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田间的“精密大考”——天津“优机优补”赋能合作经济一线观察

4月，天津市宁河区农鑫达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鑫达”）的田块里，没有往年春耕的人声嘈杂，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低沉而有节奏的机器轰鸣。几台崭新的高性能单粒（精密）播种机笔直地向前行驶，身后留下一行行整齐均匀的种沟。

“停！”随着第三方检测专家的一声令下，技术员迅速上前，小心翼翼地拨开表土。游标卡尺、深度尺齐上阵。“播种深度一致合格，重播率、漏播率极低……”检测员高声报出数据，专家逐一记录在案。

这是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组织的2026年高性能播种机现场演示评价会的一个切片。来自多家企业的6款高性能单粒（精密）播种机，在专家和数十位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的见证下，接受了一场关于“精准”的严苛测试。最终，6款机具全部通过评审，即将纳入天津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目录。

但对于在场的100多位合作社负责人来说，他们关心的远不止几台机器是否“考试及格”。他们更想知道：这笔补贴怎么补？这台机器买回去，到底能不能帮合作社多打粮、多赚钱？

“算盘”升级：合作社从“够用”转向“高产”

“过去买播种机，比的是价格，能用就行。现在不行了，地租、人工、肥料都在涨，不靠科技，种地就是赔本赚吆喝。”农鑫达理事长张丙亮蹲在地头，手里捏着一把刚挖出来的玉米种子说。

农鑫达合作社是宁河区规模较大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之一，拥有社员108人，各类农业机械80余台套，年服务面积超过20万亩。合作社不仅为自己成员的土地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还承接周边小农户和种植大户的代耕代种业务。

“我们搞农机合作社的，机器就是生产力。机器好，服务就好；服务好，老百姓才愿意把地交给你。”张丙亮说，过去他最头疼的就是播种环节的“缺苗断垄”。传统机械式播种机“下蛋不匀”，有的地方两三粒挤在一起，有的地方空了一截。后期补苗费时费力，而且补出来的苗大小不一，最终产量上不去。

“现在我们看明白了，高性能播种机虽然贵一点，但它播得匀、出苗齐。用种量能省一半以上，出苗率提高20%—30%。这笔账，算得过来。”张丙亮的“算盘”，折射出当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普遍心态。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扩张，合作社对农机的需求，正从够用向好用、高产快速升级。

“优机优补”：政策杠杆撬动供给侧变革

市场的需求有了，但供给侧的“优质优价”需要政策来打通“最后一公里”。

自2024年天津市启动新一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以来，明确提出“优机优补”导向。与过去普惠式的补贴不同，新政策提高了高性能、智能化机具的补贴标准。

“过去老百姓买机器，首先问‘补多少’。现在我们引导大家先问‘优不优’。”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农机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解释，但“优”不能只停留在说明书上，必须下地验证。这正是此次现场演示评价的意义所在。

承担评价任务的第三方机构专家介绍，评价标准极其“苛刻”：不仅要看播种深度合格率、重播率、漏播率等硬指标，还要在真实的田间作业环境下，按照统一的农艺要求进行实测。“企业说自己的机器好，不算数。我们带着卡尺和测试仪到地里，挖开来看，数据会说话。”这位专家说。

这种“田间考场”的模式，得到了在场合作社负责人的高度认可。“以前我们买机器，只能看宣传册、听销售员讲。现在好了，机器就在我们眼前跑，专家当场测给我们看。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一位来自宝坻区的合作社理事长说。

“精密”红利：社会化服务链条上的增产账

高性能播种机的推广，影响的不仅是一个合作社的作业效率，更是整个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的升级。

在天津，像农鑫达这样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力军。他们通过代耕代种、全程托管等方式，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而播种机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其作业质量直接决定了后续所有环节的效率。

“播种播好了，出苗整齐，后期的植保、施肥、收获都可以标准化作业。”农机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分析，高性能农机装备是实现粮油作物稳产增产、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其精准、高效、标准化的作业方式，从播种环节就为作物全生育期高产奠定基础，对提升单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

张丙亮算了一笔更细的账：一台高性能电驱播种机，作业速度比传统机型快30%以上，而且驾驶员操作更轻松，不需要时刻盯着排种器。“省油、省工、省种子。以前一亩地种子成本要80元左右，现在精准单粒播种，一亩地能省二三十元的种子钱。光这一项，我们合作社一年就能省二三十万元。”

更关键的是，作业效率的提升让合作社可以在有限的春播“窗口期”内服务更多农户。“以前一天播不到100亩，现在一天能播300亩以上。”张丙亮说。

此次演示评价的顺利通过，意味着这6款高性能播种机即将进入天津的补贴目录，也意味着全市数百家农机合作社和数以万计的农户，在今年春耕中就能用上这些经过“精密大考”的先进装备。（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缪翼 林单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