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23元勋和凌烟阁24功臣，谁更了不起？

贞观十七年的一个冬夜里，已过不惑之年的唐太宗李世民躺在暖帐中，对身边的武才人说：“你可熟悉我大唐的这些猛将良臣？”

武才人说：“愿听陛下讲解。”

在社会风气开放的唐朝，皇帝们并没有给自己立下“后宫不干政”的规矩，反倒倚重外戚，也乐于和后宫谈论政事，真理不辩不明啊。

太宗的话匣子打开了：“长孙无忌反应迅速，决断事理，连古人都比不过，不过领兵打仗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端正，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不过他不肯犯颜直谏；至于当今名将，只剩下李世绩、李道宗、薛万彻三个人了。”言罢，太宗不由得陷入了对几十年来跟着自己一起打天下的一众老兄弟的深深思念。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只是上半句；下半句是，一朝天子千将陨。郧国公殷开山，早在高祖时期就死在征讨刘黑闼的途中。蒋国公屈突通，贞观二年去世，享年72岁。莱国公杜如晦，贞观四年病逝，年仅46岁。郯国公张公谨，贞观六年病逝。邢国公刘政会，贞观九年去世。胡国公秦琼，贞观十二年病逝。河间郡王李孝恭，贞观十四年病逝。堪为人镜的郑国公魏征刚刚也病逝了，现在鄂国公尉迟敬德也要回家养老了，不过我要求他每月初一十五照例到朝堂报到，以慰君臣之思念。名将远去，江山与谁？承乾这个孩子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啊！

武才人听完太宗的一番讲解，感到自己在知人善任方面的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她对太宗说：“陛下何不效仿古人的惯例，为这些良臣猛将画之高阁，以慰思念？”

已经告别战乱、步入盛世多年的大唐王朝，确实到了刻石立碑、表彰群臣的时候了。太宗听了武才人的话，顿时茅塞顿开，遂命当朝宰辅兼大唐首席建筑设计师、千古画圣阎立本老先生在太极宫东北隅凌烟阁绘制“二十四功臣”图像，纪念大唐开国群雄的不世之功。

立国之本，忠孝二字。中国历史上不乏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这样的人才，在20世纪的中国，就有一批时代英雄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不同的是，他们并非手执刀枪的战士，却同样夙兴夜寐、枕戈待旦；他们没有杀死一个敌人，却凭借强大的威慑力量使敌人不敢进犯。他们就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他们穷尽一生的力量研制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航天事业，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科技和国防力量，真正让国人的腰杆硬了起来。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前夕，中央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科学家也被称为“两弹元勋”。授奖时，7人已经不在人世，其中还有1位烈士。如今，两弹元勋仅剩3人。

两弹元勋的工作大多是在默默无闻中进行，即使公开解密后，也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而不能过多宣传解读，大多数人对他们知之甚少，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有没有什么办法既符合保密要求又能颂扬他们的丰功伟绩呢？如果把两弹元勋与唐朝历史上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进行适当对比和联系，是否能增加大家对他们的印象？

钱三强：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堪比卫国公李靖

钱三强（1913~1992），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经吴有训教授和严济慈教授的引荐，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同情中国的居里夫人赠送给他放射性元素，从而点燃了中国原子能发展的星星之火。钱三强堪称中国原子能事业“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钱三强高超的学术水平和行业领导地位，就像卫国公李靖精通兵法、统帅三军一样，是两弹元勋中的领导者。

王淦昌：德高望重的原子能领导者，堪比赵国公长孙无忌

王淦昌（1907~1998），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奠基者，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长，也是两弹元勋中最年长的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吴有训教授的培养，到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迈特纳。回国后在浙江大学等处任教，培养出了李政道等杰出人才。

在两弹元勋中，王淦昌是老师辈的人物。他的贡献跨越了旧中国、新中国的艰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当之无愧的战略科学家。著名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就是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提出的，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而赵国公长孙无忌，为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身为皇亲国戚，太宗的大舅哥，他为了李世民的事业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学森：知名度最高的“导弹之父” 堪比梁国公房玄龄

钱学森（1911~ 2009），空气动力学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钱学森系出名门，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可是他姓钱却不爱钱，甘愿放弃外国的高薪待遇和发展前途，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做奉献。当国家咨询他关于优先发展战斗机还是导弹的时候，他说：中国穷，需要更加快速发展的事业，导弹比战斗机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更少，威力却不容小觑，是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从此，国家确立了两弹战略。

“两弹一星”，并非人们习惯性以为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而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核武器是炸弹，导弹是运载工具。没有导弹，核武器只能像轰炸广岛长崎那样由轰炸机投掷，这在早期的小型原子弹时期勉强可行，但是随着原子弹当量越来越大，投掷原子弹变得不可行，而且轰炸机航程有限，根本无法达到导弹的超远距离射程，很可能还没有达到目标范围就先被对手的导弹打下来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后果不堪设想。

将钱学森比作梁国公房玄龄，因为他们都立下了安邦定国之功，是国家战略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军师。

郭永怀：出师未捷身先死，堪比郧国公殷开山、莱国公杜如晦

郭永怀是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和钱学森一样都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冯·卡门的弟子，钱学森是他的小师兄，他比钱学森大2岁，比钱学森晚回国1年。两人同在195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8年，在一次飞机降落过程中发生空难，郭永怀不幸罹难。为了保护珍贵的文件资料，他和卫士紧紧地抱在一起，身体被烧得面目全非，文件非毫发无损，成为中国科技史上最壮烈的一幕。他是两弹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郭永怀的罹难，就好像突然辞世的莱国公杜如晦一样，也很像死在征讨刘黑闼途中的郧国公殷开山——就是《西游记》中唐僧之母殷小姐的父亲原型——郭永怀和殷开山一样，都没有留下子嗣。

钱学森、郭永怀这对师兄弟，恰似房玄龄、杜如晦的“房谋杜断”。惜哉痛哉，郭永怀骤然逝去。

邓稼先：以身报国，堪比郑国公魏征

邓稼先，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领导了原子弹、氢弹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是本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没有留过洋。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的同学杨振宁得到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深造，他则去了昆明的中学任教。70年代，当杨振宁回国访问时，问了他一句话：原子弹是我国自己研制的吗？他没有回答。等到请示上级后，他在杨振宁回美国的前一刻，交给他一张纸条，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由于常年接触核放射物质，他罹难癌症，年仅62岁就去世了。他是两弹元勋中以身报国的杰出代表，比郑国公魏征还少活了一岁。

孙家栋：后起之秀 堪比鄂国公尉迟敬德

孙家栋（1929~ ），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是目前在世的三位两弹元勋之一，也是唯一一位生前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两弹元勋。像他这样福寿绵长、贡献特别多的“老臣”，可以和鄂国公尉迟敬德一较高下。

程开甲：活了100岁的核司令，也许就是卢国公程知节的后代

程开甲（1918~2018），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技术专家，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创始人之一。和彭桓武同为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曾任核基地副司令员，是两弹元勋中最长寿的人。他的远祖程咬金，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最长寿的人之一，活了77岁。

和程咬金一样，程开甲也是一位“福将”，向来旗开得胜。

于敏：“氢弹之父”传美名，忠诚胜过胡国公秦琼

于敏（1926~2019），核物理学家，和邓稼先一样是“土专家”，没有留过学。他在中国氢弹设计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的完整设想，被国际上称为“于敏构型”，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氢弹之父”。

于敏从小崇拜诸葛亮、秦琼这样的人物，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自己的座右铭，不管自己功劳多大，始终“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和秦琼没有等到自己登上凌烟阁就去世了一样，于敏也没等到“共和国勋章”颁发给自己，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是唯一一位在死后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

两弹一星是我国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科技成就，是争气弹、争气星，不仅具有极大的科技意义、国防意义、政治意义，还具有伟大的精神意义。两弹一星元勋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其实在两弹一星背后作出伟大奉献的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是我们的伟大精神传承，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将中华民族火种永远点燃和传递的不竭动力。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两弹一星元勋们！让我们记住这些不朽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