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直径5.6米“世界最大家谱图”，“太阳式家谱”之成吉思汗后裔车臣汗硕垒家族世系图简析

2025年，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公开展出了一幅巨型蒙古家谱——《车臣汗硕垒家族世系图》。

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馆长、松川节教授在造访位于奈良县天理市的天理参考馆，并亲眼见到这份“太阳式家谱”后，于大谷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报》上发表了对其的初步释读。

该家谱图曾铺展陈列于天理参考馆一楼大厅地面，其最大直径约5.6米，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规模极其宏大，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松川节教授在会见了该馆学艺员梅谷昭范先生后，获得了关于本资料的基本信息。据梅谷先生介绍，这份家系图是首次公开展出，馆内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入藏经过的文书或记录。不过，从收藏编号30366前后的编号推测，很可能是1966年以前入藏的。此外，关于本资料，目前尚未进行数码拍摄或记录。

此家系图并非纸质资料，而是在白棉布上用毛笔、黑墨以纵向蒙古文字书写，族人名字以同心圆状向中心排列。由10块纵向长条形棉布横向缝合而成，在所有缝合处及成书年月日的记载部分，共加盖了10处同一类型的朱印。

朱印文字洇墨严重，极难辨认，但可看出纵向左侧为2行满文，右侧为2行蒙古文。蒙古文部分可以读作：

Kerlen-ü bars qotan-u / čiyulyan-u dary-a-yin tamy-a

（意为：“克鲁伦巴尔斯浩特盟长之印”。巴尔斯浩特是蒙古国东方省克鲁伦河沿岸的一座古城遗址，是自契丹时代以来的城郭，是车臣汗部的王公会盟之地。）

家系图中央以一行蒙古文写着“Sečen qan Šoloi（车臣汗硕垒）”，其正下方盖有朱印。

家系图的标题在左端以一行蒙古文写成：

Qalq-a-yin Čečen qan ayimay-un qan wang beile beyise güng jasay olan tayijinar-un gerün üye-yin bičimel

（意为：“喀尔喀车臣汗部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及诸台吉之世系谱”）

成书年月日在右端以一行蒙古文写成：

Badaryultu törö-yin yučin nigedüger on ebül-ün terigün sar-a-yin qorin yurban.

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季首月（即农历十月）二十三日。

综上所述，本资料为：以喀尔喀四部之一的车臣汗部首领硕垒为第一代，记录至第12代、即1905年代的男性直系谱系，以圆形放射式呈现的族谱。总记载人数约12,000名，世代之间以红线分隔，父子关系以虚线连接。如果某人出家为僧，其名下会记载“成为哲布尊丹巴活佛弟子”，其家系记录也随即中断。

硕垒虽为成吉思汗子孙，但本家系图本身以16–17世纪的硕垒之后为对象，对更早以前的谱系并无特别记载。

本资料经日本媒体报道后，在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有人指出蒙古国家档案馆也藏有同类世系图，并提出了进行两者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经天理参考馆许可拍摄照片，作者将已公开的蒙古国家档案馆藏世系图的部分图像与本资料进行了初步比较，结果确认：至少在相应部分两者完全一致。标题及成书年份也一致，因此两者很可能具有同一来源。今后，包括实地调查在内的系统性比较研究不可或缺。

随后又发现，蒙古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两部同类世系图，由此判断，目前至少已有四部该类家谱存世。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家图书馆所藏本中有一件与本资料相同，盖有朱印，背面贴有蒙古文蒙古语标签 üldekü eki（意为“残留原本”）。这正好与本资料背面贴有汉字“车盟谱七事”标签相吻合。“车盟”指车臣汗部，“七事”则可能意味着当年共制作了七份家谱。由此推测，至少存在两份正式原本。

世系图中记载了历代车臣汗的名字，1905年时的车臣汗为德木楚克多尔济，其后的继承人，是博格多汗政权时期著名政治家车臣汗纳旺那林（1877–1937），他于1910年继位。但本家系图中并未冠以称号，仅记载了纳旺那林的名字。此外，制作本世系图时（1905年）应当存在作为其基础的庞大草案资料，但目前尚未确认。

此类蒙古“太阳式家谱”在蒙古国的博物馆中也有多件收藏。其中最著名的是《始自成吉思汗的喀尔喀七旗四部王公家族世系图》，该图于2024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该世系图中，中心圆内自成吉思汗始，记载至第17代格列森扎的七子，第18代以后分为中心圆外侧的四象限，即喀尔喀四部，延续至第30代人。系图最外周以红字记载在世人物，成书时间被认为是19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