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长江商学院成立之际，世界经济正从98年前后的跌跌撞撞走向全面复苏。中国刚刚加入WTO，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合作共赢”，经济全球化让所有的经济体共同受益。

五年后，“腾讯五虎”之一、腾讯首席行政官陈一丹成立了腾讯基金会——第一家民政部批准的基金会。出于“朴素的直觉”和“增加用户黏性”的现实需求，腾讯公益走在了探索前列。陈一丹以“办学不取回报”的方式捐资20亿元创办武汉学院，开启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

成立二十余年，腾讯从一只深圳“小企鹅”起家，业务触角也从深圳伸向了世界。互联网技术深刻地改造了人们的生活，自身也在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受益。我们迎来了一次科技转型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开始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和挑战。

如李海涛教授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挑战。从企业家角度来讲，每个因素又都可能颠覆整个行业。”

站在新的商业文明起点，企业家该如何思考自身的角色定位，做出更好的决策？我们又该如何考虑科技进步与未来的关系？

公益兼顾的群体和系统更复杂

2013年，42岁的潮汕人陈一丹，提前“退休”，离开腾讯一线，开始“二次创业”。他为的是两件事：公益办学、教育创新。开公司和做公益，有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

开公司，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首先考虑的是“持续盈利，永续经营”，要对股东、员工、用户和合作伙伴负责，要能先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活下来。

“在腾讯，我们把用户摆在第一位，因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所有相关方都会得利。有用户了，各种模式都起来了，取得了盈利，股东和员工才会认可。所以一定要把用户摆在前面。”陈一丹表示，在互联网行业，举目为纲，用户就是“纲”。

但做公益，面向的是更广泛、复杂的群体和系统，难在“效益评估难以量化”。“做公益事业并不比市场竞争企业容易，有时候甚至更难。”陈一丹说。

公益，要创造社会效益，把钱聚到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做公益的思考脉络难以像企业那么明确，没有盈利表、资产负债表的数据，也没有市场的检验。

2019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在捐款数额上做到了全球第一。但纯粹的数量，并不是评估慈善事业进展的唯一标准。

“慈善项目不能简单理解为是调动情绪来募捐，应是一个理性客观的公益形态。”为此，陈一丹提出了“理性公益”，即是指捐赠者要像企业董事和股东一样关心捐赠效果。“不仅仅是捐款，还要投入时间观察自己的项目”，保证监督和反馈，更理性地看待公益事业的真正效果。

对陈一丹来说，这重身份的变化也带来了视角的偏移。

▲（陈一丹同学在公益大讲堂上做分享）

在腾讯时期，陈一丹作为企业家的“使命感”，是带领公司找到核心价值。当时，腾讯提出“把用户摆在第一”，一切以用户价值为目的。2019年腾讯进一步将其升级为“用户为本”，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口号：“科技向善”。

当产品越做越大，有能力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时，企业就不能只从单纯的商业模式和商业逻辑来判断公司的决策。

以微信为例，用户体验是其核心价值。但如何能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和社会环境、社会导向有机结合；如何给社会带来持续的正面影响，把“科技向善”作为新内核融入产品新使命，则是企业家们要思考的事情。

于是，如何利用原生优势，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来连接各个NGO和捐款者，打通慈善事业上下游，便成为了互联网领域的新方向。2007年，腾讯公益从成立慈善基金会为起点出发。2021年，腾讯新成立了“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事业线SSV”，在农业、教育公平、减灾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探索。

而无论是慈善公益，还是教育办学。陈一丹强调，“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拥有执行力强的团队，同时“抱有使命感”。

“私营企业或者非营利机构可能有很多层面的不同，两个领域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下要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互相参照。公益项目要讲效率，也要看效果。”陈一丹说。

近两年来，包括腾讯在内的很多互联网大厂开始注重企业的社会影响力，相继发布ESG责任报告，并将“双碳”上升到公司战略高度。ESG报告，成为继财务指标外，评估公司的“第二张表”。

办公司，做公益，出发点各异，但最终都导向了一个朴素的目标：让世界变得更好。

新商业文明，不止于商业

“新的商业文明其实不是单纯的商业文明，是商业、社会、科技因素交织在一起产生的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和社会文化潮流。”陈一丹说。

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在冲击旧的商业体系。

近年来，社会大背景不断嬗变：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脱钩断链等一系列非市场化考虑已经影响到了商业决策的稳定性。不只是国际贸易直接受损，各个国家之间的本地商业都在持续受到波及。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全球变暖不可逆、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在这种需要全人类团结起来的时刻，商业决策也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陈一丹同学在DBA课堂上）

陈一丹认为，外部环境会影响到商业文明，这不仅是承担社会责任，更应是一项企业战略决策：“我就做商业，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关这个地球什么事？不是的，你要预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企业发展。世界性的大企业或者国家内的大企业更加要考虑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不断产生新的内生动力，从区块链、NFT、元宇宙，到ChatGPT、AIGC等通用智能。陈一丹提及了自己对于革命性技术的顾虑，包括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数据使用、版权、个人隐私安全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防范人工智能的失控可能性：“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我们要有准备和顾虑，将它们摆在日程上。”

陈一丹认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单元，本身也是科技创新的主力。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跳出市场，不应单纯追求商业利益上的成功，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们已经站在这样一个科技时代的临界点，对于向何处去这样问题的思考，不仅仅关乎于市场本身，更要解决内外挑战。这些单靠一个企业是完成不了的，还要跟社会联动、听政府的指引，结合国家政策和国际交流，一起来寻找出路。”陈一丹说。

包容性增长是世界的新命题

在这样裂变的同时，也充满着机会的新时代，新商业文明需要考虑的维度更为多样。

李海涛教授谈道：“从PEST模型（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来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上从合作到对抗，经济上从效率到安全，社会从发展到公平，科技则从虚拟走向实体。

长江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站在月球看地球’，面对世界大变局，要跳出企业、城市甚至国家的小圈子，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变化的时代里抓住不变的东西，成为时代的企业。

企业家要做的，是从研究如何赚钱，到回答我为什么赚钱，再到回答我如何更好、更有效地使用财富。”

▲（李海涛教授在公益大讲堂中做分享）

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书。彼时，全球化趋势是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中国加入WTO、中阿合作论坛启动、《京都议定书》生效……国际合作趋于紧密，全球经济发展向好。

然而，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加剧，全球经贸形势变得严峻，经贸摩擦冲突呈现出高位波动态势，逆全球化成为描述跨国贸易的热词。在商业欣欣向荣的时期，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提高效率，把生产线放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如今，安全、自主可控，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新词汇。

“从社会角度来讲，20年前大家最关注的是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讲的是共同富裕、一起发展，包容性发展。20年前，最领先的、最火的技术是互联网，现在你会发现，像ChatGPT这些技术固然跟互联网有关，但很多技术是在更深、更根本的层面上改变人类生活。比如能源、交通、通讯，是在物理层面上改变人类社会。这种深刻的科技变化是百年不遇的。”李海涛教授说。

李海涛教授提及，新商业文明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不只关注盈利，而要考虑如何能让世界更包容性增长、更可持续地增长。

企业发展的评价维度不能再单纯以市占率、回报率、经济收益为基点，也同样肩负着让科技造福人类、助力世界的天然使命。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长远发展，给予企业自身、社会乃至全人类更为长期的回报。

文 | 市界团队整理

运营 | 刘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