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科学星空，勇攀量子高峰

30多年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读的潘建伟，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他发现，微观世界的规律，完全颠覆日常认知。然而当时我国的量子科学研究和国际前沿有着巨大差距。为了摸到前沿、学透核心技术，1996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毕业后，潘建伟远赴奥地利求学。留学伊始，潘建伟立下心愿——在祖国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

30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已经带领团队研制出“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和“祖冲之号”系列超导量子计算机，使得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在光量子计算与超导量子计算两条路线上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

9月6日，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当70后潘建伟、80后陆朝阳、95后邓宇皓三位不同年龄段的科研工作者登场，依次道出量子追梦初心时，现场学子献上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潘建伟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年，量子事业正在被更年轻的手接住，这也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一群年轻人作出共同选择

1997年开始，潘建伟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到国内讲学，带动了一批研究人员进入量子领域。也正是那一年，在博导安东·蔡林格的实验室，潘建伟与同事首次在国际上实现量子隐形传态，这一实验后来被公认为是量子信息实验研究的开山之作，直观展示量子力学的神奇。

2001年，31岁的潘建伟回国在中国科大组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核心技术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算拥有底气。过去，我们在科研领域常扮演追随者和模仿者的角色，我们必须做开拓者。”他说。

“量子通信守护国家信息安全，量子计算重塑未来算力格局，这些都是国家长远发展所需要的。这些年，我们送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出国深造，对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他们学成了能回来。”潘建伟说。

他们做到了！且带着全新的知识归来。

中国科大教授陆朝阳就是其中一位。2000年，陆朝阳考入中国科大物理系。大三时，他结识了归国不久的潘建伟，被对方描绘的奇幻量子世界吸引。已经取得校内保研资格的他，放弃了原先的研究方向，改为从事量子研究。

2008年，陆朝阳进入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进行固态量子光学研究。2011年年初，即将博士毕业的他成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研究员。他与潘建伟有一个“君子之约”，学成后立马回归，报效国家。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国从事量子计算和光量子信息技术研究。

陆朝阳回忆，约15年前，一群年轻人作出了共同选择——从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因斯布鲁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国外顶尖高校回到中国科大。他形容，青年科研人员之前像散落的种子，回国后，大家聚成了一片森林，组成互补攻坚团队，完成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等国家重大任务。

陆朝阳至今记得潘建伟发来的一条短信。那是2009年国庆，潘建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之后，给大洋彼岸的学生发去的号召：“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本土培养的年轻人快速成长

陆朝阳在与学弟学妹交流时也常提到：“同样是做科学研究，为什么不回国去做呢？那样更有成就感。这个时代需要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仰望星空”这四个字被1997年出生的邓宇皓铭刻在心，这位2014级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学生，如今已经成长为副研究员。

2017年，邓宇皓偶然读到量子纠缠、量子隐形传态的论文，在老师引荐下，跟随潘建伟、陆朝阳走上量子计算研究的道路。邓宇皓刚进入大四，陆朝阳便交给他天文尺度的量子干涉等实验工作。

“一万次坚持，零次放弃”是邓宇皓对待科研的态度。他坚信，中国自主培养的科研人，同样能够站在国际科技最前沿。在“九章”团队，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实现了国际上的首次光量子计算优越性，并三度刷新光子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如今，他又处在中性原子量子计算科研的最前沿。

和邓宇皓一样，中国科大一批科研新生代实现本土培养、本土成长。

今年5月，潘建伟、陆朝阳等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团队研制的“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求解高斯玻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

27岁的博士刘华亮参与其中。他从事光量子计算相关研究，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光量子计算从实验室原理验证阶段走向更大规模、更高效率、更强可编程能力的应用，最终解决经典计算机难以解决的问题。

做大型量子光学实验，像在维护一台精密机器。“我们每天检查光源、光路、锁相、探测器等模块的状态，然后逐项标定。一个指标异常，就要沿着整个链路向前排查。”在刘华亮看来，真正的科研日常，和大家想象中的“灵光一现”不太一样，更多时候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例如，在“九章四号”的研究中，团队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光子损耗。随着光量子计算系统规模不断扩大，光子需要经过越来越复杂的光学系统，损耗会逐渐累积，这会直接影响量子态的质量和计算复杂度。

当时，大伙将整个实验系统的细节一段一段拆解来看：到底是光源本身的问题，还是滤波、干涉网络、光纤连接或者探测环节造成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损耗？还能不能再降低一点？“哪怕一个数据为什么出现变化，团队都会一直追问到底。”刘华亮回忆。

珍视那些“没有名字的工作”

刘华亮坦言，媒体报道中，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刷新纪录”“领先世界”等字样，但科研人员真正记住的往往是另外一些事情——一个大型实验背后，可能为了降低一点点损耗，要反复调整、优化几个月；为了让系统更加稳定，要重新设计一个不起眼的机械结构；一个异常数据，可能让几名科研人员连续排查很多天。

刘华亮格外珍视这些“没有名字的工作”。“真正的大科学成果，落在实验室日常，就是由无数个很小、很具体甚至有些枯燥的问题堆起来的。但也正是这些问题被一个个解决，‘九章四号’才能实现系统效率提升。”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关键实验阶段，忙到凌晨，突然看到数据达到预期，大家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欢呼，而是先反复确认：“这个结果是真的吗？”直到重新检查参数、重复测量，确认没有问题以后，大家才真正放松下来。

他觉得这些瞬间特别能够代表科研品质——激动之前首先是怀疑，成功之后首先想到验证。

刘华亮说，“九章”不是突然出现的，背后是中国科大几代人在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领域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今天能够在很高的平台上向前突破，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人走了很长的路。”他认为，科研前辈对年轻人影响较深的，是对科学问题和实验细节的钻研。“团队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讨论‘保持量子计算优越性’等大的科学问题，也追问具体技术细节。”

前辈给年轻人带来另一启发是对科研目标的判断。刘华亮说，年轻人容易被某项新的技术或者“漂亮”的实验结果吸引，但前辈会不断提醒他们：这个工作关系到哪些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究竟解决了什么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今，我国的量子科技正进入更加注重规模、可靠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阶段。刘华亮坦言，从量子科技产业链来看，仍然有很多基础问题亟待解决。例如，高性能激光器、探测器以及先进加工和封装工艺等底层器件和工程技术都直接决定量子系统能做到什么水平。“真正有价值的量子计算机，需要靠成千上万个器件长期、稳定、协同工作，这对背后的工程能力提出严苛的要求。”

陆朝阳总说，不要把科研想得过于浪漫，也不要把它想得过于遥远。“科研会带来激动人心的时刻，但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尝试、失败和重新尝试。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深耕科研，并不是他在成功的时候有多兴奋，而是面对一个长时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时，是否愿意继续想下去。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进来，保持好奇心。”

00后崭露头角，在祖国追逐前沿梦想

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更年轻的00后一代手中。研二学生何子墨是“九章”团队中性原子量子计算课题组成员，本科时就对量子计算充满兴趣。对他而言，量子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不确定”和“精确”并存。“量子世界本身充满概率性，但我们又要通过极其精密的实验控制去驾驭这种概率。看似抽象的物理规律，又可能在未来转化为新的计算能力、通信方式和精密测量技术。”

他观察到，课题组成员身上都带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实验中，每当一个原本写在公式里的量子态、纠缠结构或者纠错方案，通过激光、原子阵列和控制系统被实现出来时，他心中会浮现强烈的震撼感。“大家在一点点把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理解转化成新的技术可能性。”

何子墨觉得，科研往往不能只看短期的结果，而是要有耐心、有定力，同时也要敢于选择那些真正困难、重要的问题。“正因为难，才让每一点进展都显得特别珍贵，长期主义的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

让刘华亮印象深刻的是，团队中年轻人的新想法也会被充分讨论。而他理解的“传承”也并不是年轻人简单按照前辈的方法继续做，而是传承前辈判断问题的方法、做科研的标准，再用新技术和新想法往前走。他认为，青年科研人员一方面应继续做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愿意解决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漂亮”，但真正决定技术能不能落地的问题。

眼下，何子墨正参与实现容错量子计算的研究，即探索将量子比特做得更多、更稳定，让量子计算真正走向可实用、可扩展的阶段。他梦想着为实现真正可扩展、可容错的量子计算平台贡献一份力量，“哪怕只是参与其中很小的一环，都意义非凡”。

“一代人开路奠基，一代人攻坚突破，一代人接续领跑。我们想给年轻人搭建最好的平台，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追逐最前沿的量子科学梦想。”青春华章活动现场，潘建伟坚定地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