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的讨论剧：舞台上的“头脑风暴”

作者：周炜（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是出生于爱尔兰、活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英国剧作家、小说家、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著述颇丰，仅戏剧作品就有51部，其创作数量和体裁在世界戏剧家中皆属罕见。在英国戏剧史上，萧伯纳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他继承了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传统，关注社会问题，针砭时弊，并在此基础上发扬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讨论的成分，把这种讨论融入戏剧的每一个场景中，逐渐形成一种“讨论剧”的创作模式。在充斥情节剧的19世纪英国剧坛，萧伯纳似一匹黑马脱颖而出，打破了沉闷庸俗的戏剧环境。

《卖花女》封面

Ⅰ 易卜生的影响

萧伯纳的戏剧创作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19岁时移居伦敦。为了生计，他曾担任过电话公司的推销员，后为报刊撰写艺术评论，其间他还尝试过小说创作。1884年，他加入费边社，1885年，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后逐渐成为这个组织最重要的发言人。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改良主义思想，笃信渐进主义，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消除当时英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这一思想在萧伯纳的多部作品中有所体现。

19世纪的英国剧坛，戏剧审查依然遵循1737年通过的《剧场执照法》。在这一严苛的审查制度下，英国舞台上只能上演内容浮浅的情节剧。这些剧目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复杂多变，多运用误会、巧合、意外发现等戏剧手法来制造悬念，以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其戏剧冲突的解决通常依赖于“上帝之手”，这同古希腊戏剧惯用的以“机械降神”手法来化解矛盾如出一辙。作为一名评论家，萧伯纳对情节剧的弊端深有体会。

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萧伯纳接触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作品。根据萧伯纳自己的记载，那是参加《玩偶之家》非正式的剧本朗读，卡尔·马克思最小的女儿扮演娜拉，而萧伯纳本人扮演格罗斯泰。他当时就对易卜生的这部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快变成了热烈的赞许和身体力行的实践。从此，他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精力转移到戏剧创作中，开启了漫长的戏剧创作生涯。

萧伯纳

他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思想所折服，撰写了《易卜生主义的精髓》来抒发对易卜生的推崇。他认为易卜生对于现实主义戏剧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情节剧的最后一幕变为严肃话题的讨论。比如在《玩偶之家》的结尾，主人公娜拉和她的丈夫海尔茂就婚姻关系、夫妻之间的责任和义务等话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种讨论把情节剧的结尾升华为对人的命运的反思，全剧更以娜拉的出走撼动了欧洲中产阶级固有的价值观，在当时的欧洲社会掀起了讨论热潮。易卜生坚信戏剧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从而改变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易卜生在他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中通常会让剧中人通过个人意志来改变自己的困境。在这一点上，萧伯纳和易卜生略有不同，萧伯纳坚信社会变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改变人的本性。

萧伯纳赞同易卜生的戏剧创作理念，深信艺术是改变世界的最为有效的道德宣传工具。他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秉承这一思想，并不断进行创新。他极为赞赏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将其剧中通常出现在结尾的讨论融入整部剧中，凸显对社会话题的关注。其独创的讨论剧特色在《芭芭拉少校》和《卖花女》中均有体现。

《芭芭拉少校》封面

Ⅱ 《芭芭拉少校》

在《芭芭拉少校》（1905）中，萧伯纳痛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嘲讽了军火商的贪婪。主人公芭芭拉少校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在慈善组织救世军工作，她的男友柯森斯为了追求她也加入了救世军。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带着乐队到处募捐，救助穷人。她的父亲安德谢夫是军火大亨，依靠武器生产积累了万贯家财。因生活理念不同，芭芭拉的父母长期分居，导致芭芭拉对自己的父亲不甚了解。当芭芭拉所在的救世军收容所急需捐赠以维持运转时，她父亲提供了5000英镑，这让芭芭拉陷入两难境地——她反对父亲的军火产业但又需要他的捐款。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芭芭拉内心的纠结和无所适从。当收容所负责人贝恩斯太太欣然接受安德谢夫的捐款时，芭芭拉失望地脱下救世军服装，毅然离开该组织。在这部剧的最后一幕，芭芭拉和家人参观安德谢夫的军工厂。当她看到军工厂管理井井有条，工人们生活安稳时，又深感震惊。她父亲还把她的未婚夫柯森斯立为工厂的继承人，并许诺给他丰厚的年薪以保障他和芭芭拉未来的生活，这让芭芭拉再次陷入良心的不安中。

萧伯纳巧妙地把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融入剧情中。例如在第二幕，当得知救世军的一大笔捐款来自威士忌酿酒商时，芭芭拉责备贝恩斯太太不应该接受这笔捐款，贝恩斯太太则提醒她没有这笔钱收容所就得关门，穷人就会无家可归，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当安德谢夫在捐款时大言不惭地说战争是他财富的根源，他劝贝恩斯太太接受他的捐款，还狡辩道：“您的工作是宣传世界和平，是要人彼此和善，您多劝一个人信了救世军，就多一个人反对战争。可是我仍然给你们这笔钱，帮助你们尽快去搞垮我的生意。”安德谢夫和他代表的军工集团是整个英国上层社会的幕后操纵者，通过安德谢夫的狡辩，萧伯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

在这部剧的结尾，萧伯纳再次展示了讨论剧的特色。首先是当柯森斯质问安德谢夫什么是军火商的真正信条时，安德谢夫回答：“谁出公道的价钱，就把军火卖给谁，不管他是什么人，什么主义。”之后是芭芭拉和柯森斯之间的讨论，芭芭拉不赞同父亲的军火生意，但又不愿意离开柯森斯。她的解决方法是否认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幻想成一名殉道者，通过一种精神力量来拯救这些工人的灵魂。最后，她决定和未婚夫搬到军工厂所在的小镇，继续从事自己的慈善事业。

这部剧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军火商和慈善组织已经成为利益集团，军火商通过战争来积累财富，转而又把这些财富以慈善的名义投入到上层建筑中去，从而掌控整个社会的政治话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顽疾是无法根除的。萧伯纳在这部剧中对资本主义痼疾的揭露不可谓不深刻，言语的讽刺不可谓不犀利，但因为他坚信改良主义，无法提出改革社会的良方，他的向善愿望化为芭芭拉少校的妥协。

根据萧伯纳《卖花女》改编的电影《窈窕淑女》剧照

Ⅲ 《卖花女》

《卖花女》（又译《皮格马利翁》）首演于1913年。虽然这部剧沿袭了传统情节剧的套路，但萧伯纳通过在剧中穿插大量的讨论使这部喜剧有了“旧瓶装新酒”的意味。

语音学教授希金斯和皮克林上校在剧院门口偶遇言语粗俗的贫穷卖花女伊莉莎。作为语音学专家，希金斯对伊莉莎粗俗的言语大感兴趣，遂偷偷记录下她的发音习惯。他还对旁观者夸下海口，称只要三个月的工夫，就可以把伊莉莎变成举止高雅的公爵夫人，还可以让她参加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皮克林上校参与了希金斯的打赌，并愿意支付一切费用，改变伊莉莎的发音习惯，让她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在两人的精心打造下，伊莉莎果然在使馆的宴会上被误认为是一位外国公主。

按照传统情节剧的套路，剧的结尾应该是希金斯和伊莉莎喜结连理，共度余生。但这部剧反其道而行之，宴会结束后，两人回到家中，旋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伊莉莎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希金斯的实验品；在这场实验中，她没有任何尊严，也没有赖以谋生的手段，她开始了反击。希金斯认为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伊莉莎可以回到她原有的生活中，开个花店或者结婚。希金斯和伊莉莎进行了长谈，两人讨论男人和女人的相处之道、女性的尊严，这种讨论类似辩论，制造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这一角度来说，《卖花女》已经脱离了情节剧的套路，改为对女性生存和两性关系的讨论。萧伯纳通过一个类似灰姑娘的故事，探讨了英国社会中的阶级问题，讽刺了固化的阶级结构——尽管伊莉莎已经可以说一口纯正的上流社会的英语，但是她依然无法完成阶层跨越。结尾的乐观之处就是伊莉莎没有被面临的困难击垮，她决定独立谋生，用希金斯教给她的技巧来教授学生。萧伯纳在剧中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否仅仅通过改变一个人的口音就可以改变这个人的生活处境。从结尾来看，对于伊莉莎来说，这一切无异于天方夜谭。

讨论剧的特色在《卖花女》中可以说无处不在。伊莉莎向希金斯的母亲抱怨道：“一个上等小姐和一个卖花姑娘的分别不在于她怎么做，而在于别人怎么对待她。我在希金斯教授面前永远是个卖花姑娘……”其他的讨论还包括第二幕中希金斯和伊莉莎的父亲讨论道德和贫穷的关系，希金斯和皮克林讨论婚姻的意义等。这些讨论虽然涉及的是20世纪初期的话题，但对于当代观众来说依然发人深省。

在这两部剧中，萧伯纳以辛辣的文笔揭露了英国社会的痼疾，却没有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在《芭芭拉少校》中，芭芭拉的转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她所谓的慈善事业更像是一个完美的借口，而没有解决她认知方面的危机。萧伯纳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军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勾连，但他无法提出解决方法。《卖花女》结尾处伊莉莎的出路并不明朗，萧伯纳想通过伊莉莎的独立来彰显对阶级秩序的挑战，但伊莉莎的自救并没有完全打破英国等级严格的阶级秩序。这两部作品结尾显示了萧伯纳的改良主义思想。

萧伯纳继承了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的传统，独创讨论剧的形式，改革了情节剧，运用讨论和辩论等形式为这两部作品注入丰富的思想内涵。他在这两部剧中妙语连珠，展示了语言大师的机敏和讽刺大师的辛辣。他在社会问题剧的基础上，加入了大段的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舞台上人物之间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同时也开启了舞台下观众的“头脑风暴”，舞台上下的思想交锋激发观众的思考，这颇符合萧伯纳的戏剧理念，即艺术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大段的讨论虽然使他的剧看起来有些冗长，但其幽默的风格和深邃的思想使萧伯纳成为同时代英国剧作家中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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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