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而我还在叛逆期”
“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
这是作家张洁的体验,她把这种“苦”的花样百出变成了一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多年之后,张洁也走了,留下她“无字”的人生,留下一副“沉重的翅膀”,留下“爱是不能忘记的”誓言,更留下一个唯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洒脱的背影。
很多人说,写作的意义,说到底就在于永恒,文字打败时间,改变自然。所以,我们才写下自己的爱与恨,喜悦与哀伤。
写,就是治愈的开始。
我们在评估《哀伤时也要自由自在》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张洁这本书。这是一个英国女孩儿记录的26岁失去妈妈的伤痛和自我救赎。她说:
那时候,我看上去跟其他年轻人没什么差别,仍然出去喝酒、逛夜店、上班、交新朋友、听播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动态、抱怨工作有多烂、男朋友有多糟糕……
但实际上,我无时无刻不在应对身体对母亲离开做出的恐惧反应。我故作镇定,一直等待悲伤的浪潮袭来,但其实,我早已身处悲伤的大海。
《哀伤时也要自由自在》
[英] 蕾切尔·威尔逊 著 张佩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她说:“死亡将生命分成了两半:一半是亲人生前的‘你’,另一半是亲人死后的‘你’。当他们死去,我的一部分也随之而去。”
幸亏,幸亏,妈妈去世前建议她:去找一个由年轻丧亲者组成的支持小组,去倾听、去倾诉,去把悲伤的水放回悲伤的河里,去开一个悲伤派对。
于是,她干脆自己组建了一个。然后,她发现,当悲伤与悲伤交换,治愈悄然发生。她写下十四个年轻人与哀伤共处的治愈故事,她写下“1+14=无穷温暖”的故事。
虽然哀伤不能比较、无从评级,但仔细想来,人生刚走到1/4就失去至亲,还是带着特殊的残酷。生死课题忽然摆在一个已经长大、尚未成人的人面前,那份摧毁骄傲、扑灭安全感、关掉未来开关的无依无傍的感觉,多么令人窒息。
然而,蕾切尔以亲身经历告诉你,当你找到同行者,一起穿越极致孤独无助的隧道,你的韧性和分寸感也拔地而起,为你挡住往后余生的所有狰狞。
她写得如此真切,如此体贴,如此手把手。她把心理学辅助下的哀伤治愈步骤一一呈现。她教你爱生命的每一种剥夺和残缺,爱每一次哀伤袭来的孤独。
翻译这本书的张佩老师说:我以为会面对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故事,没想到,我不断被温暖、被治愈。我从此更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和我自己。
就在她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又做了另外一本跟生死观有关的书,韩云的《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她是天津大了,工作就是跟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她写了很多哀伤,但写了更多治愈。生活中的她,温柔、体贴、细腻、通达。
《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韩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生总有花开花落,而我们,总要学会迎接花开、接纳花落。花瓣自由落下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唱一曲《葬花吟》,会叹一番《好了歌》,但终究,我们都得背着哀伤和爱,让余生继续自由自在。
何为1/4人生的哀伤?
(节选自《哀伤时也要自由》)
26岁初次经历重大的丧亲之痛时,我完全没有做好哀伤的准备。我后来遇到的许多其他1/4人生哀伤者也一样。我们有着与所有丧亲者一样的情感和经历,但我们也都认为,我们面临着与我们所处人生阶段更加紧密相关的问题。
“哀伤会将你置于完全陌生的境遇之中,”著名的哀伤治疗师、英国丧亲儿童基金会(Child Bereavement UK)创始人兼赞助者朱莉娅·塞缪尔向我解释道。“因此,当你还年轻,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感到不确定时,哀伤只会加剧那种‘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要去哪里。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按照出生证明,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我却觉得自己不像成年人’的感觉。现在研究表明,直到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岁,你才算成年人。25岁时,你还想要妈妈护着你,帮你度过重重难关,直到你能真正感觉像是个成年人。你想要妈妈帮助你弄清未来的方向,”她这么告诉我。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
正如塞缪尔所提到的那样,心理学家现在已经将成年的年龄从18岁重新定义为25岁。在英国,这意味着那些二十出头、二十五六的人适用于儿童心理学。尽管法律意义上你已成年,但从发育角度来说,你还不算成年人。这与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的概念相一致,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Jeffrey Arnett)在千禧年之交提出了这个著名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定义和阐述。用偶像明星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的话来说,长大未成人。在人们眼中,结婚、生育等典型的里程碑并不是真正的成年标志。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经济独立和随之而来的自给自足,才是关键的成年标志。接受自己对自己该负的责任、独立自主地做决定,才算成年。这种观念的好处,是年轻人可以探索自己的身份,在爱情、工作和世界观方面尝试各种可能。成年初显期的爱情,通常比青春期的爱情更深刻、更亲密,而这个阶段的工作比青少年时期的暑期工,更注重建立长期的职业规划。处于成年初显期的年轻人,通常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进行早期工作实践探索新的世界观,重新审视他们在青少年和儿童时期所接受的观念。这种灵活的状态也存在弊端,会给人带来变化无常、缺乏控制的感觉——这些情绪就是老套的“1/4人生危机”故事的底色,25岁即将完成硕士学位,希望靠它明确方向的我,对此再熟悉不过。
对于年轻丧亲者来说,死亡将生命分成了两半:一半是亲人生前的“你”,另一半是亲人死后的“你”。年轻丧亲者说,当他们死去,我的一部分也随之而去,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
一项发表于2021年的美国小型研究得出结论,成年初显期的年轻人可能需要专门的支持小组来应对其独特的发展挑战。该人群“需要与其他经历哀痛的人接触的机会,专门的支持小组帮助他们应对该人群特有的发展挑战,可能会对他们有益”。 我与本研究的作者之一娜塔莉·波特(Natalie Porter)进行了交谈,她早年丧父,在读研期间为所在大学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丧亲支持小组。她告诉我:“根据我的经验,我参加过一个由年长一点的人组成的丧亲小组,他们真的是想参加。他们不想瞎胡闹。他们不是去找乐子的。当我成立起我自己的小组时,来参加的年轻人却都想找点乐子。他们不想每周来这个小组,只为了坐在一起落泪。他们希望能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一起,自由地谈论他们的丧亲之痛——也可以不谈论这些,与此同时又能玩得开心。”
影视剧《后半生》第二季剧照
当我在一个夏夜将那些失去亲人的年轻人聚集在伦敦东区的酒吧里时,就是这样的情形。在初次聚会的现场,有深入交谈,也有欢声笑语和新友谊的萌发。那天晚上,我们中许多人第一次同时展现了自己身份的两个部分:失去亲人,但仍然年轻。当我问塞缪尔,她是否认为应该有更多针对年轻人的支持小组时,她说:“能够与有同样感受的人坐在一起,表达和分享你们对失去期待中的未来的哀伤,是一种疗愈,因为你的感受得到了认同。哀伤最艰难的一面,就是它是无形的,以及不管怎样你都会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因此与他人建立连接,有助于你应对哀伤。与同龄人在一起可以消除怨恨和愤怒,当这些情绪完全从你的内心世界清除,你便能更清晰地倾听对方的声音,对自己、对周围的人更有同情心,更能感同身受。”
“承认”是哀伤非常重要的部分。年轻不是年轻人的哀伤唯一的本质特征。年轻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借用著名种族批判理论家金伯利·威廉姆斯·克伦肖(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的观点,悲伤具有交叉性。一个人的哀伤不仅具有其内心情感的色彩,还带有其历史背景的烙印。因此,种族或离散文化,生理和社会性别认同,阶级,残疾或先天缺陷,以及其他身份因素,也会塑造一个人的哀伤。哀伤还会受到与逝者关系的影响:死者是父母/父母般的人物、兄弟姐妹/兄弟姐妹般的人物、叔伯舅、姑姨、朋友、伴侣、前任、祖父母,还是宠物。死亡类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是突然还是缓慢,是因为疾病或意外,还是因为自杀或谋杀。如果死亡是创伤性的,那么哀伤就更可能复杂强烈,难以表达。
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自己的经历,之后收到了许多年长读者的电子邮件,他们谈到这篇文章所描述的与他们二三十乃至四十年前的丧亲经历非常相似,他们看到深受慰藉。他们想给我一些建议,让我活得更充实,与此同时也可惜自己年轻时没有“哀伤交际网”这样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因为自身经历感到孤独无助,并且在此期间屡次遭遇误解。(一位长者在邮件中说,她22岁妹妹去世,她的朋友在更年长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一位兄弟姐妹。朋友告诉她,自己的哀伤多半比她更严重、更难以承受,因为自己的这位兄弟姐妹陪伴她的时间更长,因此她有更多的记忆可哀伤。不用说,这位长者就此与这位“朋友”断绝了联系。)
让我们再次回到2018年伦敦的那个夏夜。想象一下,那个房间里满是年轻人,他们都在应对自己残酷而深切的哀伤,这些哀伤既各自独特,同时又与周围的人所共有。他们在谈论自己的希望、恐惧、愤怒、悲伤,谈论他们有多么困惑,多么孤独,多么焦虑。他们在谈论自己感受到的自身以及生活或好或坏的变化。他们在谈论自己经历过的所有想与逝者分享的人生里程碑,以及即将到来的那些里程碑。
请走进这个房间,倾听他们的故事。
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写:一个人5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比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那么,26岁呢?54岁毕竟已知天命;26岁,没到而立,长大未成人。
本书作者蕾切尔·威尔逊,在26岁生日的第二天失去了母亲。她痛苦、迷茫、不知所措,于是叛逆、自闭、自我摧残。随着时间慢慢让伤口结痂,她开始走出自我伤痛的城堡,寻找跟自己一样的人,这才发现,这个群体很庞大,于是,“悲伤网络”被建立起来,一群伤心的年轻人学会了相互倾听、互相温暖。
作者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为主线,讲述与悲伤共处的自我疗愈和心理疗愈过程。她把它写成了一本面对哀伤的工具书,也写成了一本生命之书,教人在永恒的伤痛中体会永恒的爱。
封面图来源: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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