上诉期内，但其法律与财务影响已十分明确。对苏宁易购而言，这笔逾17亿元的款项及损失，是其近年来艰难自救过程中的重要资金回补。尽管2024年及2025年公司已重回盈利轨道，但盈利规模甚微（2025年归母净利仅5814万元），这笔判决款若最终执行，将极大改善其现金流状况。

而对于万达集团，这一判决无异于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其本就紧绷的资金链压力，并可能触发其他投资者的连锁反应——此前永辉超市已因36亿元股权转让欠款对万达申请仲裁。

万达广场

王健林的万达集团眼下仍承受相当大的资金链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万达集团累计转让的万达广场数量已超过80座。

据报道，近期，一家名为上海安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司股权发生了变更。苏州安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21.98亿元，持有上海安垭99.9995%权益，成为绝对的控股股东。

据了解，上海安垭旗下有两个项目，分别是上海松江万达广场、泉州浦西万达广场。此次的股权变更，也就意味着此两座万达广场正式易主。而在一个月前，新达盟、广州资管、弘毅投资共同出资成立苏州安益，进军商业地产不良资产处置领域。其中，持股比例最高的新达盟，是大连万达集团为引入战略投资而新成立的控股平台，其幕后真正的主导者，是号称“亚洲黑石”投资机构——太盟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已有多座万达广场变更投资方。一家由多个投资方共同参与、名叫大连智新盟商管的企业，陆续收购13座万达广场，有媒体报道称，收购已进入交割阶段。此外，年初，中建一局和中建二局共获得了三座万达广场的股权；弘毅投资也有单独获取万达广场的案例。

作为前中国首富王健林创立的商业地产品牌，许多万达广场早已不再姓“王”，迎来一个个的新主人。换句话说，大连万达集团对其轻资产核心业务“万达广场”的掌控力，一步步在削弱。

时代浮沉：从340亿“金援”到17亿索赔，洞见资本游戏的必然逻辑

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

站在2026年，回望2018年1月29日那个高光时刻，更能清晰洞见苏宁诉万达案的深层必然性。

那一天，万达集团宣布：腾讯作为主发起方，联合苏宁、京东、融创，以340亿元入股万达商业，收购其H股退市时投资人持有的约14%股份。

彼时，王健林正经历港股退市、回A受阻的资金困局，这四家巨头的入局“金援”王健林，堪称“雪中送炭”！万达商业估值被推至2430亿元，各方描绘了一幅“线上线下融合新消费”的宏伟蓝图：腾讯的流量、苏宁的零售、京东的物流、融创的地产，与万达的线下场景深度绑定。苏宁更是寄望于万达广场的线下入口价值，拓展其智慧零售版图。

然而，这一纸协议从一开始就暗含了“对赌”的基因。万达商业私有化项目书曾明确：若2018年8月31日前未能在A股上市，万达集团将回购全部股份并支付高额利息。虽然2018年的战投协议具体条款未完全公开，但苏宁诉讼中提及的“股份回购条款”“保底利润分配款”等细节，无疑揭示了其本质上是一份附有严苛条件的股权投资。投资者入局，赌的是万达商管能快速上市，实现资本增值退出。

洞见一：旧地产模式与互联网赋能的“幻象”破裂。

2018年的合作被包装为“新消费”革命，但实质仍是传统地产巨头通过股权捆绑换取互联网资本与流量的“续命”之举。

当房地产行业高增长周期逆转，万达商管上市一再搁浅，商业逻辑便退居其次，资本契约的刚性条款开始显灵。

苏宁的起诉，正是在上市承诺无法兑现后，为保全自身资产、执行当初埋下的“对赌”条款。这并非商业合作的情感破裂，而是资本风控机制的机械启动。

洞见二：退潮之后，谁在裸泳——高杠杆扩张的代价。

2018年的“四巨头金援”是万达应对流动性危机的关键举措，但它只是将风险延后，而非真正的消除。

万达通过出让股权获得资金，但未能解决其重资产模式与资本市场估值体系之间的根本矛盾。随后几年，万达商管多次递表港交所均告失败，投资人耐心耗尽。苏宁自身也因激进扩张陷入巨亏，从“金援者”变为“追债者”。这起诉讼本质上是两个因过度扩张而受伤的巨头，在资源枯竭时争夺最后的“安全垫”。

苏宁需要现金救命，万达则被当初的协议“套牢”。

洞见三：法律是商业风险的最终清算场。

此案一审判决对万达极为不利，意味着中国司法体系对商事合同，尤其是涉及股份回购、保底收益的条款，给予了明确保护。无论万达如何强调市场环境变化、上市受阻的客观性，法院聚焦的是“是否违约”这一法律事实。这给所有依赖“对赌”模式扩张的企业敲响警钟：市场上升期，战略合作是佳话；下行周期，每一个条款都可能成为刺破幻象的利刃。苏宁的胜诉，实则是对“契约精神”在困境中的一次冷峻重申。

综上，苏宁诉万达案绝非孤立的合同纠纷，它是中国商业地产与零售业在2015-2018年资本狂欢后遗留的典型“后遗症”。当宏观经济从高增长转入结构性调整，当初那些寄望于上市退出、估值飙升的资本故事，纷纷面临残酷的兑现压力。

苏宁与万达的法庭交锋，是资本退潮后，两个被困在旧时代模式里的巨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必然博弈。一审判决虽未必是终局，但它已清晰勾勒出这场跨越八年资本大戏的核心剧本：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对于所有局中人而言，这既是教训，也是商业法律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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