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温州

作者 潘凡平

审核 黄小玲

核心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东瓯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组成部分。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之历史文化根源的探究，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任仲平项目组经过精心策划，准备拍摄“文明探源工程”系列影像作品，《世界的温州》被列入该系列中。这是一部全景式呈现温州人、温州人经济、温州人精神的大型纪录片，旨在通过鲜活的现实事例和生动的历史故事，给出人类学的探究与“任仲平”的解读，以展现民间的创业力量、老百姓的首创精神、源源不断的市场经济内在动力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创造，充分彰显这块涵养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卓然而立的精神气质，进一步突显温州市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当口，团结带领温州人民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的使命和担当。

该片的核心要义，就是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亿万民众涌动的创新创业的澎湃激情鼓而呼，为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绵绵不绝的内生动能给出实践例证和历史文化原由。

温州40多年的改革发展，“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这个实利性族群的价值超越之路，映照了人类主流文明的历史路向，不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范例。

引言

虽然，人类的进化史至今扑朔迷离，但有一种现象几乎构成一个规律，那就是，当人类站立起来走出森林，我们便开始逐水而居了。

这里讲的是一条江的故事——

从浙江省两座最高的山峦之间滥觞，一路向东，跳跃般穿越浙西南山区蜿蜒388公里，这条名叫瓯江的江河，如同所有的水流离开源头越远就越发浩大，在其下游接纳了楠溪江之后，便聚拢起浩渺的水，浩浩汤汤独流入海了。

这是注入东海唯一的大江，更是温州的母亲河。

然而，很让我们尴尬的是，在中国通用版本的地图上，却很难辨认出她的轮廓。

是的，她毕竟不是黄河长江，不是恒河尼罗河，更不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些河流以及地中海，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孕育了各自的元典精神，成就了伟大的“轴心时代”，其基本思想直至今天仍覆盖了人类整体的精神生活。而瓯江，虽号称浙江第二大河，实际上只是一条区域性河流，但她所孕育的东瓯文化，同样是华夏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束光亮；她所滋养的957万温州人民“敢为人先”的创新创造，彰显了这条河流的活力、内涵、能级、质量和不竭生机。她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明天的河，世人瞩目的千年商港，因此“商行天下”，“港通未来”……

第一篇章：千年商港

主题：千年商港的前世今生，重商传统的形成：在中古时期即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路子，在改革开放中形成自己的路径依赖——温州模式。本篇旨在阐释一个独特区域文明形制的生成与嬗变。

一、白鹿衔来的千年祥瑞

——重商文化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新华社2022年10月16日发布消息说，中国新发现一座海上千年古港，即浙江省温州市朔门古港遗址，其规模大、遗迹全、年代清晰、内涵丰富，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实证了温州港是宋元以来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替代的重要节点。

南宋，温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光时刻。

人口激增至91万多人。占城稻一年两熟，经济作物如柑橘等极富盛名，被列为贡品。手工业高度发达，所造罗盘闻名全国，造船业与明州同列全国首位，海上贸易频繁，设立船舶司，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漆器、丝绸、绣品、鞋革、制瓷、纺织、造纸、印刷等均居全国前列，盐年产量为全国的七分之一……商业繁荣，城市繁华，市民阶层兴起，“其货仟靡，其人多贾”，重商文化由此形成。

温州缘何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工商之路？

从最新发现的温州古城墙说起。郭璞划定的城廓山环水绕，依山傍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温州位处浙江省东南角，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有良好的港口资源。四季温润，“地常燠而恒温”，年平均气温为18度，相对湿度平均值在75%—80%之间，无霜期达280天。但同时，山海隔阻，交通闭塞，土地逼仄，资源匮乏，旱涝频仍，时疫流行，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举全州尽熟，不如苏湖一顿之粥”，直至1980年代，仍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

太平洋西岸最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方与异常艰难的现实生存挑战，这种矛盾与冲突在漫长的日积月累中，内化凝结成温州人性格的两极：开放与保守、冒险与谨慎、精细与豁达、温润与彪悍、谦逊与自大、睿智与短视、闯荡与牵挂……构成内在生命的落差或张力。在贫瘠与富有的夹缝里，在欲求与理想的边上，温州人突破濒海山区这个相对封闭的“阈限空间”，在狭小的土地之外，千方百计去寻找别样的生存策略，从而开辟出新的谋生途路。

温州人因此显示了自己的不一样（“他者”理论），犹如地中海的远程贸易形塑了雅典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东南沿海山区独特的区位和地理气候，大自然的恩赐与挑战，土地之外的生存法则，铸就了温州人的性格特质：敢闯敢拼的刚毅、敬事勤力的韧劲、自主自立的志气、宽宥开敞的胸怀，精明且大度，通达复慷慨。

重商文化自有其独特的性格和精神内涵。

二、永嘉与永嘉

——独特区域文明形制的生成与嬗变

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著名的农村专业市场，号称“东方的布鲁塞尔”，但在1990年代中晚期突然衰微了。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变得冷冷清清，再也不见往日的繁华。

那些积攒了钱的桥头人到哪里去了？

就在差不多的时间，介乎杭温之间、距离桥头镇200多公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异军突起。由于区位优势与政策倾斜，大量的桥头人（永嘉人）涌向义乌，促进了义乌市场的快速兴起。之后，又一拨永嘉人（桥头人）涌向山东临沂，北方商品集散地从此勃兴。

向北，向北，向北……桥头“隐身”后的北方流向，转移的不仅是“市场”，更有“市场意识”（以“创一代”为主）。而同时，与小商品的“北顾”不同的是，另一拨“南移”的桥头人（永嘉人）在珠江流域开辟了新的经营方向，这个群团以国际品牌的代理、买断和自主品牌的创立为主营业务，他们主要集中在广州、东莞和深圳，代理的国际品牌多达108个，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以“创二代”为主）。由于长期生活在广州，毗邻港澳，跟境外众多商人打交道，深受多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影响。广东人很早与外域文化对流沟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风尚，适应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新精神、新思想、新观念，具有农业文明所缺失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科学理性精神，这群永嘉人在漫长的侵染学习中，弥补了自身的不足，扬弃了东欧文化的短板，在国际平台与互联网背景下，以数字经济融入一体化潮流，可谓“温州人经济”四十多年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寻摸到温州工商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精神裂变的轨迹。

温州人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创新创业精神源自哪里？且让我们把回溯的目光转移到白鹿城五马街口的“五马雕塑”上。

五马,汉代太守驾车用五匹马，后引申为太守、刺史、郡府的代名词。如杜甫诗：五马旧曾谙小径。故五马街之得名，盖源自永嘉郡守谢灵运。康乐公“于永嘉山水游历殆遍”，创造了山水诗派，温州因此成为中国山水诗的摇篮。即是说，温州甫一接受中原教化，即迈向中国文化的高阶。

温州古为瓯地，也称“东瓯”。瓯为陶器器皿，约在新石器时代，在现在的温州地区繁衍生息的原始瓯人善制陶器。

汉武帝时，东瓯国灭，温州遭到二次大迁徙，“东越地遂虚”。直至东汉永和三年（公元138年），随着原住民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才将“东瓯乡”上升为“永宁县”，这是温州历史上单独建县的开始。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永嘉南渡”（“永嘉”为年号）。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永嘉郡建立，温州文化从此启门。

1700年之下，郡府所在的白鹿城仍然是今天温州的政治文化中心。东晋南朝时期，出任永嘉（即温州）地方官员大都为南下士族，他们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和习俗，一时形成风尚。瓯越文化开始转型，与主流文化融合。正是这种移民文化与本土山地文化、海洋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了一个生成性的实在，一个新的社会有机体，进而孕育产生了超结构的“集体意识”（涂尔干）。从而，一种包容性、融合性、坚持力、创造力的文化因子在长时段的演变进化中，熔铸成族群集体性的文化心理，并在特殊的时代场域突显出崭新的动能——南宋时期、清末民初、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故而，温州人的基本性格和精神特质不是源自永嘉学派，而应当追溯至更久远的既往。

闯世界的温州人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的创新创业，其精神的裂变与更新，势必生成新的文化精神和文明生态，标示一个独特区域文明形制的生成与嬗变。

三、“温州”这个名字是争来的

——老百姓自己奋斗出来的现代化

1984年的一天，胡金林经过两年多东躲西藏的逃亡，终于从周立波《林海雪原》中的那个深山老林夹皮沟回到老家乐清柳市镇，他以为政策已经放开了，不期想，第二天就锒铛入狱。监牢里66个黑暗的日子，胡金林心如灰烬，他听说临县有个人只赚了4万元就被枪毙了，年销售额高达120万元的他，一个头肯定是不够杀的。什么狗屁的五金大王，出头的椽子先烂！被抓的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即向全县公布：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竟奇迹般地被宣布无罪释放。

不只是胡金林，1982年初，以“投机倒把罪”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的还有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这些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柳市“八大王”事件，更是温州民营经济改革发展坎坷命运的写照。

今天的人们也许已经淡忘，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温州一直是在姓“资”姓“社”的质疑声中艰难前行的，“性质”之争与思想交锋直至上世纪末才偃旗息鼓。之后漫长的岁月，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负面行为又被无限放大，声名鹊起的温州在赢得流量的同时，也毁誉不一，喜忧参半。因为在某些“正统”的视角里，怎么看“温州人”都不那么中规中矩，怎么看也都是些旁门左道，无法纳入他们的“正道法门”。因此，就特别像是一个笨小孩的逆袭故事，温州人的生存发展之道，是在异常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的。就譬如胡金林，从牢房里出来后，办轧钢厂，倒闭了；到新疆，亏了；去海南，仍然干不成。直到2001年来到柬埔寨，把国内的电器生产技术带过去，成立了三林国际电器(柬埔寨)公司，并且买下了马得望省发电站，成了柬埔寨的“水电大王”。

很多人认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源于两个字：“逼”与“放”。人地矛盾（吃不饱）逼迫温州人穷则思变；国家政策的改变放开了老百姓的手脚。但问题是，自然禀赋与其相似甚至更差的地方全国有的是，为什么就温州率先走出了这么一条路？应该说，这里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字——人。社会人类学认为，在控制力很强的体制下，基层社会无法直接“对抗”，于是人们往往采取“逃避”行为来重新界定自己与体制、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捉迷藏”、“绕着走”，以“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求取“制度外生存”。而历史上的温州属于逋逃、割据、偏安之地，加上地理区位的临界性，脑瓜子活络的温州人就找到了比较典型的“制度外生存”之道。如1956年永嘉的“包干到户”试验，即开启了全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先河。但“制度外生存”则是以“小的、不张扬和潜在化”才得以存在，一旦形成规模，就必须寻求合法性保护，如“挂户经营”等，这就是老百姓的“狡黠”，更是温州人的融通智慧。众所周知，“温州模式”起源于温州民间群体性的经济活动，其动力即来自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的相互推动。事实也的确如此，温州的改革一直走在国家前面，而温州党委政府则十分尊重老百姓的首创精神，不断为其提供政策的合法性。温州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突出成就，就是老百姓挨家挨户都富起来。因此，温州给予当今中国的启示仍然是：要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即源自民间；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力量，更源自民间，源自千千万万普通民众自觉的创新创业。

逆袭，当然伴随着更大的风雨，道阻且长，逆流而上，是夹缝里的搏击，犹如雁荡山人的“悬空走钢丝”，须掌握好平衡点。而冒尖的“八大王”就因为没有找到“合法性保护”，自然就成为“事件”了。因此，“制度外生存”的关键不只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更须懂得运用“弱者的武器”，拥有水一样识时达变的智慧，这才是温州这个“中国笨小孩”成功逆袭的秘诀所在。

地理区位的规定性更像是天然的命定，出于对正统文化的强烈向往，长期被边缘化的温州必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才被纳入中原视线。汉武帝建元三年，东瓯国除，温州遂为“东瓯乡”；隋，降郡为县；后辖地屡有变更，然皆为卑地下县。至唐高宗上元二年（657年），温州人口日繁，经济长足发展，温州人上朝廷请求，中央政府才同意设州定名“温州”，此后无大更改。两宋尤其是南宋，是温州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光时代。元明复归沉寂，清末民初昙花一现。改革开放后，温州迅速崛起，备受世人瞩目。近五年来，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0%，突破7500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7.8%、9.3%。故曰，温州这个名字是温州人依靠自己的奋斗争取来的。温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社会主义创造，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第二篇章：闯天下

主题：“闯天下”是温州人的豪迈追求，更蕴含着双赢共生的精神价值和融通智慧。温州人敢想敢闯敢干，自发地播散市场意识的种子，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新时代，更要呼唤“闯”的精神，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一、水在天边

——温州人不断走向世界，构成“闯天下”的精神谱系

山阻海隔的温州，历史上只有“水路一条”。而水的前方，便是中国的大上海。

对于温州人来说，上海有着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特殊意义。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是国际大都市、是时尚之都。温州人要靠上海的交通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上海的物质、技术更是温州人所不可或缺的；特别是，上海一直是温州人的梦想家园，是最具魅力的创业热土。故而，改革开放伊始，温州人第一步即抢滩上海。目前，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上海创业，企业9万多家，从传统制造升级到智造与服务，并向金融、文创、互联网、新零售等行业渗透……不少温州本地的民营企业把总部迁到上海，或在上海开设窗口，“借梯登高”、“借船出海”，以上海为依托，向世界延伸……

问鼎上海，即意味着温州人敢于闯荡天下。“闯天下”不止是因为生活所迫，更是温州人的豪迈追求。大山的儿子，要走出大山怀抱；大海的女儿，要漂向大洋彼岸。他们认为不出来闯荡没见过世面，别人会骂你是“碗底虫”！温州人耻于做“虫”。因此，当外地人还被禁锢在计划经济的樊篱中，温州人早已奋然先行，闯荡市场经济的天下了。

“闯天下”，就是于光远所说一种大无畏的‘吃螃蟹’精神，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费孝通三访温州，撰文阐述“温州精神”是“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并进而作出这样的判断：“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本经营、网络贸易，这正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发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发到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如今，300多万温州人像水一样漫延天下，哪里有商机就渗透到哪里，哪里是洼地就向哪里汇聚，在“有形温州”之外，他们更创造了涵盖全球的市场概念的“无形温州”。其中，近70万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38万人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根据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温州人的经济总量约为1.23万亿元，其中温州本土经济6006亿元，在外温州人创造的是6300亿元。在外温州人的经济总量略胜于温州本土经济的总量。但也有人认为，在外温州人创造的远不止这个数字。

几百年来，一代代温州人怀揣着梦想走向远方，如同波涛的脚步滔滔不竭一浪高过一浪，由此构成他们为生存而奋斗、为理想而奋斗、为荣耀而奋斗的生命史，也构成他们为实现自身价值而不断挑战自己证明自己超越自己的精神史——温州人似乎没有自己的成人礼，挑担“两百斤”，独自“出远门”，即意味着长大成人；快乐不是无所事事，“勤力”才是公众的褒词；不靠“上辈人”，自己要“有本事”，这是温州人自我价值的确认。因而即便是“富二代”“富三代”，也大都接着父辈的事业继续创业，在新的闯荡中化身为“创二代”“创三代”，“闯天下”的精神谱系因此薪火赓续踵事增华，不断书写走向世界的崭新传奇。

二、就像水融入水

——双赢和共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27岁的徐恭德扔下自己经营了7年的企业，从温州瓯海只身跑到万里之外的非洲加蓬，待在一家杂货商店打工，这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

你不是还有舅舅吗？有这么一个在加蓬权势滔天的舅舅，你还打什么工？有人善意地劝他赶紧去找自己的亲戚。

徐恭德的舅舅名叫让·平(Jean Ping)，就是当时的加蓬共和国外交部长。让·平后来还担任过国务部长，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2004年）和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2008年），一直致力于调解非洲各国之间的纷争。作为非洲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让·平出生于加蓬埃蒂姆布韦州翁布埃，但却是华裔人士，他的父亲程志平是温州鹿城区人。

但徐恭德没有去找舅舅，而是默默地在边学法语，边做生意。他从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了非洲木材生意的领头羊，GADICOM总裁、德嘉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加蓬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漫长的非洲生活，徐恭德完全融入了这块土壤，并以他的信守合同、保证质量和诚恳忠厚，赢得良好商誉，各大洲的木材商家纷纷到加蓬与他做生意。他还被非洲华侨们戏称为“温州大使”，因为他的古道热肠和浓郁的家国情感，他无私地帮助许多同乡和他人，特别是在促进和加强中加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中国形象和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在促进非洲国家坚持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立场上，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在徐恭德来非洲的半个多世纪前，另一个温州人融入加蓬的故事更加让人感慨莫名，那就是让·平的父亲程志平。

1927年，满怀梦想的程志平离开温州临江镇驿头村，前往法国谋生。1933年，辗转来到非洲加蓬。先是当面包师，后从事捕鱼与伐木生意，成立了专营木材和水产的公司。此后，他娶妻生子，永远地留在他所热爱的加蓬，又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人。随着事业的发展，程志平不忘回馈第二故乡，为当地修路，建医院，还做了许多其他善事，当地老百姓都十分敬重他，在他们的支持下，程志平选为州议会议长，并且连任两届。

让·平非常热爱自己的父亲，他永远记住父亲对他的教诲：作为儿子，一定要比父亲更优秀。让·平六次来温州老家探亲寻根，他说：“我深深地爱上了温州”、“我就是温州人”！在他的积极牵线下，温州与让蒂尔港市(加蓬经济首都)联姻，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温州人像水一样融入世界。不管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商机在就有温州人在。不管地理气候、肤色种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有多大差异，赤手空拳、操着世界上最难懂的方言、没有任何资源背景的温州人不仅敢过去，并且还能站稳脚跟求得发展，为什么？因为温州人有一张阳光般的脸，所有的笑意都表达同一个理念：我好你也好，你发展我也发展，我们是利益和发展的共同体。双赢和共生，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这是东海一隅这个区域族群特有的“义利观”，因闭塞而开敞，因共生而世界。

三、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温州：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范例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温州给世界提供了什么？

1、紧紧依靠民间的力量。率先进行较为彻底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推进区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创立了与时俱进的“温州模式”，为我国成功探索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观念、旧思想、旧体制，破解了许多改革难题，做出了许多创新之举，为我国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探路者、先行者和示范者的作用，做出了实践性的贡献。

2、紧紧依靠市场的力量，改革了要素配置的主体和方式，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温州经济的本质是全民性参与的“老百姓经济”，是千家万户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民本经济”。杜润生曾说：“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自发的又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就是那双“看不见的手”，即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实质上就是市场化改革的胜利。人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因而必然成为改革发展成果的获得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2000年前后全国性的“温州热”中，中西部很多地方组团派员来温考察，但他们觉得温州的经验很难学，然后就以招商引资方式吸引温州人去投资，这便是“实质市场化”与“形式市场化”的本质区别。

3、紧紧依靠温州人的精神力量。300多万在外温州人遍及全国乃至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创造了辉煌的“温州人经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且为我国广大地区带去稀缺的资本、技术和经营人才，搞活了当地国民经济，输出了“温州模式”，自发地播散市场意识的种子，把温州人的经营方式、市场理念、双赢共生的商业伦理准则特别是“温州人精神”，带给了他们，在40多年改革开放中起着播种机的作用，产生强劲的示范带动效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

4、温州40多年改革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式现代化”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温州“三少一多”，人口比重很大，改革开放前是我国著名的特困地区之一，失业率极高，贫困面很大。为摆脱困境，具有悠久工商传统的温州百姓纷纷自寻出路，想方设法在旧体制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与此同时，温州地方政府也努力进行突破旧体制的改革试错。1987年，中央正式批准设立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要求温州“探索一条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温州模式的真正内核即民本经济、市场经济、实体经济，政府治理有限、有为、有效。温州历届地方政府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扮演“全能者”角色，努力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譬如针对机关作风所进行“效能革命”等，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提供宽松环境，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市场机制的完善。

人人参与的市场化改革之路，必然带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我国的现代化还必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快，质量立市，品牌兴业，“信用温州”建设持之以恒，“温暖大爱”擦亮城市品牌……核心价值理念如春风化雨融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2022年，温州当选“东亚文化之都”，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与此同时，美丽温州，碧水蓝天，山水林田湖海岛一体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全省前列，美丽经济努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人的一天，人的一生”幸福可感，让温州成为过日子的好地方。

而且，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70万温州人生活工作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带着温州人特有的热情和诚恳，在商务活动中所奉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赢互利的商业伦理准则，与所在国人民增进了交流和理解，树立起和睦友好的形象，在民间外交中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产生广泛的影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州的改革发展之路，不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范例。

第三篇章：地之缘

主题：出门与回家，是温州人一个独特的社会化现象。“出门”闯世界，开创了辉煌的“温州人经济”；“回家”慰乡愁，不断聚拢走向远方的理想诉求。闯荡与眷恋，悖论式地构成温州人的心灵现实，从而创造了“世界的温州”——而这一切，盖源于血缘、亲缘、地缘，源自中国人由天而人的“一个世界”。

一、像石榴籽那样“抱团”

——温州商会，长在温州之外的“家”

讲一个温州商会的故事。

与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同样让世人瞩目的，是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会和侨胞组织。“温州模式”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致使300多万人走向全国各地，71万人在海外创业，形成了覆盖全球的温州人商业网络体系，创造了辉煌的“温州人经济”。正是基于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需要，温州商会（包括行业协会）与海外侨团组织在2000年前后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勃兴。目前，全国地市级异地温州商会有268家，侨团300多个，成为温州人在异乡合作创业以及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沟通联络的“据点”，温州商会，是长在温州之外的“家”。

温州商会和侨团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天下温州人”的情感维系，是凝聚在外温州人乡情乡谊、沟通交流、互帮互助的重要平台，促进和加强了世界各地温商与温州本地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凝结温州人精神、形成温州人经济网络的重要纽带，并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成长。温州商会能够聚合内外温州人包括各种信息、项目和人脉网络等优质资源，不同于任何其他地区松散的商人群体或同乡组织，而是将海内外温商与温州区域经济凝结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温州人经济”。特别是，海外温州人所拥有的营销网络、资本和人脉资源，为国内外经济交流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并推动了国内城市与海外城市的民间交流，推进了温州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地为主，河网密布，平原缺乏。大山与河流，把温州地区分割成各个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小区域小社会；加上移民文化顽强的精神遗存，宗族意识强烈，语言环境复杂，甚至相邻的两个乡镇讲着不同方言，这种地理文化势必形成一村一姓为主要特征的块状聚落形态，从而构筑了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即“熟人社会”。同时，为抵御台风、山洪、干旱等自然灾变和兴修水利，必须相互帮助，共同面对，协同合作，从而促进传统乡村集体意识的形成和社会凝聚力的持续加强。温州节庆中的正月舞龙灯、端午划龙舟等带有浓郁民间信仰和祈福色彩的协作性集体娱乐活动，正是这种精神心理的体现。而“出远门”“闯天下”，置身举目无亲只身创业的异地，更需“亲带亲、戚帮戚”，更要讲亲情，讲信义，抱团取暖，扎堆合作，共谋发展。因而，“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经济格局，典型的经济“块状分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跨越边界的社区”这种温州人独特的聚落形态，举世瞩目的“温州人经济”及其所构成的全球性“情感化无形市场网络体系”等等，其深沉的历史文化根由，即在于“熟人社会”；而温州商会等其他地缘性商务型社会组织之所以成为行业组织中一个世界性“品牌”，盖源于此。

发挥着现代社会功能的民间社会组织，乃是基于乡土性的传统情感——这当是人类文化学一个极具意义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月亮千里的家山

——“出门”是为了“回家”

离开母，离开父，离开兄弟姊妹们，独自去远行……

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歌谣，却道出了温州年轻人曾经的现实。

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二元结构，标示着身份、阶层和贫富的巨大落差，极度的“经济短缺”导致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人口基本生活在贫困线边缘，而温州尤甚。除了刨地之外，别无生路。而狭小贫瘠的土地根本无法养活繁多人口，为了生存，未成年的农村孩子不得不“出门”谋生——“桥头弹棉郎，挑担走四方”，这是温州历史现状的逼迫，然而同时也养成独立自主的豪迈气概。

然而，四处漂泊的游子，最割舍不了的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初的土壤和光，父母所在的老窝，舌尖上的第一口……在远方的眷念中，故乡的意义一再被放大。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秆当吹箫……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这是温州古老的童谣，从元月说到十二月，每个月都有标志性的活动，且与祭祀、祈福、节庆、体育、市场贸易等融于一体，譬如舞龙灯、划龙舟、拦街福、“物质交流”等等，连接着每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和家乡情怀。

温州人因此具有浓重的“乡邦”情结。

出门是为了回家。过年，穿越万里也要回家呆几天；哪怕常年在外，也必在老家盖上新房；即便有许多外人在场，只要遇到乡亲就不管不顾讲起方言……温州人非常注重在家族、“地方”即熟人世界的身份认同，在其创业冲动里，除了生存挑战，更寄寓着“有本事”“争口气”的个人价值体现；温州人眼中的孝顺，重要的不是围在身边的晨昏定省，更是儿孙是否有出息、能否为家族父母增光添彩的血脉荣耀和自我生命的凸显。

远方，果然是实现梦想的家园；而乡愁，则是不断走向世界的心灵回望，是一种百感交集的隐秘心跳，正是这种“心跳”，才让生命历久弥新地“活出”。

这就是温州人“出门与回家”全部的意义所在。

温州的乡村振兴，应当将“乡情”这种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积淀，作为重要的社会性资源，提取并转化为一种现实策略。

三、不是犹太人

——温州人是中国的温州人，这是我们的根基和自信

温州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是一个问题。但问题的重心并不是它们彼此间的异同，而是为什么要把这两座城市放在一起比较？

这让人匪夷所思。

然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竟有人把温州人比作犹太人，而且这种说法还风靡一时，以至于“360百科”在介绍“温州”时也堂而皇之地宣称：温州人被国人称之为东方犹太人。

很多温州人因此沾沾自喜。

且不说把一个小族群比对一个著名的民族，一如将一个小区域与一个国度进行比较，其是否合适抑或对等？仅仅从形成各自特性的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看，他们之间的差异绝非以道里计！

“割礼”、“成年礼”在希伯来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犹太人心中的“哭墙”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在几千年失去家园的苦难漂泊中凭借什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信仰和精神品性？这些，绝非同样以游走四方兼利天下的温州人所能理解的。

古代有个民族叫比泥基族，居住在今天的黎巴嫩境内，靠近地中海，基本上是山区，平原缺乏，比泥基人无法靠农耕为生，只能到地中海航行贸易。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比泥基人的生存和生产方式，成就了比泥基人的贸易禀性。在这一点上，温州人与比泥基人似乎也十分相似。然而比泥基人老早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行为方式不等同于行为动因，外部现象的雷同同样不能说明不同民族（族群）内在精神的相似。

所谓了解一个民族，最主要的莫过于把握其民族精神。如创造了《圣经》和《犹太教法典》的犹太民族，虽仅有1600万人，占比全球人口不到0.25%，但却获得全球22%的诺贝尔奖，其概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08倍。在漫长的历史中，造就了无数思想大师、科学巨匠、艺术天才、工商巨子，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冯·诺依曼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谜一样的以“超自然的启示和信仰”为其原则的希伯来文明，与以注重血缘情感执着于人世生活的华夏文明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以儒道释屈骚精神为其大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为其精神信念、以政教合一崇德贵民为其政治伦理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化，为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全世界唯一不断流的文明。

而温州人不管多么特别，仍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温州方言不管其如何拗口难懂，仍然是汉语文中的一种地方性语言。因而温州这个区域族群基本的文化性格和心理结构，仍然是中华民族集体精神中的一种区域性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温州人不是什么东方的犹太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是中国的温州人。

这是我们务必要保持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根基和文化自信。

四篇章：溢涌与沉淀

主题：包藏与呈现，既是生命之规则，更是天地之法则。不断的溢涌与沉淀所生成的“动的精神”，使温州走出了农耕之外的另一条生存之路，并由此形成区域文化独特的精神品格——现代商业伦理精神的诞生，标示着一个实利性族群走向价值超越的可能。

一、锄光与浪花的抗争

——“动的精神”：商文化品性，“闯世界”的力量之源

温州人，很多人都见过，他们甚至可能是当今世界认知度最高的族群之一。然而温州这个地方，许多人不曾来过，温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哪怕是温州人自己，也可能不甚了了。

温州之问：温州地域的缘构发生

雁荡山，天下奇秀。峰峦竦峙，峡谷深切，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岩嶂上层层叠置的岩层，节理清晰，生动地勾勒出当年火山喷薄的韵律。也即是说，如此秀丽奇绝的峰峦叠嶂，竟是亿万年前燕山期火山喷发后的凝聚。雁荡山，分北雁、中雁、南雁，坐落于浙南不同区域，因地质演化和保存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而成为全球白垩纪破火山的典型代表。

温州以“地常燠而恒温”得名，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8度，相对湿度平均值在75%—80%之间，无霜期达280天。位处浙江省最南端。由西南而东北，平行分布着三大山脉：仙霞岭；洞宫山—大盘山；雁荡山—括苍山—天台山。山坳里的温州，河网密布，主要河流有瓯江、飞云江、青江、鳌江。濒海山区是温州的主要地貌特征，山海隔阻形成相对独立的“阈限空间”，从而与本省的金衢盆地、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等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地理文化性格。

被称之为“瓯人”的早期先民，就生活在这崇山峻岭之间的狭陡溪谷与山海间的“岐海”坡地。“岐”或晚出概念的“垟”，既是瓯人的居住之地，更是他们的给食之地，生存空间决定了他们的取食模式只能是以生态位较低的采猎、渔捞为主。由于土地逼窄，物产多元，气候卑湿，旱涝频仍，故积聚艰难，民需勤作而无暇闲，同时也限制了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温州之问：温州区域族群的生成

生态环境是族群生存的决定因素。溪谷山岙和“岐海”坡地为温州族群主要的聚落之地，故“山海文化”乃温州区域文化的基本面相。汉两次迁徙，原住民寥寥退居山区，但即便是两晋、南宋等几波大移民潮的涌进（包括后来的番薯移民），虽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理念，然而也必须适应浙南的生态环境、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而逐渐本土化。

自然的干预是刺激文化生成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而且更表现在观念形态中。地表卑湿导致时疫流行，“丈夫早夭”，这是族群生存最致命的威胁。直至今日，“逐耗保境”的原始巫道仪式仍是温州民间盛行的祈禳活动。故而温州族群有着更为执著的生存执念和强烈的世间欲求，这同时也体现在以“椅子坟”墓地为其特色的丧葬文化中。与此相连，鱼在婚嫁礼仪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与北方语系中“年年有余”的谐音不同，鱼因多“籽”而成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而台风、海溢、山洪的频仍发作所产生的刺激作用，使族群具备了高度的活动能力（譬如日本之所以善于汲取新思想而避免停滞之弊，其缘由庶几近之）。而浙南地区相对独立的“阈限空间”，不止是临界点的地理区位概念，更是东瓯区域共同体精神意识上的“所有间隙性的或模棱两可的状态”，意味着边缘、反抗、排斥、反常和越轨，具有北顾而南迁的矛盾心理和行为上的悖离，在摆动中难以进行身份定位，无序而充满活力。

瓯居海中，极其丰富的海产品是温州饮食文化的特色，鲜度感永远是温州人舌尖上魂牵梦绕的记忆和美感。新鲜与易腐，折射出不一样的生命感受。

在历史漫长的推进过程中，江流的推动，海潮的舔舐，人口的繁衍，“岐”逐渐向“垟”推进，“半山人”日渐演变成为“江口人”……垟的变级，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低生态位向高生态位的进化，经济的发展，使瓯江、飞云江、青江、鳌江下游区域孕育产生“动的精神”——温州江海平原集约型农业是锄光与浪花抗争的结果，勤劳被赋予内陆农业文明不同的含义，能动性构成温州历史文化精神最独特的刻标。

温州之问：温州区域文化的萌生

山海相依的自然禀赋赋予温州族群特殊的精神样貌。山使人离，水使人聚；山意味着坚毅与顽强，水滋养着动感和灵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与水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东瓯文化的矛盾与辨证，表现为丰饶与不足的矛盾、封闭与开放的辨证、守望与权变的统一。

当历史延续到南宋时期，由于南北移民的汇聚，温州人口激增；同时随着地理区位价值的持续升高（次辅郡），经济快速增长，文化迅速繁荣，长期处于疏离地带的边地族群由此爆发出巨大的张力和能量，重商传统由此形成，温州人开始登上国家政治、文化、学术、宗教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高地。

永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现实、时代政治风云与历史文化传承中孕育产生的，同时更是这种区域人文精神独特的理论概括和哲学表达。

清末民初维新变革，孙诒让、“东瓯三杰”等的开风气先，更是永嘉学派的一脉相承和时代张扬。

改革开放前后，这种悖论式的文化构成所内含的巨大张力，进一步激发了“动的精神”，冲决罗网的温州人民就像一座座复活的火山喷发出巨大的能量，市场经济的滚滚熔浆由此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世界。群山奔赴若波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温州有若呼啸的峰峦，在四十年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孕育生成一种新的区域文化，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温州学，将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学术总结和理论升华。

温州独特的区域文明形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提供普遍主义的解释框架：亚封闭—隔阻效应；三大激活理论：1、挑战应战的生存激活；2、生命内在的激情激活；3、终极关怀的神圣激活。

二、在“程朱陆王”之外

——永嘉学派：温州精神的哲学表达，元典思想的时代光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因由。长久以来，人们把温州商品经济的繁荣归结于永嘉学派的发力和影响，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往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现象的背后，必有其历史文化根本性的推动。但这种推动是缓慢的，是长时段在起作用的（波罗戴尔）。所以，以永嘉学派为代表的大传统文化对历史性教化普遍缺失的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经商者）不可能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毋宁更应该看作是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起作用，因为实利、重商原本就是温州人的生存底色，渊源自千载百代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传承。

唐宋以降，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至南宋为最。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工商业的勃兴、城市的日益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特别是长期被忽视所导致的边地文化对正统文化的热切向往，温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迅猛发展并产生井喷效应。南宋140余年，温州考取进士多达1190多人，文武状元共23名。文风鼎盛，才人辈出。诗词：永嘉四灵，林景熙乃宋代诗歌的光辉结束；戏曲：永嘉戏文，《琵琶记》，高则诚为南戏之集大成者。而永嘉学派的诞生，则标示着东瓯文化第一次走向中国学术的高峰。

“皇佑三先生”、“永嘉九先生”传伊洛之学开启永嘉学术之风；薛季宣加以继承与变革，陈傅良承先启后，至叶适集大成。永嘉学派反对程朱、陆象山之空谈心性，“必弥纶以通世变”，讲究经世致用、见之事功、以利和义、道器相连，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抗争精神，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很高地位和进步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叶适对心性之学的批判，是基于对原始儒学的重新审视和理解。叶适宗师孔子，祖述五经，其经世致用、注重实事实功，与原儒重实践、通时变、兼赅“内圣外王”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而“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显然继承了孔子“道无内外”的传统。永嘉学派及其统续表现出对《尚书》《周礼》和《易经》等儒家元典的关切，不啻为原儒精神的批判性继承和时代的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务必要厘清且更需作进一步的溯本清源，因为事关道统的源流正脉。

永嘉学派直面现实、求真求是的实用理性精神，根源于温州艰难的生存环境与老百姓现实的生活态度和生产斗争实践；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直接来自外敌环伺金瓯破缺的深沉忧患。南宋温州学人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抗争情怀，薛季宣、叶适等曾置身前线，指挥抗战；永嘉学派活泼泼的生命气息以及灵活通达的思想姿态，渊源自温州位居东海边地，长期为中原所罔顾，少正统桎梏，大一统观念影响不深，而山地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客家文化等各种文化糅杂，并在碰撞交融中最终达成相对自由开敞、宽容平和的精神氛围和思想空间。温州各种宗教并存，民间信仰多元且具有强烈的世俗人间倾向。所有这些，无不构成温州人机智灵活、多元开敞、与时俱进、识时达变的灵动思维和开明思想。永嘉学派的根本精神即源于温州人民的生活实际和南宋社会的政治现实，是它们的思想概括和理论总结，并赋予以普遍主义的价值超越，进而形成温州区域文明形制独特的精神气质。

刘基，“敬以一之,仁以行之”，其哲学思想与永嘉学派关联深切，乃中国人“智慧”的象征。

清末民初，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东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中，“三孙五黄”、“东瓯三杰”以重振永嘉学派为己任，继承并发扬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和求是精神。陈虬、宋恕、陈宸，对专制制度和守旧思想进行猛力抨击，宣传维新思想，提出变法纲领，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在近代思想家行列中占有重用地位。特别是孙诒让，作为晚清朴学大师和杰出的教育家，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卓越贡献，把温州文化水准提升至全国的领先地位，被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

这是温州第二次文化高潮期。

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尤其是温州大众在全国各地的创业创新实践，自发播散市场经济理念和双赢共生的商业伦理的种子，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是温州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续写创新史。温州作为市场经济的发祥地和共同富裕的示范区，不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见证，同时也必将迎来温州文化发展的新高潮新创造。

永嘉学派所蕴含的思想精神，无疑是温州人精神超越性价值之所是，更是创立“温州学”之核心要义之所在。

三、“信用温州”的价值重估

——信用：德性与契约（法治）的结合，现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温州要“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就务必回答好另一个“发展之问”：如何为与时俱进的“温州模式”注入新的人文精神？怎样提升新时代“温州人精神”的文明能级，标定其核心价值理念，为全面建立现代商业伦理体系、铸造现代商业文明贡献温州智慧和温州范本？

永嘉学派经世致用、讲求事功、义利并举、道不离器的思想主张及其求真务实、知机识变、敢于开拓、开风气先的实践风范，乃是温州区域族群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无疑具有价值的超越性。

诚，乃德性伦理之核心要义；信，则为熟人社会之行为准绳。然而，以民间经营为主体的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大量的农民经商者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缺乏起码的人文教化、道德素养和法治意识，极度贫困与极端功利所导致对金钱的盲从，致使价值迷失，根本动摇，失信、假冒行为屡屡发生。经过严厉打击、统一整治和十余年的“质量立市”、“品牌兴业”，温州的工商业态大为改观。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又提出了“信用温州”的建设目标。

2002年6月6日，温州市召开了信用建设动员大会和“中国·温州现代商业文明论坛”。该活动以“建设信用温州、构建现代商业伦理”为主题，旨在探索“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明礼诚信、共生共荣”的新温州人精神。信用温州建设，以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目标，培育信用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三大主体，强化信用制度、信用文化、信用监管三大支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创机制体制新优势。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在会上强调指出：“温州的发展要取得新的突破，要开创新的局面，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制度文明方面的因素更加重要。信用，作为制度文明的核心，是实现温州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完善温州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柱，是温州应对全球化挑战、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温州更快更好地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通行证。技术、人才、资金可以引进，信用不能引进。”

这次活动还催生了8月8日“温州诚信日”。

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温州市的信用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2004年，温州被列为“中国50家投资环境诚信安全区”之一；2005年，被中国社科院评为城市金融生态等级最高I级城市；2017年，荣获全国城市信用建设创新奖，综合信用指数名列全国地级市第三位，同年底，温州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国家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而且这是第一个提出信用建设的城市；“中国·温州现代商业文明”论坛，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以“信用”为主旨展开研讨的峰会。在21世纪初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澎湃浪潮中，温州第一次提出“现代商业伦理”这个价值理念，并为构建这个价值体系进行了区域性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

这个足以代言改革开放时代的城市，秉持千年传承，并在不断走向世界的创新创业中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凝结成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性价值。于是，实践的概括与理论的提升成为必然，“温州学”应运而生。

“温州学”的创建，肇始于2002年7月，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在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抓紧建立“温州学”、深入开展“温州学”研究。11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创立“温州学”的思考》一文，引起全国关注。同年年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温州考察时十分赞成对“温州学”的研究。

经过20年努力，“温州学”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倾力于文献整理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很少从学科本身出发，在学理上作质的规定或抽象出普遍性与规律性的逻辑。

所谓“学”，须有独立之特质。这种独特性，是以“他者”而进行自我确证的。譬如东方学，是之于西方这个“他者”而确立的，反之亦然。但即便是“东方学”，也必须具备普世概念的价值维系，譬如“温州学”，须植入“勤力、精明”“敢闯、敢干”“宽宥、开敞”“双赢、共生”“经世致用”“道器相依”……这些既是温州的又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文精神，方成其为学；即是说，富于“大爱”底色以其信用（契约精神）为根基的现代商业伦理品格即温州人精神，是构成“温州学”根本的学理支撑。

“温州学”学科的建立，亟需国家级学术力量的加持和哲学意义上的提升。

第五篇章：海的约定

主题：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体化与异质性构成当今世界悖论式的存在。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中，温州如何保持地方特色同时又更好地走向世界，就务必要增强区域文明的人文内涵，强化自身特质中普遍性和未来性的指向，从而实现价值的超越。

第一集：这即是大海之所是

——敢为天下先：“勇者无畏”更需要“慧聚天下”“智通未来”

浙南沿海多山。山与海，孕育了900多万温州人民精神的骨血。

有人认为，“温州模式”的特点即群众的创造性、流动性、市场化与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隙的结合，根源于温州历史文化的延续。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无疑是“温州模式”的生命内核。而敢为天下先的核心就在于“勇者无畏”。

硬气、果敢、尚武、勇毅，这种品格一直深藏于温州老百姓的生命骨血里，这就是勇者无畏的精神。温州大量地方俗神的人物原型都具有勇者无畏的气概（《灵经大传》中的陈靖姑）；永嘉学派的思想主张同样具有勇者无畏的理论勇气；而温州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的创业事迹也都体现了勇者无畏的人格魅力。但“勇者无畏”在温州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却有着不同的表达：一类是穷则思变、为生存而抗争的“无知者无畏”；另一类则是具备了理性自觉、为理想和事业勇往直前的“无畏”。前者多体现在改革开放前期那些草根企业家身上；而后者，则在近十余年温州中青年创业者身上呈现出不凡气象。这同时也标示了温州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剧、以及教育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整体提高，温州人的行为方式、行为动因、价值理念、精神气质均发生显著变化，与时俱进的温州模式也因此具备了崭新的内涵。

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新时代的温州要打造全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探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务必回答好三大“发展之问”。

（一）、进一步提高城市能级和中心城区首位度，整合浙南闽北赣东资源，构建东南海岸经济圈，打造联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建设的中心都会，以产生强大的“溢涌效应”。

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创造了“温州模式”风向标式辉煌的探路者、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富起来的沿海城市，面对数字变革和科技革命的全新赛道、标兵渐远追兵渐超的风险忧患和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如何筑牢实体经济基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振温州经济雄风、再造体制机制新优势、加快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市域样板，将是未来温州赶考路上的一份严肃问卷，需要温州每一个答卷人做出不懈努力。

继续聚力创新发展，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在系统构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环大罗山科创走廊、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瓯江实验室“一区一廊一会一室”创新格局的基础上，高起点推进温州湾新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促进三澳核电、正威电子、瑞浦新能源等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的建设速度，以数字化引领撬动改革，推动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传统支柱产业、新兴主导产业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向东向南、拥江面海发展战略，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创成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十四五”末力争实现万亿级地区生产总值、千亿级地方财政收入、千万级常住人口，达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双丰收”。

（二）、全面提升教育文化知识水平和伦理道德品质，大力推进现代商业文明建设，为建立和完善“现代商业伦理体系”提供实践资源与理论范本。

温州作为有着2200多年行政建制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何赓续千年城市文脉、推动城市一体发展、实现品质能级跃升，又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命题。

擦亮“大爱城市、诚信社会、道德高地”城市品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城市更加绿色、开放、包容、多元、自信，让温州成为过日子的好地方。

加大力度加快推进“温州学”研究建设，聚焦“千年商港、幸福温州”城市定位，将“千年文脉”、永嘉学派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让源远流长的瓯越文明与新时代温州人精神交相辉映，酝酿生成区域文明新的精神气象。

（三）、加快建设“世界的温州”。温州作为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面对全球开放融通的历史趋势，如何努力走在新时代开放发展城市的最前沿？

不言而喻，地方特色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当全球化同时夹带着同质化风靡世界，而异质化又以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种种姿势成为反对一体化的战斗心理呼唤，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当口，温州这个既位处一隅体量不大又名动天下连接全球的城市，将以怎样的姿态在全球化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又以怎样的自己融入一体化的潮流，这无疑是一道历史性的考题。

加快枢纽建设，重塑港通天下优势。在未来几年建成集亿吨海港、国际空港、中欧陆港为一体的物流港；联动“卖全球、买全球”、引领消费新潮流的商贸港，跨境投融资便利、外资民资汇聚的金融港；头部企业集聚、天下温商回归的总部港；数字制造、数字贸易、数字金融蓬勃发展的数字港；展现“千年商港”的时代景象。在此基础上，更要培育温州人新的行为作派、新的目光胸怀、新的价值伦理和新的文化品格。只有全面提升温商的道德情操、文化襟怀、国际视野和未来目光，才能促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浴火重生，这也是破解温州人目光短浅、坐井观天、急功近利、夜郎自大的根本法宝，更是做好温州人经济这篇大文章的肯綮所在，使温州真正成为新时代孵化商贾、酿造商机、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沃土。

从瓯江时代走向东海时代，拥江面海的温州，需要水一样的涌动，更需要海一样的浩瀚，这即是大海之所是，更是“港通未来”的方向提示和逻辑起点……

二、数学问鼎未来

——“数学家之乡”：温州区域文明独特的天才的例证

2022年，一个名叫陈杲的温州青年被誉为“天才少年”登上热搜，起因于世界两大数学论题的创造性突破。

一个是他与中科大教授陈秀雄一起完成的一项重用“分类”工作，他们证明了引力瞬子只有4种。2021年底，论文在《数学学报》杂志发表，这是微分几何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另一个是2021年2月，陈杲在《数学新进展》上发表一篇名为《J方程和超临界厄米特-杨振宁-米尔斯方程的变形》的论文，攻克了复微分几何领域的世界难题，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强烈关注。

陈杲14岁进入中科大少年班，25岁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助理教授，现为中科大特任教授。2022年7月31日，获华人数学最高奖——ICCM数学银奖。

其实，陈杲只是温州众多数学家中的一颗新星，在他的名字前，至少可以拉出几百人的长长名单。据考证，在一个时期里，国内主要大学的数学系系主任有三分之一是温州人，而担任世界著名大学数学系主任或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就达30余人，他们的基础教育几乎都是在温州完成。

温州数学名人馆，群星闪烁，姜立夫、苏步青、谷超豪三尊青铜塑像，让三代温籍数学家穿梭时空相聚——苏步青留学日本前专程拜望从哈佛回国的姜立夫，毕生牢记他的耳提面命；苏步青是谷超豪的老师，谷超豪又培养了九个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获得“斯隆研究奖”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授江迪华、中科大26岁的年青教授陈杲、第38届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年纪最小的满分得主龚浩然……才人辈出，俊采星驰，犹如没有止境的长跑，接力棒在温州代际间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2003年，国际最高数学成就——沃尔夫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