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品文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从东坡词中“白头翁”的两种注解说起

作者：宋学达（海南大学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研究员）

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否还能取得突破，是每一位古典文学学者都关注的问题。尝试从方法论更新、跨学科视角等大的方面着手提出创新性观点，一直被视为在经典作家研究中推陈出新的不二法门。不过，在“大处着手”的同时，我们似乎对以具体文本研究为代表的“小问题”有所忽视。以细碎、微观的“小问题”为基础，是否可以促成经典作家研究的新突破，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近期在阅读苏轼词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细小的文本解读问题。以之为起点，则可进一步引申出有关“注释学”的“大问题”。这一思考过程，似乎提示了一条从“小处着手”提炼问题意识，进而深化经典作家研究的路径。本文即尝试以这一由“小”而“大”的思考为案例，对相关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个小问题：苏轼黄州快哉亭词的“白头翁”

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好友张怀民（字偓佺）为建快哉亭。苏轼感念而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一词，流传千古。词之下片“掀舞一叶白头翁”句，今有两种理解：一作浪间飞舞的白头翁鸟，又作一白首渔翁驾一叶扁舟飘荡于浪间。

傅干《注坡词》注以郑谷《淮上渔者》诗云“白头波上白头翁，一叶舟移蒲蒲风”，显然作渔翁解。而龙榆生先生则引《江表传》注“白头翁”三字云：“会有白头鸟集殿前，孙权问：‘此何鸟？’诸葛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寻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坐中皆笑。”其后虽亦引郑谷诗，但开启了释“白头翁”为水鸟之先河。

此后，对该词中“白头翁”的理解，便大体分为“老翁”与“水鸟”两派。例如唐玲玲等《东坡乐府编年笺注》、朱靖华等《苏轼词新释辑评》、邹同庆等《苏轼词编年校注》支持前者；而曹树铭《苏东坡词》、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则倾向认同后者。

“白头翁”的渔翁、水鸟二解，实为后人在笺注该词时的不同理解，而此二解的典出也皆为客观存在。因此，探讨二解何者为优，则必然要回到“苏轼所写究竟为何”这一问题上。

那么，苏轼是否知晓有水鸟名“白头翁”？答案是肯定的。因苏轼另有诗作《风水洞闻二禽》云：“林外一声青竹笋，坐间半醉白头翁。春山最好不归去，惭愧春禽解劝侬。”诗中的“青竹笋”即为鸟类，欧阳修《啼鸟》诗有云“竹林静啼青竹笋，深处不见惟闻声”，即写此鸟。苏诗以“白头翁”对“青竹笋”，又诗题云“二禽”，故可证苏轼确实知晓有鸟以“白头翁”为名。

但是，仅以此并不能确证“掀舞一叶白头翁”所写为水鸟，因北宋人诗中所写“白头翁”大多指人，如曾巩《北园会客不饮》“殢得春风人尽醉，独醒谁似白头翁”、王安石《书静照师塔》“简老已归黄土陌，渊师今作白头翁”、黄庭坚《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其三“家人森户外，笑拥白头翁”、陈师道《寄张大夫》“只应青眼老，尚记白头翁”等，就连苏轼本人亦有《村醪二尊献张平阳》其三云“少负清名晚方用，白头翁竟作何官”。此外，词句中以“一叶”为量词，并非常用于鸟类，而是应用于被省略的“扁舟”，驾扁舟者自当为渔翁。可印证这一观点的诗句，在苏轼本人笔下同样存在，即《大风留金山两日》云：“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此处“一叶”与“掀舞”所描写的，正是“渔舟”，因此从自我互文的角度来讲，《水调歌头》词中的“掀舞一叶白头翁”更宜解读为驾一叶扁舟驰骋于风浪间的白发渔翁。

小问题的大思考：两种注释思想的差异

如何理解苏轼黄州快哉亭词中“白头翁”，是一个极为细小的问题，但从中可以引申出一个较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水鸟”与“老翁”两种解读？

表面看，两种解读的源头所采用的都是探寻语典出处的注释思路，但实际上却根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注释思想。傅干《注坡词》曾两度提及《江表传》，一为注《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小乔初嫁了”句，引其文曰：“策从容戏瑜曰：‘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一为注《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词“江表传，君休读”句云：“《江表传》载江左吴时事，多见汉末群雄竞逐之义。《三国志》每引以为证也。”可知傅干并非不知此书，而其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词不采其说，当为有意的选择。这种选择，显然源于傅干根据词句上文“一叶”这一量词，将“白头翁”径直理解为操舟的“老翁”，这无疑是一种基于词作文本的注解。与之相比较，龙注则略显机械，只是刻意寻找更为古早的语典出处，并没有真正结合上下文作通盘理解。由此可见，二者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注释思想：切合文本与追溯语源。

所谓“切合文本”与“追溯语源”，即陈永正先生在《诗注要义·释意章第三》中讲到的“尚意”与“尚语”两种诗词注释中的侧重点：“‘尚语’者重在释古语，‘尚意’者重在述原意。”对于苏轼快哉亭词中的“白头翁”而言，陈永正先生的观点应该也倾向于“尚意”的注释思路。他在《训诂章第四》中指出，“一词多义，要联系上下文意，或参考同类诗句，以求得正解”，并举出了一个与“白头翁”类似的例子：“如贺铸《雁后归·想娉婷》词：‘青松巢白鸟，深竹逗流萤。’钟振振《东山词》校注云：‘白鸟，《大戴礼记·夏小正》：白鸟也者，谓蚊蚋也。’按，贺铸《宿宝泉山慧日寺》诗：‘流萤逗深竹，白鸟巢青松。’又，苏元鼎《游齐山寺》诗：‘白鸟巢危树，孤猿叫断冈。’姜特立《江口阻风寄琅山衷老》：‘白鸟巢半山，掩映画图中。’可知此巢居于山树中之‘白鸟’也者，乃谓白羽之鸟而非蚊蚋也，而王十朋《飞蚊》诗‘青蝇与白鸟，自古常纷纷’、李处权《道夫惠诗为和五首》其三‘白鸟饥逾静，苍蝇饱不声’之‘白鸟’，则确为蚊蚋无疑。”贺铸词中“白鸟”的两种解法，同样属于“切合文本”与“追溯语源”之别，可见“尚意”与“尚语”两种注释思想的冲突，在古典诗词的注释工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其背后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史与思想史脉络，蕴藏着巨大的学术矿藏，并非几篇论文甚至几部书稿就可以说清楚。

由此，我们从一个细微的文本注释问题，逐步延伸至一个有关“注释学”方法论与学术史的“大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积累与深化，无论走向何种宏大的学术境界，都终究始于最基础的文本解读。这或许可以提示我们：经典作家研究的深化路径，仍应从文本研究的“跬步”开始。

叩问学术价值：问题的“大小”与“真伪”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一个极其细小的文本解读问题，却足以引申出一个有关“注释学”的重大学术话题。

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相对纯粹的作品文本研究似乎越发被轻视，因为我们往往先入为主地将文本研究的目的判定为解决细碎、微观的具体问题，认为其学术价值有限。正如本文最初提出的有关苏轼快哉亭词“白头翁”的理解问题，就是一个极为细小的文本问题，可能只会被方家斥为饾饤之学。诚然，学术问题固然有大小之别，其学术价值亦有高低之差，但小问题的学术价值低，并不能视为没有学术价值。一个学术问题哪怕细碎、微观，只要是“真问题”，便具有学术价值。更何况，以一个小问题为开端，完全有可能延伸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问题”。

而反观当下学界个别探讨“大问题”的文章，学术价值是否真的有其所标举的那般高，实有疑问。如部分论文强行将纯粹的古典文化研究与现实中某地经济发展相关联，其探讨的“问题”看似很大，但并无引经据典予以“论证”的必要，故实为“伪问题”，其所谓“学术价值”皆为泡沫。此类“研究”属于“成果转化”范畴，应当重视的是古典文化的传承普及在实践层面的落地，使其具备值得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而非空说义理、纸上谈兵。

因此，当我们衡量一个学术问题的价值高低时，或许应在“大”或“小”之外，另外增加一重“真”或“伪”。尤其是在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一个“小而真”的问题绝对优于“大而伪”者，盲目追求“大问题”而不问“真”或“伪”，便很可能只会做出海市蜃楼般虚浮缥缈的学问。

“大而真”的学术问题固然是我们一致的渴望，但也不应因“大”失“小”，完全忽视“小问题”的学术价值。只要是“真问题”，即便是饾饤之学，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与经典作家作品相关的饾饤之学，更不可轻易放过，在前人学术成果已然灿若星辰的情况下，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突破，或许就会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开始生发。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