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任正非最钦佩的科学家，有什么与众不同？

发布者：湖光山色 2025-7-12 10:07

文｜砺石商业评论张军智

令任正非敬佩的人

海湾战争前，萨达姆将大量武器埋在沙土下，以躲避美国的轰炸。但是美国人通过侦察直升机上的一个神秘吊舱，精准地锁定了这些武器的掩埋位置，随后一开战，就毁灭了这些武器。

同样，不久前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也利用了这种“吊舱”。即便伊朗的核设施深达近百米，并且设置有大量的迷惑性假目标，但通过这个“吊舱”设备和其他数据相结合，美国的轰炸据信依旧找到了准确目标。

这个神奇“吊舱”，名叫航空重力梯度仪，它原本作用是用来高效率探矿，却被北约军队当成了武器。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该设备还是由一位中国科学家在英国时所制造。只是很长时间国内对这个科学家缺少关注。

今年6月，随着《人民日报》专访华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的采访《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对话任正非》，刷屏网络。

这个中国科学家的事迹和他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的名字“黄大年”，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在任正非的言辞之间，充满了对黄大年的欣赏与尊敬。他称黄大年是“探索创新、至诚报国”的伟大科学家，并以黄大年的名字，做了“黄大年茶思屋”的非营利网络平台，免费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查阅全球科技信息。

众所周知，华为公司是家杰出的公司，任正非更是个了不起的企业家。在过去38年里，他带领团队，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克服一项项技术、管理、经营难题，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将华为发展成了世界通信领域的顶级服务商。

但华为成功后，任正非个人却未表现出丁点对名利的追求，比如他本人占企业股份比例极低，也从未出席过公司以外的颁奖、表彰会议。多年来，他都是深居简出，远离名利场，一心扑在华为的事业上。

这种毅力非凡、志向宏达且淡泊名利的性格，令“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法眼”，更不要说赞赏。

那么黄大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会获得当代中国科技企业最杰出的领导人任正非如此高的认可与敬意？

提到黄大年，官方媒体通常会称他为：中国当代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用战略一词来形容一个科学家，我们通常会想到的都是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王大珩、王淦昌等老一辈的国宝级科学家们。

那么黄大年何以配得上“战略科学家”这样的称谓？

简单来说，他的工作事关国家发展乃至国防安全。中国的深地矿产资源、深水油气田发现，水下潜伏目标探测，都与他的研究相关。有外国媒体曾评价：“他的回国，要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而他也带领团队，为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1958年，黄大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教师家庭。1966年“文革”爆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黄大年跟随父母，一起被下放到了地处桂东南的广西地矿局第八地质队。

虽然生活在偏僻的山村，但在父母的引导和教育下，黄大年从小就对英雄人物故事和科学知识充满兴趣。

有次在上学路上，黄大年看到附近农场一辆拖拉机抛锚在了铁路交叉道上，而此时不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他脱下衣服拼命向火车的方向，奔跑挥舞，而司机在发现他的示警后，紧急制动，最终停在了拖拉机前十几米处。几天后，农场给学校送来一面锦旗，写着“欧阳海式好少年”。

类似的举动在少年时代的黄大年身上还有很多，甚至有次为了救落水同学，他自己被水呛得虚脱，差点被急流冲走。

初中时，黄大年到了罗城县的“五七中学”读书，这是所寄宿制学校，他经常半年才能见到父母一次。不过这也让他早早学会了独立和自律。

学校的生活艰苦，但那些下放来的老师们，讲述的知识却令他陶醉其中。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团员，是老师眼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高中时，他又跟随父母到了广西贵县，并考入当地高中。那个时代，学校经常组织“学工”“学军”“学农”，白天要从事体力劳动，所以很多同学晚上回到学校后，都会早早休息，但不论白天怎么辛苦，黄大年都坚持晚上自习。

偶然听到老师讲到沼气可以点灯、做饭，他就和同学手动挖沼气池，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密封和导气装置，让学校用上了沼气灯和沼气灶。老师布置的实验课，他更是力求精准完美，如果达不到，就一遍遍做。

他的老师后来回忆说，黄大年非常好学，问的很多问题都是超前的，甚至是大学才会接触到的。而为了学习到更多知识，他还会找地质队新来的大学生们请教，把人家的书借去学习。

1975年高中毕业后，黄大年因为成绩优秀，品学兼优，成了当地地质队的一名航空物探员。黄大年也由此开启了他的“地质梦”。

地质队工作流动性很大，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地点，居住环境也很简陋，黄大年经常是和同事白天扛着仪器野外工作，晚上回来煤油灯下绘制图表，整理记录。但即便这样辛苦，黄大年依然坚持学习，嘴里时常蹦出的“拉普拉斯方程”“傅里叶级数”等名词，让队里资深的同事都感到吃惊。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黄大年的命运迎来了新的转机。这年高考，他的成绩已经超过当时很多名校的录取分数线，但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长春地质学院金属及非金属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这所学院是由李四光先生创立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也是地质人心目中的科学殿堂。

为国家寻找到更多矿藏和能源，成了黄大年的最大理想。

四年的大学时光里，黄大年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学校到处都留下了他努力学习的身影。但他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晚会上他能一展歌喉，足球场上他身姿矫健……成绩优秀，多才多艺，连续获得“三好学生”和标兵表现奖。

大学毕业时，他在同学的留言册上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黄大年后来考取了学校的硕士，毕业后又留校任教。教学期间，他获得了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地矿部成果二等奖。1991年，33岁的黄大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当时，我国在重磁数据处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很大，黄大年时常为此陷入焦虑。为了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他向导师说明想出国读博士的想法，得到了导师的支持。

那个年代，要想出国并非易事，除了专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过语言关和资金关。最终通过艰苦的学习和准备，1992年，黄大年获“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得以到英国利兹大学读博，成为30名公派出国留学生中的唯一一个地学领域的学生。

出国前，他对身边的老师和同学说，“我一定会把先进的技术带回来！”

根在中国

留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四年的时间里，黄大年将时间利用到了极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吸收新的知识。1996年12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该系优秀毕业生中的唯一外国人。

随后，黄大年返回长春的母校报道。只是此时，国外的航空地球物理研究正在大跨越式发展，黄大年唯恐中国因此而落后。1997年，经过学校批准，黄大年再次前往英国，到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担任高级研究员，从事针对水下潜伏目标和深水油气田的高精度探测技术研究工作。

在英工作期间，因为工作的现实需要，黄大年加入英国国籍。时光一晃就是10多年，黄大年在ARKeX公司也成长为一个广受尊敬的传奇式人物。他带领着一支包含外国院士在内的数百人团队，从事海洋和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方法、技术和装备研发。这是当代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

黄大年在ARKeX公司的地位有多特殊？他后来回国后，带领国内考察团队去ARKeX公司参观时，对方直接安排观看正在研发装置的核心部分，甚至介绍重要参数。惊讶的随团中科院院士罗俊都感慨说：“我从事这项工作多年，还第一次收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此隆重的接待。”

在英国期间，黄大年不仅事业有成，生活也幸福优渥，他自己有“首席”的高薪与股份，学医的爱人在伦敦有两家诊所，女儿也在英国上大学，一家人生活在高档花园别墅区。

但黄大年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太清楚，科学虽然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特别是在英工作期间，他的双亲离世前，都曾在最后的电话里叮嘱，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有祖国的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他在等一个机会。

2009年，当收到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领导的邀请回国邮件后，黄大年的那颗海外赤子心彻底激活。

他回邮件表示：“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2009年底，黄大年作为东北第一个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回到母校工作。

以身报国

甫一回国，黄大年就被委以重任。当时，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地球深部探测计划“深部探测技术与试验研究转型”刚刚展开。该计划设置9大项目49个课题，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和1600多名科学家以及技术专家参与其中。

黄大年被任命为第九分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首席科学家，其核心之一是研发中国自主的“航空重力梯度仪”。这也是我国“十二五”“863”计划的重要项目。

当时有记者问他：中国深地探测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差距？他回答：人家是“导弹部队”，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其中一些“步枪”还是通过进口获得，高精尖的装备被别人禁运。

“航空重力梯度仪”被称为是能给地球做“CT”和“核磁”的仪器装备，可以让地下两公里的情况都能一目了然。而且这一设备的军民两用特性，可以大幅提升一个国家在资源安全和国防战略领域的能力。

研发“航空重力梯度仪”本是黄大年在英国的老本行，不过在英国时，他拥有顶配的国际团队以及随用随取的先进仪器和设备，他只需要做好研究和管理工作。

但在国内，这些设备和仪器即使我们愿意花大价钱也买不到。怎么办？

黄大年协调各地研究机构，带领团队，从零开始，自主攻克从理论到工程化的全链条技术难题，最终制造出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仪器装备。

在长春“地质宫”的办公室，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太累了就简单在沙发上休息一会。有老朋友听说他回国后，多次联系，他每次都回复：“在忙，回头联系。”十多次后，终于通上电话，他抱歉地说：“最近研究的内容很关键，我现在吃饭都是以秒计算。”

在黄大年的带领下，我国仅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甚至在算法上还领先国际。中国自此开始走向“深地时代”。

在研发航空重力梯度仪的同时，黄大年所负责的第九分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研发被称为是“入地望远镜”的“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机。

要将来自地球深部10公里处的样本取出，绝非易事。在地面上坚硬的钻杆，在那种深度下，会变得如同面条般柔软。而且如何确保钻头高温下不会罢工，如何确保井壁不坍塌，不崩裂，如何完整无缺采集到内部岩心……

困难重重，但黄大年和团队以坚定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闯过一道道难关，最终做出了高达60米，占地一万平方米，总重量达1500吨的巨无霸“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机。

2018年6月2日，“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完成了“首秀”，以完成钻井深7018米创造了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深度新纪录。随后几年，这台钻机转战到塔里木盆地，完成了5口井深超8000米和1口井深超9000米的油气钻井工程。这也令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

此外，黄大年主导的其他重大项目也频出硕果，重载荷无人机、空地井立体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等等。7年时间里，黄大年带领400多人的科学家团队，创造出多项“中国第一”，为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还跳出学科的门户之见，站在国家层面思考问题，只要需要他的地方，不管有没有好处，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他的办公室外，经常是站着各地来的请教、合作、探讨人员。

他手握多项“863计划”“十二五”计划的课题与项目，发掘到不错的团队和机构，他就分一部分项目交给对方。同事抱怨说，项目给了外校，钱都归了人家。他认真地说：“咱们得从国家的角度去想问题。”

学校领导多次催促他申报院士，他满不在乎地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为国育人

回国后，黄大年明显感觉到国内相关学科高水平人才的困乏，他说：“中国正努力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而这段不平坦的进程需要几代人去完成。如何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让文化与智慧长久地传承下去，值得每个人思考。”

他迫切地想带出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一批能在国际舞台上也有话语权的年轻人。

虽然科研任务已经非常重，但黄大年仍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培育新人身上。回国后，他就担任了吉林大学“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他说每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只要因材施教都能成材！

发现有的学生对编程感兴趣，他就有针对性地培养，不仅教学生理论基础，还通过跨学科联合培养的方式，让学生很快掌握了地学大数据的并行计算和软件研发技能。看到有的学生痴迷无人机，他就个人出资3万，资助学生去北京参加相关培训……

在黄大年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分门别类记录每个学生的学习笔记与读书报告。他不出差的时候，就会逐个问学生，最近学了啥，想了啥，碰到什么问题。学生交的作业，他每处细节都不放过，力求学生学精学透。

他经常说的话是：“科学这方面的事儿，一点儿都不能马虎，一丝一毫的懈怠也不行。”

工作太忙，他就在出差间隙的机场、车站、会议间隙通过邮件批改作业和视频讲解。他还购买国际期刊设立图书角，邀请国际同行前来授课，鼓励学生投身创新实践。

在生活上，他对学生的关心程度，更是细致入微。听说学生画图需要跑到网吧里，他大手一挥，自掏腰包，给全班24个同学，一人配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夏天，他让爱人给学生熬绿豆粥；有学生丢了钱包，他就给生活费；听说有的学生家人重病，他就协调联系医生，拿出十几万给学生；有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费用不够，他就个人补助；他还资助了多名出国的留学生……有人说黄大年兜里的钱仿佛可以随时拿出来给大家用。

而他个人的生活却极其简朴，经常是几个烤苞米、面包、一碗米线就是一顿饭。

黄大年非常强调掌握国际前沿学术的重要性，支持学生走出去，“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长进，长进了一定要报国。”“等你们学成，再汇聚起来，就是未来中国科技的生力军。”

截至2017年，黄大年指导下的研究生，有14人获得省部级奖励，8人获得国家奖学金，3人获得“李四光奖”，博士生马国庆更是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而如今这批学生，有的已经从剑桥学成归来，有的已经是重点项目的骨干，有的走上大学讲台开始新的传承……

精神永存

回国的7年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他经常是白天开会、沟通、辅导学生，晚上坐着午夜航班出差。

同事说他是在拿命搞科研。他微笑着回答：“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不知疲倦像永动机一样工作的黄大年，最终累倒了。2016年11月28日晚上，北京飞成都的最晚一班航班上，黄大年感到腹部剧烈疼痛，晕厥前，他对空姐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一个多月后，黄大年永远地离开了，带着他对祖国的眷恋，带着亲人、同事、学生对他不舍地呼唤……

追悼会上，由于黄大年的女儿在国外刚生完孩子，无法回国。从各地赶来的学生强烈要求站在家属席，他们哭着说：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人们曾经都认为黄大年很有钱，毕竟他国外工作多年，还是多个国家项目课题的首席科学家，结果他去世后，卡里只剩下几十万元，还不够他一年的工资。

黄大年的生前好友，同样是海外回国的著名科学家施一公面对采访时，数度哽咽，他说：大年是我见过的最单纯、最赤胆忠心的海归科学家，单纯到为了祖国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倾注全部精力。他是一代人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460万留学生的楷模，他的精神感染激励的是一个领域、一批学子、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