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片甲骨”到地下古城，在殷墟遥望一个王朝的背影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是殷墟遗址所在地。3300多年前商王朝在此建都，随着商王朝的灭亡，商都逐渐荒废，变成废墟被淹没地下，史称殷墟。

殷墟西行20余公里，即见山峦起伏，从山麓前伸出的低丘，犹如太行山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箕形盆地，殷墟正位于盆地的出口处，面向的是一望无垠的豫北平原。殷墟还依偎着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洹河，这是中国北方的一条小型水系。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也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

立于洹河畔，环顾四周，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辉煌壮阔的伟大文明。

在殷墟，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明、举世瞩目的甲骨文字以及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等，共同构筑了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在殷墟，灿烂精美的青铜器皿、琳琅华贵的玉石雕刻、装饰精美的马车，是3300多年前殷商文明的生动诠释。

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迎面而立的高墙上镌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个大字，这句出自商朝开国国君汤盘铭上的箴言，向参观者展示着一个民族自古而今的革新姿态。

汤，即成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铭是刻在器皿上警醒自己的箴言。“这句话是商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持之以恒，时刻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说，古人澡身而浴德，这是一种革新的姿态。

“商朝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王朝，正是因为殷商人不断革新和兼容并蓄，使得殷墟达到了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辉煌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

殷商人的创新进取、兼收并蓄也越来越多地被考古所证实。博物馆内，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被集中展示，各类器物制作精致、装饰精美，代表了中国青铜器时代鼎盛时期的水平。

在伟大的商文明展厅，一个四足两耳的司母辛鼎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殷墟博物馆馆藏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鼎的内壁一侧刻有铭文“司母辛”，是商朝王后妇好的儿子为纪念她而铸的鼎。

“殷商人在青铜器铸造上继承夏人技术，通过创新改进，发扬了块范法，使得合模技术更加复杂，铸造器型更加丰富多样，所铸铜器体型更加巨大。此外，在青铜器纹饰上，创造出夔龙纹、鸟纹等纹饰，并首创地纹、立体兽首、多层纹饰等表现方式，共同组成了纷繁华丽的铜器纹饰，形成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明。”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在车马遗迹专题展厅，23辆马车依次排开，这是中国目前出土最早的马车，穿越3000余年时光，可以一窥当年车辚辚马萧萧的壮阔景象。

何毓灵介绍，根据甲骨文记载和现有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晚期马车已广泛用于交通、军事和祭祀活动，商代晚期马车的普及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

“马车是世界古文明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商人学习了马车制造技术，并因地制宜，发挥创新精神，将之发扬光大，用于出行、战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何毓灵说，殷墟出土的马车已经采用了很多青铜构件，构造精巧而复杂，充分显示了当时的机械、青铜铸造等技术。

“殷商人还创制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并将之刻在甲骨上、铸在铜器上、书写在玉器上，传承至今。”赵清荣说。在“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中，众多首次展出的甲骨文让人们看到一位商朝小王子的生活日常。

从甲骨卜辞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殷商人还可以对日食、月食及星象进行记录，并形成了早期的天文观、天象观测和历法编算，指导生活生产。

“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使得商朝最终发展成为邦畿千里的大邑商。”赵清荣说，殷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和丰富实践，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积极进取的精神源泉。 据新华网

从“一片甲骨”到地下古城

2024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馆新馆面向公众开放。

新馆展厅面积达2.2万平方米，展出甲骨、青铜器、陶器、玉器等文物近4000件(套)，数量之多与类型之丰富，居目前中国商代文物展览之最，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文物为首次亮相。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是管窥3000多年前商代文明的重要缩影。目前可以预见的是：再过4年，到2028年，在这座博物馆内一定会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专题展览。

因为，那将是这片中国考古学“圣地”迎来百年纪念的节点。

中国考古，根在殷墟。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至殷墟

河南安阳小屯村，是自明代起渐渐形成的一处居民点。最初只有几户人家，到了清末年间，也不过增长到数十户。当地农民耕地时，时不常就会在土里翻到刻有奇怪符号的龟甲或兽骨。其中一些龟甲或兽骨，就被当作药材卖到中药铺。

1899年，19世纪的最后一年，几片这样的甲骨被清朝官员王懿荣偶然发现(他当时患有疟疾去抓药)，他怀疑这些龟甲或兽骨上的刻划符号是某种古老的文字。

但他没能第一时间找到甲骨的出处。后来，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商人都刻意隐瞒了甲骨的出土地点。直到1908年，通过著名学者罗振玉的细心查访，终于探知：甲骨出土于“滨洹之小屯”，也就是河南安阳小屯村。

从此，殷墟遗址第一次被中国学术界所知。

作为持续使用了两百多年的商王朝后期都邑，安阳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商遗存。殷墟的发掘，为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学积累了大量新材料，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史学的深刻革命。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下成立考古组，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

选择殷墟作为首先发掘之地的人，正是史语所创始人、著名史学家傅斯年。那句至今被考古与历史学界奉为金句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是出自他之口。

傅斯年之所以青睐殷墟，除了因为这里一直陆续有文物出土之外，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里的一句“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也令他对此处充满兴趣。

最早来到殷墟“实地考察”的著名学者是董作宾，他和前文提到的罗振玉并列“甲骨四堂”，是公认的甲骨文研究四位名家之一(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宾去殷墟，除了他精通甲骨研究、擅长辨别甲骨真伪之外，还有个原因是董作宾也是河南人，这可以令他更顺畅地与当地人交流。

在村里盘桓不多久后，不少当地人便循声而来，纷纷“献宝”。董作宾用三枚银元买到了一小袋零碎甲骨，随后沿着洹河一路探寻后，又从土里发现了十多片残损甲骨。他相信：未来在这里，一定还能发现更多文物。

1928年10月13日，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独立进行的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正式拉开了序幕。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次年加入了殷墟的发掘。和董作宾一心只想寻找甲骨不同，李济主持的发掘工作，重视更加全面的文物遗存收集，并采用探坑法进行发掘。

他们的工作成绩斐然：1929年10月，第三次发掘中就找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和牛头刻辞、鹿头刻辞等；1931~1932年，确认了商代建筑基址的分布；1936年，满满一大坑甲骨的发现，令所有人欣喜欲狂，彻夜难眠……

中国田野考古学

在这里走向成熟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6个祭祀坑中，5号坑和6号坑都是被“整体打包”搬运到实验室的。其中，6号坑木箱被打包好之后重达2吨多，通过一个脚手架用铰链拉起，挪到考古舱外，放在钢管垫起的木板下，一点点地把木箱推出去。

这算是三星堆发掘工作中最“费力”的一次搬运。

而在80多年前的河南安阳，1936年6月，殷墟的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编号为YH127的甲骨储藏坑，“新获龟甲之完整，诚自有甲骨文发现以来未尝有也。且为数之多，殆无法估计……”

没有人教他们该如何做，但他们很快就做出了最为正确也最为艰难的决定：将此坑甲骨整体打包，搬运到南京进行室内发掘。

他们把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整体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然后取出运走。 这个套箱重达5吨，当时的安阳，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起重设备。

当地人组织了64名青壮年男子，用木杠肩挑背扛，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套箱运到了火车站，通过火车将其运至南京，安放在史语所的图书馆大厅。

如今的“实验室考古”先河，就是从这一坑甲骨开启的。而YH127也果然不负众望，出土了龟甲1.7万片，包括300片完整龟甲，最大的一片足有40厘米长。

这些龟甲记录了商王武丁时期有关祭祀、田猎、农业、天文、军事等内容，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无比宝贵的材料。

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弟弟)也加入了殷墟发掘团队。他在后岗遗址观察到三层相叠的地层现象，提出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即商文化)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为中国考古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发现，标志着中国田野考古学在方法上达到了新的水平，是中国田野考古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妇好：殷商的“图坦卡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殷墟考古工作也被迫停止，从此沉寂13年。直到1950年才重启殷墟发掘。1961年，殷墟被列为中央政府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被发现得早，也就意味着被盗掘得早。自从甲骨的价值被认识到之后，哪怕是史语所的考古人员们已经在殷墟开启了工作之后，这片古老的商都土地上，仍有盗墓者猖獗地活动着。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曾在殷墟从事了20多年的考古工作，他根据自己多年阅读各种图录和参观海外博物馆(包括一部分博物馆库房)的经验推测过：迄今流失在海外的殷墟文物总数，最保守地说也有5万件。

目前殷墟经考古发掘已出土16万余片甲骨文，不可谓不多。但安阳当地从19世纪末就已在陆续出土甲骨，并将之当作“龙骨”卖给药铺，而且药材商收“龙骨”的时候往往还不要刻了字的，所以许多村民会把甲骨上的文字磨掉再卖，小块零碎不好卖的，一般就直接扔掉。

因此，在考古学者的视线和保护之外，当年到底曾有多少珍贵的商代史料被研磨成粉，当做中药吃进肚里，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了。这种遗憾甚至还有个专用的说法，叫做“口吞商史”。

1976年，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的团队发现了殷墟最重要的一座墓葬：妇好墓。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内可治国、外可征战的巾帼将军。妇好墓出土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460余件，总重约1.6吨，玉器750余件，另有贝币6800余枚。

如今，妇好成为殷商历史上最出名的女性，这并非因为她本人在3000多年前就名震天下，而是因为她的墓是殷墟遗址自有后人发掘以来唯一未被盗掘过的墓葬，保存十分完好。

商王武丁有三个配偶：妣戊、妣辛和妣癸。戊、辛、癸是她们的庙号。那座著名的司母戊鼎，年代与武丁同时，说明母戊就是妣戊。而妇好墓里出的鼎叫司母辛鼎，证明妇好就是妣辛。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鼎，重达832公斤，而妇好的司母辛鼎，重约138公斤，不及司母戊鼎六分之一。这一差距也足可证明，那位庙号为戊的女子，地位远在妇好之上。但妣戊的墓地因为早年被盗，除了这尊沉重无比的大鼎，几乎没什么别的文物再出土。试想一下，如果妣戊墓中的所有随葬品也都完整保存下来，那么殷墟最“显赫”的女性，无疑将是她、司母戊鼎的主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妇好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颇有几分相似——后者统治埃及的时间不长，也未留下名垂史册的功绩，但因为他的墓从未被盗过，才令“图坦卡蒙的珍宝”成为惊艳世界的不朽传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