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树下蝉初飞——和姥爷徐旭生在一起的日子

学人小传

徐旭生（1888—1976），河南唐河人，史学家、考古学家。1906年考入河南旅京豫学堂，后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1913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学习哲学。1919年回国，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教。1921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1929年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1931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西游日记》等。

1961年，徐旭生与外孙女王安江（左）、长孙徐十周合影。

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事合影，左起依次为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

作者：王安江（徐旭生外孙女,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会理事）

1955年8月，1周岁的我来到姥姥姥爷身边，一直跟他们生活到15岁。姥爷徐旭生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但在我眼里，他就是那个爱给我读书，见什么讲什么的慈祥老人。在姥爷身边的日子，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学习了很多知识。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些画面刻在脑海里，一些小事依然记忆犹新。

地图和星空

在我刚刚有记忆的时候，家里客厅相对的两面墙壁上就贴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姥爷经常抱着我站在地图前面，给我讲解。两三岁的时候，我已经会指着中国地图上有五角星的地方说“北京”，还会指着哈尔滨说“妈妈在那里”。慢慢地，我还知道了地图上的经纬线，知道了陆地和海洋，到了上小学时，已经能背下来全国各省和省会的名字。

我9岁之前，姥爷家住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26号，出了大门往西一看就是高高的西直门城楼，下雨前，城门楼附近有低飞的燕子。姥爷经常牵着我的手往西散步，走出西直门，往展览馆和动物园方向去，总是一边走一边给我讲着什么。回家后，他会给我看地图册里的北京，指点城门城墙的位置，还会拿纸笔画个简单的地图。如果去了北京动物园，回到家，他会站在世界地图前，指给我东北虎、孟加拉虎、大象、非洲狮都生活在哪里。我再大一点，姥爷给我讲地形图，绿色的是平原，棕色的是山地。我知道了新疆的盆地要比海平面低，知道了欧洲有个巴黎是姥爷去过的地方……姥爷当年在我心中装下的高山大川，四大洋七大洲，至今依然鼓舞着我走向世界各地，去看那些没见过的美景，去学习各种历史、地理、艺术知识。

周末散步，最常去的是北京天文馆。我痴迷于天文馆大厅里那个一直晃动的大傅科摆，姥爷就给我讲这个摆是怎么回事。从天文馆回到家，他就在地图前给我讲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天文台，讲子午线。夏天的晚上，他常常带我坐在院子里对着星图看天上的星星，看银河，给我讲北斗七星，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来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岔开脚踩在子午线两侧时，仿佛又回到和姥爷一起去天文馆，一起在院子里看星星的童年。

姥爷对天文学应该是有研究的。他写过一本叫《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书，很多地方是用天文现象来推断古史传说发生的年代。书中还提到竺可桢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因为这样的研究根据于最精确的科学知识，是有决定性的，不像对于古史其他的推断可东可西。竺先生这一篇著作绝不是我那一次幼稚的试探所能比的，不过我的结论同他的‘《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的结论相比，居然没有大差，这却是我很高兴的事情。”

书里的故事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家里给我买了《春秋故事》《战国故事》和“中国历史小丛书”，姥爷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八仙桌前给我读上一段。那本《春秋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千金一笑》，讲烽火戏诸侯。读完故事后，姥爷又给我解释了很多，还去书房拿了一本书，上面有一张古烽火台的照片。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回想起那张照片，而且总在想象烽火台冒起狼烟会是什么样子。

《女娟救父》说的是春秋时期河津吏醉酒，耽误运送军人渡河，晋国大夫赵简子要斩他，河津吏之女女娟通达而有辞，持楫代渡，救父一命。姥爷给我讲女娟如何与赵简子辩论，又讲了多个古代女子的故事，说从古代起女子就不比男子差。姥爷绝非重男轻女的旧式文人，他的这种教育也成就了我追求独立向上的一生。

上二年级以后，姥爷又给我买了《青年英雄故事》和《优秀短篇小说集锦》。《老猎人的见证》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族老猎人帕东一家为勘探队带路的故事。姥爷好像很喜欢这个故事，给我讲新疆，讲塔里木河，讲塔克拉玛干，还讲里面的古城。他不知在哪里找来一本书，书里的一张照片上有个“大蘑菇石头”——雅丹地貌。我对新疆的了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当年不懂姥爷为什么说起新疆那么津津乐道，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才知道姥爷做过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于是又想起他站在地图前给我讲的新疆，和那本发黄的书里的雅丹照片。

《青年英雄故事》里有一篇叫《西绕》，写的是中国女子登山队藏族队员西绕的故事。姥爷又把我带到地图前，给我指哪里是慕士塔格峰，哪里是公格尔九别峰，解释为什么很多登山队队员是藏族，生活在平原的汉族人在高原登山更难适应环境，我因此记住了故事里的女子登山队队长袁扬，心中一直特别崇拜这位汉族女孩，甚至还梦想能见到她。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在大姨和妈妈写的一篇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文章里，我又一次看到了袁扬这个名字。原来，她是考察团成员之一袁复礼先生的女儿，和姥爷是有渊源的。十几年前，经过妈妈和大姨的联系，我终于见到了儿时的偶像袁扬阿姨。

有一段时间，姥爷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考古所的卫生所打针，经常是带我一起去。每次去几乎都会遇到夏鼐伯伯，偶尔会遇到黄文弼爷爷，还会遇到一些其他叔叔伯伯。不记得听谁说的，姥爷和黄爷爷在所里有时会争论什么学术问题，声音大得像吵架，还拍桌子，其他工作人员吓坏了，去喊夏伯伯。夏伯伯一听，笑说不用管，他们就这样，没事。我那时坐在姥爷办公室，看着他和黄爷爷说话，总会好奇，他们“吵架”会是什么样子？黄文弼爷爷也是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这当然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

从考古所出来，我们最常去的是景山公园。每次都是先看崇祯自尽的那棵树，姥爷会讲与之相关的各种故事。然后我们爬上山，坐在万春亭里看下面的紫禁城，姥爷会指着里面的某一处说是什么地方，又会讲个故事。下山后，姥爷和我坐在山下的长椅上，他手里总是拿着一卷竖排版的书，给我读一段，讲一阵。有一次读的是《聊斋》里的故事，讲一个人的邻居害他一次，他就得一次好处；后来给他一次好处，他就倒霉一次。

博物馆和动植物

上小学以后，姥爷常常带我去博物馆。去得最多的是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他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历史博物馆里给我讲那些瓶瓶罐罐，碎砖碎瓦，我却总想拉着他去隔壁的革命博物馆，看那些枪枪炮炮。几十年后，当我再次踏入国家博物馆时，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展品，好像又回到了和姥爷一起的童年。众多博物馆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城南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姥爷在那里给我讲大恐龙，我太喜欢那个大恐龙骨架子了。长大后才知道，姥爷他们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发现过恐龙化石。

北京的博物馆有些去过一次，有些去过很多次，每次去姥爷都要给我讲很多东西，有时回到家还要找出一些书继续讲。姥爷曾说，要带我和表哥去一次周口店看北京猿人遗址，但那时交通不便，一直没能成行，很是遗憾。

姥爷不是钻在故纸堆、博物馆里不出来的人，他也常常给我讲动物、植物。有一年初夏，姥爷姥姥天黑后带我去紫竹院公园，姥爷打着手电筒，指着地上的小孔，给我讲知了幼虫是怎么在地下生活、再从那个小洞里爬出来的。我们抓到一只刚刚爬出来的爬叉（没蜕壳的蝉幼虫）带回家。姥爷个子高，帮我把放爬叉的小筐挂在院子里的海棠树上。第二天一早我就着急地跑到院子里去看，姥爷把小筐从树上摘下来，一只翠绿的知了趴在里面，旁边是蝉蜕。姥爷告诉我，蝉蜕是药材，知了一会儿就会变黑，雄知了会叫，雌知了不叫。我一整天都在为知了忙着，过一会儿就去看看它。知了慢慢变黑了，傍晚，变得黑黑的知了飞走了。长大以后，夏日听到知了叫，我都会想起紫竹院的晚上，想起和姥爷一起蹲在海棠树下看那只翠绿的知了。

周末，姥爷会带我随意坐上一趟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一直坐到终点。下车后，在山脚下随意走上一段，看到路旁高高的钻天杨，姥爷告诉我这是防风林，这种树长得虽快，但是木质软；看到远处一片松柏，他说那里大约是块坟地；看到开黄花的蒲公英，他说这个可以做药材。

姥爷常说，要知道农民的辛苦。我很小的时候就背会了“锄禾日当午”。1964年或是1965年的夏天，姥姥姥爷对我说，现在麦子熟了，要带我去拔麦子。一个晴朗的周日早上，很热。我们三人坐上了去往酒仙桥的无轨电车。那时酒仙桥房子不多，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白杨树，公路下面是一片一片的农田。我们三人走下公路，沿着田间小路走着、看着。走到一片麦田，一个农妇正带着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拔麦子。姥姥姥爷过去和农妇搭讪，原来这是她家的自留地，趁周末，带放假的孩子把麦子拔了。经她同意，我跟着姥姥姥爷下到田里，一起拔麦子。姥姥姥爷拔起一把麦子，往鞋帮上一磕，把土磕掉，我也学着这么拔。那三个孩子也一起使劲往前拔麦子，农妇负责给麦子打捆。中午，那块地的麦子拔完了，农妇使劲感谢姥姥姥爷，说今天一天的活儿半天就干完了。姥姥姥爷坐在田埂上，用粗瓷碗喝着瓦罐里的水，和农妇聊天。我在田边跑，那三个孩子帮我捉了一只漂亮的大蝴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干农活，姥姥姥爷找到真正的农民给我上课。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童年的记忆犹新。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冬日姥爷双手揣在袖子里边走边给我讲着什么；夏日晚上，姥爷手拿一把大芭蕉扇在院子里给我讲星星；地图前，我站在小板凳上看姥爷给我指着各个地方……在姥爷身边美好的童年，让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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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