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唯一公平的是什么？

我今年四十七岁，在县医院做勤杂工已经十二年了。

这份工作是我表哥介绍的。他在这家医院做保安，干了快二十年，门岗上那个铁皮房子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可他哪儿也不去。他说在医院的年头久了，闻惯了消毒水的味道，再闻别的地方就觉得不干净。我那年刚从广东回来，在流水线上干了八年，两个手的食指和中指都被机器压过，伸不直了。表哥来看我，说你这样，跟我去医院吧，有力气就行。

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她听说我要去医院干活，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儿子吃上公家饭了。其实我不是编制内的人，医院后勤外包给物业公司，我签的是劳务合同，一个月两千四百块，没有五险一金。可我妈不懂这些，她只知道穿上那身浅蓝色的工作服，胸口别着“后勤”两个字，就体面。

我妈是前年走的，胰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她自己不觉得疼，就是吃不下饭，整个人一天比一天黄。我带她在县医院做的检查，B超、CT、抽血，一套下来，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你有个心理准备。”我那时候已经在这家医院干了十年，见过无数个这样的场景。医生关上门，压低声音，说的往往就是最坏的结果。可那一次，我坐在医生对面，像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耳朵里嗡嗡的，医生说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妈从确诊到走，前后不到三个月。最后那段日子，她就住在我工作的这家医院里，四楼肿瘤科，靠窗的那张床。我每天下班以后，就坐在她床边，给她削苹果，她吃不下，我就切成小片，沾一点蜂蜜，硬往她嘴里塞。她吃不进去，说：“建国，你别费劲了，妈不饿。”可我知道，她不是不饿，是吃不了。胰腺癌到后期，整个消化系统都不工作了，吃进去就胀，胀得难受。

有一天晚上，她精神特别好，让我扶她坐起来，看窗外的月亮。那天是农历十五，月亮很圆。她看着看着，突然说：“建国，妈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你小时候家里穷，可你没饿着。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们姐弟拉扯大，苦是苦，可都过去了。”她顿了顿，又说：“妈就是有点不甘心。”

我问她不甘心什么。

她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坏事，怎么到头来，要得这种病呢？你知不知道，三楼那个老太太，跟我同一天住进来的，她得的是胃癌，可她家里有钱，转到省城去了。我听护士说，她在省城做手术，切了三分之二的胃，现在能喝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妈又笑了笑，说：“建国的，妈不是那个意思。妈不是怪你。妈就是觉得，人跟人，怎么就不一样呢。”

她说完就躺下了，那天晚上睡得很沉。第二天早上，我给她擦脸，她的眼睛突然睁不开了。我喊护士，护士喊医生，一阵忙乱之后，医生说：“准备后事吧。”

我妈走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她最后一口气，像是一声很长的叹息。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一点点变凉，从指尖开始，慢慢到手腕，再到胳膊。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走了以后，我还在一直握着她的手，不肯松开。护士长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李师傅，让阿姨走吧。”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十五号，都会抬头看看月亮。

二

我在医院干的是勤杂工的活，说穿了就是什么都干。哪个科室需要推床，我推；哪个病房的灯泡坏了，我换；哪个病人出院了，我去收拾床铺，换床单被罩；哪个病人走了，我去把人从病房推到太平间。

最后一项工作，我干了十二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受不了。每次推着尸体进电梯，总觉得那个电梯格外的冷。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电梯冷，是我心里冷。一个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你推着他，他的脚趾头从白布下面露出来，指甲还是活人时候的样子，有的发黄，有的剪得整整齐齐，有的还涂着指甲油。死了以后，脚指甲就不长了，永远停在那一刻。

我见过太多死人。县医院不算大，可一年到头，总有三四百个病人在这里走到尽头。有的家属哭天抢地，有的家属面无表情，有的家属在太平间门口就为遗产吵起来。我都见过。日子久了，我也不觉得害怕，就是觉得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累。

每年冬天是太平间最忙的时候。天气冷，老人扛不住，一茬一茬地走。医院的太平间在地下室，不大，能放六张床。忙的时候，六张床都占满了，还得往走廊里加。我得在尸体旁边走，给新来的腾地方。死人不会抗议，可我得小心，不能碰着他们。我妈说过，人死了以后，魂儿还在旁边看着呢，你碰他一下，他就走不安生。

我是个不信神的人，可每次推尸体，我都会小声说一句：“对不住，挪个地方。”这习惯是我妈去世以后养成的。我想着，万一呢？万一我妈还在旁边看着呢？我这么对别的死人，别人就会这么对我妈。

医院里的人，上到院长，下到保洁，没有一个人愿意靠近太平间。我理解。那个地方，阴气重，走进去，就像掉进一口井里，四周都是凉的。可我不怕。倒不是我胆大，是我觉得，死人比活人好打交道。死人不会骗你，不会欺负你，不会当面叫你李师傅，转头就跟领导说你偷懒。死人躺在那里，干干净净的，你把白布一盖，他就跟你两清了。

三

去年秋天，医院里死了一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是个男人，五十出头，姓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住院的床位号是 312。他得的是肝癌，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他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化疗做了两次，头发掉光了，人瘦得跟纸片似的。

他老婆天天来，就守在床边。她看起来比男人还老，头发花白，脸上全是褶子。她给男人擦身子，喂水，把尿袋里的尿倒掉。男人疼得厉害的时候，她就用热毛巾给他敷肚子，一遍一遍地换。医生给男人开了止疼药，从最开始的一天一片，到后来的一天六片，再到后来，止疼药也不管用了。

有一天晚上，男人疼得实在受不了，在床上打滚，针头都掉了，血从手背上渗出来。他老婆按不住他，喊护士，护士跑过来，重新给他扎上针，又给了一针止疼针。男人慢慢安静下来，眼睛半睁着，看着天花板。他老婆坐在床边，握住他的手，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大概十分钟，男人突然说：“你回家吧，把家里的地收一收，今年秋天雨水多，玉米该收了。”

他老婆说：“有儿子呢，你甭操心。”

男人说：“儿子在省城上班，请不了假。你回去吧，家里得有人。”

他老婆说：“我不回去。我哪儿也不去。”

男人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要是我走了，你就去省城，跟儿子住。他房子大，不差你一个。别一个人住在老家，冷。”

他老婆就哭了。她没有哭出声，就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男人的手动了动，想去摸她的头，可他没有力气，手刚抬起来，又垂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通知，312 床的病人不行了。我推着车走到病房门口，看见里面围了一群人，医生、护士、家属。他老婆趴在床沿上，哭得浑身颤抖。男人的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眼睛是闭着的。医生在做最后的心电图，一条直线。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男人其实是幸运的。他在走之前，有一个人愿意守着他，愿意为他哭。

后来，我去收床铺。他老婆还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像丢了魂一样。我走进去，床单上还有体温，枕头也还是热的。我把床单揭下来，叠好，放进推车。床头柜上放着一个保温桶，里面还有半桶小米粥，已经凉了。旁边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双布鞋，鞋底磨得很薄，都快破了。那是他老婆给他买的，后来给他穿上了。

我走到走廊上，他老婆突然叫住我，问：“大哥，这床现在空了吧？”

我说：“嗯，空了。”

她说：“我想再进去坐一会儿。”

我说：“你进去吧。”

她走进去，坐在那张空床上，手放在床单上，轻轻摩挲着。她好像在摸一个人，可床是空的。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钟，然后把门轻轻关上。

四

干我们这行，什么人都能遇到。有的家属特别客气，走的时候会给我塞烟，说“师傅辛苦了”。有的家属特别蛮横，觉得我们就是干体力活的，呼来喝去。我都不计较。我妈活着的时候教我，说做人要心宽，心宽了，走到哪儿都不憋屈。我信她的话。

可有一回，我差点跟人打起来。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急诊科送来一个车祸伤者，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骑摩托车跟一辆大货车撞了。送进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血肉模糊，脑浆都出来了。急诊科的医生尽了全力，可没用，人送到手术室不到半小时就没了。

我去的时候，死者已经被推到急诊科的临时停尸间了。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就在急诊室后面，平时放一些仪器，紧急的时候用来放尸体。我推着车进去，把小伙子往车上搬。他身体还是软的，胳膊垂下来，在床沿上蹭了一下，血抹在了床单上。

他的父母赶到的时候，尸体已经装进尸袋了。他母亲一进来就跪在地上，抱着我推的那辆车的轮子不撒手，哭得撕心裂肺。他父亲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铁青，嘴唇发抖。过了好一会儿，他父亲突然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吼：“你！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为什么不救他！”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一拳打在我的胸口上。我往后退了一步，背撞在墙上，生疼生疼的。我没还手。我能理解。他儿子死了，他需要找一个人来恨，而我是那个推走他儿子的人。

他父亲又冲上来，被急诊科的保安拦住了。保安说：“别闹了，这里是医院。”

他父亲就瘫在地上，号啕大哭。那个哭声，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小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我推着车从人群里穿过去，往太平间走。车上的尸袋很轻。那个小伙子估计不到一百二十斤，被大货车撞了以后，更轻了。我推着他，心里想，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自己会这样。他可能刚起床，洗了脸，吃了早饭，骑上摩托车，跟父母说一声“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到了太平间，我把尸体放好，掀开尸袋看了一眼。他的脸已经面目全非了，眼睛闭着，嘴巴半张，舌头伸出来一点。我伸手把他的嘴巴合上，又把白布盖好。然后我靠在墙上，坐在地上，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看见我妈站在门口。

她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枣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脸平静地看着我。我朝她笑了笑，她也朝我笑了笑。然后她转身走了。等我追出去，走廊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那是我的幻觉。可我就是想相信，她来过，她看着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五

很多时候，我会在太平间门口抽烟。那里有一条长椅，是给家属等候用的。可家属们从来不会坐到太平间门口等，他们宁可站在楼梯口，也不愿意靠近这个地方。所以那条长椅，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

我坐在那里，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窗户很高，很小，只能看见一小片天。有时候是蓝的，有时候是灰的，有时候是黑的。我抽着烟，想一些有的没的。想我妈，想我爸，想以前在广东的日子，想以后的日子。

我爸是在我十四岁那年去世的。那时候我们住在村里，他给镇上的砖厂干活，一天挣十五块钱。有一天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回家，天很黑，路又滑，他摔进了一个沟里。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头上一个很大的口子，血流了一地。那时候电话不方便，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躺在镇卫生院的太平间里了。

我跟我姐去认尸。那个房间很小，很黑，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我爸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张草纸。我妈掀开草纸，看了一眼，就昏过去了。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怕。我看了一眼我爸的脸，很白很白，嘴唇是紫的。我记住了那张脸，后来很多年里，那张脸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爸死了以后，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我姐。那时候日子真的很苦。地里的活，她一个人干；家里的饭，她一个人做；我和我姐的学费，她一分一分地攒。她种了三亩地的棉花，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弯腰，直起来，再弯腰。她的腰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子，后来一直疼，可她从来不说。

我妈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她年轻的时候，外婆家穷，能嫁给我爸，就是因为看中了我爸老实。我爸死了以后，也有人给她说媒，她都摇头。她说：“我不能让建国的和建梅受委屈。”建梅是我姐，比我大三岁。

我姐出嫁那年，我妈哭了一整夜。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得那么伤心。她一边哭一边说：“闺女嫁出去了，家里就剩咱娘俩了。”那时候我在读初中，成绩不好，可我妈不让我辍学。她说：“建国的，你只要想读，妈就供你。”我读到了初三，实在读不下去了，跟她说：“妈，我去打工吧，给你挣钱。”

她不说话，就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后来，我去了广东。那年我十六岁。

六

在广东的那八年，我换过好几个厂。电子厂、鞋厂、五金厂。流水线上的日子，就像是被人按了快进键，每天都是重复的。早晨七点上工，晚上九点下工，中间一个小时的休息。宿舍里住了八个人，上下铺，夏天的晚上热得睡不着，翻个身就出一身汗。食堂里的饭菜难吃得要命，白菜煮得像烂泥，米饭里经常有沙子。可我还是一个月一个月地熬着，把挣来的钱寄回家，给我妈盖了一间砖瓦房。

那间房子到现在还在，就在老屋的旁边，红色的砖，黑色的瓦，门上贴着一对褪色的春联。我妈在里面住了不到十年，就走了。她走的时候，是在县医院的病房里，不是在那个砖瓦房里。那个房子，空了快两年了。我每次回去，推开门，就能闻见一股发霉的味道。可我没法把它卖掉。那是我的根，卖掉，我就没有根了。

我这一辈子，没成过家。年轻的时候在厂里，有过一个姑娘，湖南的，跟我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她人很好，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们好过两年，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后来她家里不同意，说湖南跟河南离得太远，怕她受欺负。她哭着跟我说的，说建国的，我对不起你。我说不怪你，怪我没本事。

再后来，我就再没找过。不是不想找，是觉得找了也没意思。我这样的人，一个月挣两千多块，给不了人家什么。我妈活着的时候，总念叨让我找个人过日子。她说：“建国的，你一个人，老了怎么办？”我说：“妈，你放心，我有手有脚，饿不死。”她不说话，就看着我，叹一口气。

其实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她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那天晚上，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的，妈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老吃方便面，那个东西没营养。”我答应她。可她走了以后，我还是经常吃方便面。工作累，不想动，泡一包方便面，就着榨菜，一顿饭就打发了。

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我会想起我妈做的饭。她做的面条特别好吃，手擀面，筋道，浇上西红柿鸡蛋卤，我能吃两大碗。她走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条。县城的饭馆里也有卖手擀面的，可味道不一样。什么味道都差点。后来我明白了，差的那一点，就是我妈妈。

七

医院里有一个清洁工，姓王，我叫她王姐。她比我大两岁，在医院干了五年了。她也是个苦命人。丈夫很多年前就跑了，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今年二十岁了，在县城读技校，学汽修。王姐说，等儿子毕业了，找到工作，她就不干了，回老家种地去。

王姐爱说话，见人就聊。她在走廊里拖地，看见病人躺着，就会停下来问一句：“今天好点了吗？”有些病人心情差，不搭理她，她也不生气。她说：“病人心里苦，咱不能计较。”

我有时候在食堂碰见她，会坐在一起吃饭。她总是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我，说：“建国的，你吃，你累。”我说：“王姐你自己吃，我不累。”她就笑，说：“你一个大男人，吃那么少，哪有力气干活。”

有一次，王姐问我：“建国的，你信命吗？”

我说：“说不准。”

她叹了口气，说：“我信。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定好了。你看这个医院的病人，有的家里有钱，一天花一万块钱都不眨眼；有的家里穷，连住院费都交不起，只能拿点止疼药回家等死。你说这公平吗？不公平。可你换个角度看，有钱人得了癌症，也一样疼，也一样死。这一点上，老天爷还算公平。”

我没说话。她说的，我其实早就想过了。

在医院这些年，我见过太多有钱人。他们住最好的病房，用最贵的药，请省城甚至北京的专家来会诊。可结果呢？该走的还是要走。我也见过太多穷人，他们连住院都住不起，病重了就回家，在自家的炕上断气。可结果呢？也一样是走。

我有时候想，如果真的有老天爷，他是不是故意的？他给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可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他让你活三十年也好，活九十年也好，到最后，都是一把灰，一座坟，一块碑。这世界上，是不是只有死亡才是公平的？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一直想不通。

八

去年腊月，我自己也病了一场。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推着一个心梗的病人去手术室。推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喘不上气，眼前发黑。我停下来，扶住墙，站了好一会儿。旁边路过的护士看见我，问：“李师傅，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我说：“没事，可能没休息好。”护士不放心，让我去急诊量个血压。

我没去。我还有活要干。等把病人推进手术室，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去洗手间洗了把脸，照镜子的时候，看见自己的脸白得跟纸一样，嘴唇发紫。我心里咯噔一下，忽然想起我爸死的时候，也是嘴唇发紫。

第二天，我还是不放心，去挂了心内科的号。医生给我做了心电图，又抽了血。等结果的时候，我坐在候诊区，心里七上八下的。医院里的广播不知道谁在叫号，声音很大。周围的人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发呆。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像是命运手里的一根草，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

等了两个小时，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我血压高，血脂也偏高，心脏供血不太好。他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注意休息，别熬夜，少抽烟少喝酒。我点头应着，拿着药方去缴费取药。走到收费窗口的时候，我又觉得胸口发紧。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想我妈，想我姐，想我这大半辈子。我想着，如果明天我突然死了，谁会为我哭？我姐会，可她远在西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还有谁呢？好像没有了。我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我死的时候，可能就像我爸一样，一个人躺在那里，脸上盖着一张草纸，等着别人来认尸。

那一刻，我忽然特别害怕。

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记得我。

我妈走的时候，至少还有我。我看着她咽气，我握着她的手，我给她穿衣服，我给她选墓地。每年清明，我去给她上坟，烧纸，磕头。我知道，我死的时候，我姐会来，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每年都来。她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生活。她可能会渐渐忘了我，忘了这个在河南老家的弟弟。

这就是没有孩子的悲哀。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人；你死了以后，还是一个人。

九

后来我慢慢好了。药吃着，烟少抽了，酒基本不喝了。我开始注意休息，不再没日没夜地值夜班。可医院里的活，我还是照常干。我就是个干活的命，停下来，浑身不自在。

今年春天，医院里住进来一个老人，九十二岁了，是解放前的老兵。他参加过淮海战役，身上有好几处伤疤。他这次住院，是因为摔了一跤，把股骨头摔碎了。医生建议做手术，可他这个年纪，做手术风险很大。家属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保守治疗。

老人住在骨科病房，我每天去推他做检查。他躺在推床上，眼睛很亮，看着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我有时候仔细听，他是在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再从一百数到一。我问他：“大爷，你数数干啥？”他说：“锻炼脑子，别让它锈了。”

有一次，我推着他经过走廊，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说：“小伙子，你帮我一个忙。”

我说：“大爷你说。”

他说：“你推我出去晒晒太阳，我好久没见太阳了。”

我犹豫了一下。医院的规矩，病人不能随便离开病房。可那天阳光特别好，透过走廊的窗户照进来，暖融融的。我看着他渴望的眼神，心一软，就答应了。

我把他推到医院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有长椅。我把推床停在树荫下，让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他身上。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真好。”

我蹲在推床旁边，看着他。他的脸上全是皱纹，像一张揉皱的旧报纸。可他的眼睛闭着，嘴角微微上翘，像在做梦。

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伙子，你是个好人。”

我说：“举手之劳。”

他摇了摇头，说：“我在这个医院住了快一个月了，你是第一个肯推我出来晒太阳的人。护士们也忙，她们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吹风。可我觉得，一个九十二岁的人，要是连太阳都不能晒，还活着干啥？”

我笑了，他也笑了。他笑的时候，露出几颗残缺的牙齿。

后来，那个老人出院了。他走的那天，正好我休息。等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的床已经空了，换了一个新的病人。我走进去收床，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谢谢你，太阳很暖和。”旁边画了一个笑脸。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它。

十

我妈去世两年了。这两年里，我有时候会梦见她。梦里她总是笑着的，穿着那件枣红色的棉袄，站在老家的院子里，看着我。我想跟她说话，可一张嘴，梦就醒了。

今年清明节，我回了一趟老家，给她上坟。坟头长了不少草，我用铁锹把草铲了，又培了培土。我姐从西安回来，跟我一块去的。她买了香烛、纸钱、还有我妈爱吃的桃酥。我们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我姐烧纸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她说：“妈，我和建国的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不好？要是缺什么，你托梦给我们。建国的他现在过得不错，你不用担心他。你自己要保重。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到了那边，别舍不得花钱。”

我听着，鼻子一酸。我姐看着我，说：“建国的，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烟熏的。”

我姐就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烧完纸，我们坐在坟边的草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姐说，她在西安的生活，说她的两个孩子，说她老公。我听着，不时点头。后来，我姐突然说：“建国的，你有没有想过，回省城去？我们在西安，也好有个照应。”

我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习惯了。”

我姐就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就是犟。妈在的时候，你就这样。”

我笑了笑，没接话。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我的根在这里，我的工作在县医院，我习惯了这里的消毒水味道，习惯了太平间门口的灯光，习惯了每一个被我推走的人。我不想去省城。我哪儿也不想去。

我姐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临上车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的，你要好好的。有什么事情，给姐打电话。”

我说：“嗯，我知道。”

她上了车，车窗摇了上去。我站在站台上，看着车慢慢开走。车消失在路的尽头，我才转身离开。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姐和我，就像是两条分岔的路，越走越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谁能陪着谁走到最后。

十一

我还在县医院上班。每天早上七点，我准时到，换好工作服，去后勤办公室领当天的任务单。然后开始一天的活儿。擦地、推床、换灯泡、清垃圾、推尸体。日子过得规律而平静，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水。

有时候我觉得，医院就像是一个世界的缩影。这里每天都有新生命出生，也有旧生命消逝。产房在三楼，太平间在地下室。中间隔着两层楼，却隔着整个人生。我在这座楼里进进出出了十二年，看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也不懂什么大道理。可我知道，我每天做的这些事情，虽然不起眼，却有意义。我把一个人从病房推到太平间，我做的，不仅仅是搬运一具尸体。我是在送一个人最后一程。我给他盖上白布，让他走得体面。我每次都会在心里说一句：“走好。”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见。可我愿意相信，他们能。

我妈走的时候，是凌晨。她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我给她擦脸、梳头、换衣服，送她去太平间。那一天，我一个人推着她。电梯门打开，我推着她走进去。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看着躺在推床上的她，白布盖着，只露出脸。她的表情很平静，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微笑。我忽然觉得，她不疼了。她再也不用疼了。

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人这一辈子，从生到死，没有什么是真正公平的。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有什么样的身体，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经历什么样的事，全都不一样。有的人一辈子顺风顺水，有的人一辈子颠沛流离。有的人富甲一方，有的人穷困潦倒。有的人活到九十九，有的人刚出生就夭折。这些，没有一样是公平的。

可有一个东西是公平的，那就是死亡。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多有权势，到最后一刻，你都得走。你带不走你的钱，带不走你的房，带不走你的名。你只能带走你自己，甚至连你自己都带不走。

我每次推着尸体去太平间，都会想，这就是结局。所有人的结局。你没有例外，我也没有例外。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具尸体，躺在这张推床上，被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推到太平间。这是每一个人都要走的路，谁也逃不掉。

也许，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公平。

十二

前几天，医院里又走了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在县医院住了半年。她有五个子女，天天轮流来照顾她。我每次去收床，都能看见她的床边围着一群人，有说有笑的。老太太很健谈，爱跟人聊天。她跟我说过，她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五个子女都考上了大学，有出息。她说：“建国的，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我说：“值。当然值。”

她听了就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走的那天晚上，五个子女都到了。他们围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话。老太太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可她的手指头动了动，像是在回应。她走得特别安详，跟睡着了一样。子女们没有大哭，只是默默地流泪。大儿子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窗户，说：“妈，你走吧，别惦记我们。”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酸酸的，又暖暖的。

那一刻，我不再觉得害怕。我在想，等我死的那天，能有几个人在我身边？也许没有。也许只有我姐，也许连我姐都来不及赶来。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送走别人的人，最后，也会被别人送走。这就是命。

那天晚上，我推着老太太去太平间。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推车轮子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我推着她，轻轻地说：“走好。”

到了太平间，我把她安置好，盖上白布。然后我坐在门口的长椅上，点了一根烟。烟雾袅袅上升，在灯光下像是一缕缕白色的魂魄。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终有一天，我也会进去。”

不是悲伤，不是恐惧，是一种平静。

我抽完烟，站起来，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天已经快亮了。我该回岗位了。还有新的任务单在等着我。今天，又会有新的人住进来，也会有旧的人离开。而我，还是那个推床的人，把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生推到死，从病房推到太平间。

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结局。每一个人，都有份。包括我。

我走上台阶，推开一楼的门。天光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