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认的中国十大顶级文物：清明上河图——中华第一神品的市井史诗

发布者：兰影残月 2026-5-28 10:09

公元十二世纪初的某个清明，北宋东京城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街上，一个人沿着汴河信步而行——他先是在郊外的柳树下驻足良久，看一支踏青归来的小队伍悠悠进京；又走到虹桥头，挤进人群看那险些出事的货船；最后过了城门洞，醉倒在酒旗纷飞的繁华街市中。看着眼前这纷繁热闹的市井万象，他心中浮起了一个念头：把这整座城市的景象，全都画进一幅画里。

他叫张择端，北宋翰林图画院的画家。而他提笔落下的这幅作品，在千年之后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并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首——它便是《清明上河图》。

一、画上无名

关于张择端，史料中留下的信息几乎少得可怜。《宋史》中没有他的名字，南北宋的画学著作也全部失载。我们今天知道的一切，都源于画卷最后一段金代文人张著写于1186年的85字题跋：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寥寥数语，却是张择端与这幅巨作全部的身份来源。张著的题跋距北宋灭亡已59年，可见彼时原画早已流落北方。至于张择端生卒几何，竟为何人，皆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学者推断，他大概是山东诸城人，少年时赴汴京游学，本想走科举入仕之路，却屡试不第，转而钻研绘画，最终考入翰林图画院，成了一名专业的“界画”画家。所谓“界画”，是宋画中以建筑为题材、借助界尺直尺来画楼阁屋宇的一个门类。张择端正精于此道，尤其擅长描绘舟车、市桥和街巷。他的另一幅作品《西湖争标图》据说同样选入“神品”，可惜已经失传。一幅《西湖争标图》，一幅《清明上河图》，是他存世仅知的两件作品。而后者，也是这位身世湮没的画家存世的唯一真迹。

尽管画上无题，后世对于这幅画的断代大致指向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明代李东阳在题跋中写道“画当作于宣政年前，丰亨豫大之世”，从构图的丰富巧妙和描摹的遒劲精熟上看，画家的创作年代正值壮年。

二、一卷北宋的众生相

《清明上河图》为绢本设色，纵25.2厘米，横528.7厘米，在五米多长的画幅上，画家以全景式的构图和“散点透视法”，描绘了十二世纪东京汴梁城内外清明时节的万千气象。全画大致分成三段，如同一部震撼人心的交响曲，在五个多米的徐徐展开中层层推向高潮。

首段是市郊风光。画卷初始处，阡陌纵横，茅檐低伏，一队驮着木炭的毛驴沿着土路向城内行进，稀疏的杨柳初显绿意，空气里还浮着早春的寒意。有几个踏青归来的士人，轿子上插满折下的杨柳枝条。这是清明时节东京郊外最寻常的一幕，也是整部乐章平缓的开端。

中段以汴河与虹桥为中心，是全画的高潮。虹桥是一座由巨木架成的无柱木拱桥，横跨汴水两岸，状若飞虹。桥上岸上车马密集，行人摩肩接踵，甚至有商贩就地摆摊。桥下一艘大船正要穿桥而过，桅杆却尚未放倒，船身离桥洞已经极近。船工们有的撑篙、有的掌舵、有的拼力降下桅杆；桥上桥下看热闹的百姓们大呼小叫、指手画脚，整个场景被定格在一个千钧一发的戏剧性瞬间。

末段是繁华的市井。雄伟的城楼拔地而起，门洞内外人流往来不绝。商业街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香料店、绸缎庄、医馆药铺、卦摊当铺，随处可见。孙羊正店的红漆栅门八字敞开，正在售卖新酒。赵太丞家的诊堂前挂着“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的招幌。街上有挑担叫卖的小贩，有骑马坐轿的官人，也有行脚的和尚和讲道的道士。五米的长卷里，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全在汴河两岸交织成了一个热气蒸腾的人间。

这幅画里到底画了多少人，历代藏家争论不休。明代李东阳亲自统计，言道“人物凡八百一十四人”。有学者则按卷面铺陈逐寸细数，得到人物587人、牲畜50余头、船只20余艘、车轿各20余个的数字；更有人按日本学者的方法逐帧推算，竟然得出了逾1600人的数字。

画上几乎没有人闲着，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记》中生动地描述道：“人物则官、士、农、贾、医、卜、僧、道、胥隶、篙师、缆夫、妇女、臧获之行者、坐者、授者、受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皆有不同。

画面上还有一处细节：几辆驴车的布盖上写有书法字迹，车厢内载的正是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此时正是徽宗时期新旧党争，朝廷下令销毁旧党著作，这些书籍正被送往郊外焚毁。在车水马龙的街景之下，张择端不动声色地藏进了北宋末年的暗流激涌。

三、咫尺千里

《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被奉为“神品”，不仅因为包罗万象的内容，更因为其在绘画技法上的旷世造诣。

“散点透视法”是这幅长卷视觉上的第一魔法。画家并非站在一个固定的视角观察汴京，而是沿着汴河仿佛一路行走，将目中所及的一个个场景信手拈来，再以长卷铺展。于是，在同一幅画中，观者既能看到郊野的寂寥，又能钻入市井的喧嚣，如同在两千多年前的东京城中漫步——这便是中国画独有的“移动视点”魅力。

用笔上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界画所要求的建筑楼阁极为工细，极易刻板僵硬；而张择端在细致入微的描绘中注入了疏朗的笔意。画中每个细部——船只上的钉铆、结绳的系扣、摊上的货物摆设、酒旗上的文字——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却又丝毫不显死板。

大与小、疏与密的对比，被张择端发挥到了极致。整体画面铺陈辽远空旷，那些“大盈寸、小如豆”的人物活动的穿插安排却繁而不乱、形神兼备。明代鉴赏家赞叹此画“别成家数”——画界的人都知道，界画做到繁复精巧并不稀奇，能做到如此繁复灵动才真正难能可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如此评价：“这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画长卷……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深受其影响。”

四、五度入宫，四度出宫——一幅画的千年流浪

画卷完成之后，张择端将它呈进了深宫。宋徽宗见到此作，一眼便看入了迷——这位以“天下一人”自诩的帝王兼画家，取名为《清明上河图》，又以瘦金体亲笔题写了这五字画名，并钤上双龙小印，收进了内府秘藏。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题，不过是这幅名画千年流浪命运的开篇。此后近千年里，它经历了 “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 的跌宕历程。

靖康之变（1126年）中，金兵铁蹄踏破东京，宋徽宗的宫廷珍藏尽数被掳。这批书画被运往北方，其中便包括那幅曾被他珍爱万分的《清明上河图》。南宋时期，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仿作的复制品——“临安街市上出售的摹作复制品很多，售价一两银子”，可见民间已有仿本流传。

画作在元初曾短暂再入宫廷，但被翰林学士赵孟頫秘密从皇家藏珍阁中抽出，藏匿回乡，据传以一件摹本送回宫中顶包。这是这幅画的第一次被“调包”流出宫。

明嘉靖年间（1508年—1566年），权倾朝野的首辅严嵩得知这幅名画掌握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派人强行购买。王振斋既畏权势又心有不舍，于是找来高手临摹了一卷奉上，却被曾经装裱过原作的老画师看破。严嵩恼羞成怒，以“欺相”之罪将王振斋下狱致死，又将真迹强取入阁。不久，严嵩倒台查抄家产，这幅画第三次被收入皇宫，旋即又在兵荒马乱中再次散佚。

清代乾隆年间，此画重现人世，被湖广总督毕沅购得。毕沅后因罪赐死，家产充公，《清明上河图》遂第四次被收入宫廷。

世事变幻。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末代皇帝溥仪仍暂居故宫内廷。他借着“赏赐”弟弟溥杰之名的掩人耳目，将一千二百余件书画手卷和大量珍宝秘送出宫，藏在了天津静园。那长长的名单里，便有张择端原作和各朝摹本一共四版《清明上河图》。

溥仪跑到东北当上伪满洲国“执政”后，这批珍宝又从天津被运往长春，藏在伪满皇宫东院的“小白楼”里，密不见人。

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仓皇出逃。行前他带上了一批最轻巧珍贵的字画古物，剩下来的小白楼藏品在兵荒马乱中遭到哄抢与焚烧。从故宫中盗出的千余卷书画，至此散佚大半。

1945年8月，溥仪乘坐飞机飞往沈阳准备逃亡日本，被苏联红军俘获。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有一只木盒，里面装的是宋徽宗题字的《清明上河图》真迹。随后这批物品被送往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暂存。

1950年冬天，在库房中清点溥仪缴获的“赝品”时，文物鉴定家杨仁恺在几百件被粗暴认定为“不值钱”的字画堆里，发现了这一卷看似寻常的东西。他拂去尘埃，捧在手中久久凝视，半晌才抬起头来，用几乎是自语的声音说：这是真的。

至此，这幅自北宋宣和年间诞生、从徽宗至溥仪、先后五度入宫四度被盗的“天下第一神品”，终于结束了千年流浪，重归国手。

五、被“复活”的国宝

1953年，《清明上河图》由东北博物馆调运至北京故宫博物院。

然而“纸寿千年，绢保八百”。这幅绢本的手卷已经存世近九百年，加上在流亡岁月中被反复折叠、展开、摩擦，绢丝已经多处断裂，画面上甚至出现了虫蛀的痕迹。更棘手的是，历代裱画师傅在那一段段战乱岁月中一次次把它揭下来重装，有人添补，有人拼接，让不少画面变成了非原作原貌。要如何让它重焕生机？

故宫博物院召集了中国最顶尖的书画鉴定专家和装裱大师——唐兰、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等人坐在一起，对方案反复论证，最终定下了原则： “修旧如旧” 。

1973年春节刚过，修裱组人员回到裱画室，经过20多天的细致探讨，确定了“清洗画心”“揭除背衬”“补缀贴条”“接笔全色”的修复流程。被誉为裱画界“梅兰芳”的杨文彬师傅，在无数个昼夜中趴在工作台前，小心翼翼地揭去前人那些画蛇添足的补绢，将扭曲的绢丝逐步疏通展平，再一点一点补贴缺失。其中，画面上某处明显非原画的补绢，更是被专家认定乃后代裱画师私自添加的“画蛇之笔”，最终被彻底拿下，代之以与原画质地无二的补件。

几乎在同一时期，故宫启动了另一项极其重要的特殊工程——为这幅国宝留一份“备份”。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女画家冯忠莲接受了复制《清明上河图》的重任。在写给儿子的信里，她如实写道：“这是世界闻名的作品，而且大家都期望我能复制出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间过紧。因此每一分钟都不停地在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临摹工作一度中断了近十年，直到1976年复工时，冯忠莲已56岁，患有眼疾和高血压，臂力也大不如前。即便如此，她仍以惊人的技艺使摹本前后浑然一体，无法分辨中断的痕迹。1980年前后，这幅与原作几乎乱真的《清明上河图》摹本灿然问世，被故宫博物院列为一级文物，后来常年代替原作向公众展出，守护了原作近四十年。她因此被故宫人称为 “让《清明上河图》‘复活’的人” 。

六、一枝下自成蹊

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首，“故宫百宝”之最，《清明上河图》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世界认知度最高的中国古画。

其影响之大，“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深受其影响”。后世仿摹之众，分布之广，在世界绘画史上亦属罕见。《清明上河图》现存各种摹本、异体本、新创本共有一百余本，中国、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与私藏之中皆有它的身影。

最著名的摹本当属明代“明四家”之一仇英所作的“仇本”。仇英并未简单复制原作，而是以苏州城为蓝本，自我重新构思创作，历时三年绘制而成，长987厘米，人物超过两千，工笔重彩，华丽端庄，代表了明中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清乾隆年间，清宫画院组织陈枚、孙祜、金昆等五位宫廷画师协作完成“清院本”，将西洋透视法引入创作，绘有人物多达四千以上，长达1152.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