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专家眼中的古代“坦克”，战力究竟有多强？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遗址，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2月26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成为我国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

殷墟博物馆新馆展厅面积约2.2万平方米，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展陈文物数量之多、类型之全，都是商代文物展览之最。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珍贵文物属于首次亮相，一系列考古新成果属于首次展示。开馆后，馆里文物迅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新馆的“神奇文物”有哪些，蕴含了哪些文化含义，折射出何种社会发展特点？记者实地走访殷墟博物馆，与安阳市文物局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专员于成龙博士一起，探秘“神奇”的殷墟文物，解码殷商文明。

一进入殷墟博物馆一楼，特色专题展“车辚辚 马萧萧——殷墟车马坑遗迹特展”展厅门口人头攒动，迅速吸引了记者注意，迈入展厅顺着过道前行，左边墙上展板展示了古文字“车”写法的历史演变，右手边则是矩阵式陈列的23座车马坑遗迹，气势磅礴，萧肃震撼。它们的木质朽化为目前的形态，经过考古学家的剔别，把当时的情景展现在面前。

游客可以在观看区清晰地观察到车马坑遗迹的细节，加上展厅内数字影片与车马仿件辅助理解，仿佛梦回商代仪仗整齐、车马浩荡的壮观景象。此外，遗迹坑内还有考古工作人员在进行考古作业，跨越时空、古今交织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以车马坑为代表的遗迹展是殷墟博物馆的特色与亮点。三千年前的殷商国都何其繁华？留存至今的车马遗迹可见一斑。据悉，车、马、人合葬，是商代晚期的陪葬形式，殷墟发掘中发现90余座车马遗迹，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标本。馆内展出的23座车马坑遗迹全部为实物标本，整体切割搬迁过来。

殷墟马车均为木质双轮单辕车，由辕、轴、舆、轮、衡、轭等几大构件组成。辕与轴十字交叉，构成了马车基本骨架。舆位于辕与轴十字交叉的上方，是车的荷载部分，由木或竹编织而成，有长方形与椭圆形两种，这在商代的“车”字中也得以体现。商代大型马车舆宽1.2—1.7米，最大进深达1.5米，能容3人；小型车马舆宽1米左右，进深约0.7米，能容2人。“轮”在舆两侧，两轮之间的轨距，大致在2.2—2.4米。辐条16—26根，以18根最为常见。衡驾于前方，双轭分置于衡左右，套于马颈。驭手策马，马以轭牵引衡，衡带动辕，辕拉动轴，轴带动双轮前行。

商代马车示意图

商代车马不仅在结构上加以革新，在功能分类上也十分明确。其根据功能用途可分为乘车和战车，主要用于贵族阶层出行、游乐、田猎、征战，直接为贵族政权服务，是商王、贵族的重要身份象征，也作为随葬品埋于其墓葬附近或墓道内，继续为亡者服务，它们代表了中国3000年前的制造业水平。

二马系驾复原示意

于成龙向记者介绍，在中国目前展现商代历史的展厅中，这里是唯一展陈车马坑遗迹的展厅。他强调，展厅内看到的商代晚期两马系驾的马车，并不是本土特产。在距今4000年前俄罗斯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就已发现了这种双马系驾的马车的原型。距今3500年前，在亚美尼亚的鲁查申遗址发现了与殷墟相同的马车，而在国内通过考古发现双马系驾的马和马车，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

“我们出现的马和马车要比欧亚草原地区出现晚得多。”于成龙向记者介绍，今哈萨克斯坦的柏台遗址，出土了许多的马骨以及马骨工具。甚至陶片上还发现了残留的马奶脂肪酸。这些利用马的骨头制作的工具，以及饮用马奶的痕迹，都直接表明距今约5500年前，人类最早开始驯服野马、驯化家马。在公元前18世纪到17世纪，两河流域北部的文书中，记载了当时的作战马车和马如何配置。而埃及乃至世界考古的重要发现，是公元前14世纪，即商王武丁时期的图坦卡蒙陵墓。除了重达20斤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还发现了图坦卡蒙战车，在图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战车，与殷墟的车马形式相同。通过众多考古文献记载可确认，我国商代的马和马车，是由欧亚草原地区传入的，其传入的时间应该早于商代晚期，这时已经相当成型了。

图坦卡蒙战车示意图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文明古国之一，甲骨文中的记载表明商人对于马的颜色、品种等方面已有成熟的认知。同时，商代的马车相比埃及两河流域出土的马车，尽管基本形状一样，但细节有所区别。对比车身单薄、车型简单、在战争中易损坏的图坦卡蒙战车，商代马车双轮直径更大、车轮辐条更多，轭靷式系驾法更加稳健，革新的双节套式马衔更加灵活，更适应本土地理环境、社会需求。

殷墟出土的商代战车是当时细木加工、金属铸造、雕刻髹漆、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的集大成者，工序繁复庞杂、技术难度大、工艺水平要求高，十分珍贵。“同样用于作战，埃及的马车上只能站立两人，商代马车在作战过程中可站三人，中间一个驭手，左边射箭、右边挥戈，加上青铜器配合，所以整体在形态、坚固度上，在马车性能指标和作战效能上，要超越欧亚地区、草原地区的马车。在当时作战中相当于现代的坦克，所以马车冲击起来威力特别大，马车结合步兵，相当于步坦结合。”于成龙表示。

历史中，不吝歌颂马和马车的诗词很多。先秦石鼓文中有云，“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讲的是公卿大夫去狩猎，车马庞庞队伍浩荡的场景。屈原的《九歌》名篇《国殇》写道，“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这指的是当时两军交战，马车互相奔驰，冲锋陷阵的情景。于成龙表示，至少在商周时期，马和马车已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军事装备。在春秋时期，马车数量更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战力的重要指标，一辆四马拉的车为“乘”，万乘之国、千乘之国则预示着国家军事力量强大。战马和马车，至少从商代晚期到西汉早期一直应用于作战，战车在中国作为军事装备的时间很长。

于成龙认为，展厅里展示的23处车马遗迹，是典型的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例证，不同的文明只有在交流和交往中，才能生生不息茁壮生长。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总结中国古代发明时曾说，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贡献极大，中国的一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华民族有守正创新的精神，我们以广阔的胸怀，不断吸收不同文明之间的优秀成果。像马和马车，包括青铜和炼铁都是由西方传入，但是到了中国以后，我们引进后迅速改良，为我所用，所以我们的成果不断输出，外来文明之成果，我们也不断吸收，这就是守正创新。”于成龙说道。

人类历史上频繁的人群迁徙、商品贸易、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交通工具的发展，商代出土的马车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理解古代人类社会是如何交流互鉴、彼此相连，它是国人最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宫小昀 张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