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里，有个意味深长的开端：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用一部商业史为汉帝国作证，开篇便写了一个人——范蠡。两千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谈论他，谈论他创造的商业奇迹，谈论他那句被无数商人奉为圭臬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而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同样姓范的后世——北宋范仲淹与民国范旭东时，竟发现一条隐秘而清晰的脉络：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商业血脉最动人的赓续。这三位范氏巨子，跨越了从春秋到民国的漫长岁月，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惊人的商业禀赋——他们既是时势的洞察者，更是时代的塑造者。

01陶朱公:中国商业文明的起点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范蠡功成。然而这位上将军却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路——“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史记》记载了他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朱公认为陶地“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是理想的商业据点。从政治家到商人，这个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转身，恰恰开启了中国商业史上最传奇的一页。

范蠡的智慧，在于他从不满足于简单的投机。他依据计然之策，辨察天时，掌握社会与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此预测市场趋势。他发现价格涨落自有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于是在物价低廉时大量购进，待价涨时尽数卖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种“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理念，实质上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与时代争胜，掌握先机”。

他不贪暴利。“逐什一之利”“无敢居贵”，薄利多销，不存货居奇。在他眼中，最忌讳的是让钱币停顿下来，“才币欲其行如流水”——这种近乎现代货币周转率理念的思想，至今仍是商学院的经典教义。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最早的国际贸易理念，主张“越国善蚕桑、齐国善耕锄、秦国善冶鉄、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长处，经商就是促成各国交流”，以跨国贸易推动经济循环。

而最让人敬重的，是范蠡对财富的态度。“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用这十四字奠定了中国商人的伦理高度。他在19年里三次赚取巨额财富，又三次散尽家财，救济贫苦族人。司马迁赞叹：“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富行其德”，正是他被后世尊为“商圣”的根本原因。

从范蠡开始，中国商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格范本：他们可以是国家的谋臣，也可以是商业的巨擘；他们懂得赚钱，更懂得散财；他们享有无尽的智慧与胆识，更葆有最初的赤子良心。

02范仲淹:市场经济的最佳实践者

历史跨过近千年，来到北宋。公元1050年前后，江浙大饥，“殍殣枕路”。时任杭州知府的范仲淹，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臣，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

常规救灾无非开仓放粮压低米价。但范仲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不压低粮价，反而张榜将杭州官价粮提升至每斗180文——比市场价高出整整五成。四方商人闻讯后，昼夜兼程运粮入杭。市场货源陡然充盈，粮价随即自然回落。元朝的《荒政丛书》记载：“不限米价，而商至日多，米价遂贱。”

一个宋朝的知府，竟用了一个最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来化解饥荒危机。

与此同时，他推出“以工代赈”——“饥岁工价至贱，可兴土木之役”，雇佣灾民修葺衙署、寺庙，甚至建粮仓、修钱库。老百姓有了工作，解决了温饱，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他还“纵民竞渡”，鼓励百姓开展赛龙舟等游乐活动，意外带动了旅游、餐饮等消费，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这一套组合拳，史称“荒政三策”。三策之间，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并举，以稳投资、拉内需、促消费，实现保就业、保供给，让本该一片凋敝的杭州转危为安。据《梦溪笔谈》载：“是岁，惟杭州安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在饥饿与混乱弥漫江南的那个年头，杭州成了一座奇迹般的“安全岛”。

而范仲淹对家族经济机理的洞察，同样令人惊叹。他辞官归乡后，拿出积蓄购买千亩良田创立“范氏义庄”。义庄庄产只可租赁，不可售卖，其田租收入按族规合理分配，用以保障范氏族人婚丧嫁娶、教育科举等基本开销。更难能可贵的是，义庄由专人管理，族人有权监督，并受朝廷律例保护。机制一旦确定，它就获得了跨越朝代的生命力——范氏义庄在历史上足足存续了901年，成为人类慈善史与组织史上的不朽范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与他的先祖范蠡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懂得在危机关头依托市场力量化解困局，也都深谙如何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保障家族乃至社会的长期福祉。范仲淹曾在诗中写道：“千载家风应未坠”，这是后世对先辈志向最坚定的承诺。

03范旭东:世纪之交的实业救国梦

1914年冬，天津塘沽，海风刺骨。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湖南青年站在一望无际的盐田前，立下宏愿。他就是范仲淹的第31世嫡孙——范旭东。

彼时的中国，国人吃盐还处于最原始的精盐阶段，而制碱工业完全依赖进口，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了中国90%的洋碱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通断绝，碱价飞涨，无数以碱为原材料的民族企业接连倒闭。在这片令人绝望的废墟之上，范旭东选择了逆行。

他多方筹款5万银元，于1914年先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迈出现代民族化工的第一步。接着是1917年开始筹办永利碱厂，从无到有，披荆斩棘，在技术封锁和市场挤占的双重困局中突围。1926年，“红三角”牌纯碱在费城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得金奖，被评委会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此后又相继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科研机构，首开系统开展化工研究之先河。久大、永利、黄海三位一体，后世称“永久黄”团体，范旭东也因此被毛泽东赞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更难能可贵的，是范旭东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开创性探索。“永久黄”团体不唯营利是图，范旭东亲订“三条原则”：一不利用公司钱财图私人利益，二不利用公司地位图私人利益，三不利用公司时间办私人事务；去世后竟没有留下私产。他制定“四大信条”：“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这种极具前瞻性的企业精神与文化体系，比西方企业精神理论早诞生了整整半个世纪。

在范旭东身上，我们看到了范仲淹“义庄制度”的现代化翻版——那种将个人财富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智慧，跨越近千年，在民族危亡的年代结出新的果实。他与兄长范源濂（近代教育家）并肩奋斗，“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并进，正是在血脉中流淌着的范氏家风最深刻的写照。

04商道三千年:一脉相承的“范氏密码”

将三人放在一起看，一些共同的东西就显现了出来。

首先是 “与时逐”的战略视野。范蠡在两千年前提出“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即不与具体的人竞争，而要抓住时代的趋势——如他选择定陶这一“天下之中”打通南北商路。范仲淹在千年前敏锐嗅出供求法则在现代经济中的杠杆作用，用反直觉的策略操纵市场为自己所用。范旭东则在民族工业最黑暗的时刻，从一片盐田中看到国家化学工业的未来，用实业的力量对抗列强的垄断。三代范氏商人，都将自己的命运押在更宏大的时代转型之上。

其次是 机制思维与制度力量。范蠡创造了有效的商业运营机制——选址、时机、货源，环环相扣；范仲淹以义庄的九代长跑向世人证明：制度比遗产更有生命力。一座义庄，横跨宋、元、明、清，养活数百年的范氏族人，这是一个组织设计的奇迹；范旭东则将企业文化建设到制度层面，“四大信条”不仅凝聚了一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更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组织范式。从“家族信托”到“企业信条”，这是中国商道从血缘共同社走向现代企业社的一次伟大跃升。

最后是 商业的终极伦理。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范仲淹置义田千亩，不留给子孙而惠及族人；范旭东临终前无私产一毫，将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他们从不为个人积蓄财富，而将商业视为服务社会的一个通道——范蠡以“富行其德”收功，范仲淹以义庄济世立意，范旭东则在二十世纪的家国危难中赋予这一传统以划时代的新意。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范氏家族两千六百年商业基因最深邃的精神内核。

当我们讲述中国商业史时，范氏族人应该是我们绕不开的故事。因为在这2600年的接力中，藏着中国商业最深层的密码——如何超越单纯的逐利动机去思考民族的问题，如何在制度的框架中守护长远的价值，以及到了最后，商业如何以一种“富行其德”的姿态，提醒我们在财富的潮起潮落中永远不要忘记初心。

从太湖商船到杭州义庄，从永利碱厂到几千年的精神之根——这条路径，始终通向一个词：家国。它穿越两千六百年，一次次给中国商人与人以最持久的光亮。这条血脉已经跨越九百年甚至两千余年，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它将继续点燃一代又一代商业文明的星火——无论是范氏子孙，还是所有因中国而努力的商界人。

注：范蠡范仲淹范旭东关系考

结合历史档案与谱牒考证可知，春秋时期的范蠡（约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宋朝的范仲淹（989年-1052年，北宋政治家与文学家）与民国时期的范旭东（1883年-1945年，近代化学工业奠基人与实业家）之间存在承上启下的内在关系。这既体现为血缘上的一脉相承，也表现为精神与家风的代代相传。

一、历史背景与谱系考证

· 范蠡到范仲淹：范仲淹本人即尊范蠡为先祖，他在诗中明确写道：“翠峰高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流露出对这位先辈功业的钦佩。同时，也存在“范仲淹是顺阳范氏后裔”的说法，认为是范蠡后人中一支史学家范晔的先祖，但此说仍有待考证。

· 范仲淹到范旭东：这一段的传承脉络确凿。史实记载，范旭东是范仲淹的直系后裔，根据湖南汨罗1906年修订的《湘阴范氏族谱》记载，范旭东与兄长范源濂是范仲淹第三子范纯礼的后裔，为范仲淹第31世孙。其先祖于元末明初自苏州迁往湖南，在此定居长达六百余年，世代书香传家。

二、精神内核的一脉相承

除血缘外，他们最坚固的纽带是穿越千年的精神传承：

· “先忧后乐”的范仲淹精神：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凝聚了其一生的政治抱负与道德准则。

· “忧乐精神”的生动实践：作为范仲淹的后裔，范旭东及其兄长范源濂（近代著名教育家，曾三度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将此精神奉为圭臬。兄长范源濂践行教育救国，范旭东则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在不同领域深刻诠释了“忧乐精神”。

· “清白世家”的坚定底色：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范氏家族素有“清白世家”之称。这种家风也深刻烙印在范旭东身上，时人评价他“律己严、治事勤、自奉约、输公厚”。正是这种品德根基，支撑他突破技术封锁，成为“中国民族化工之父”，缔造了亚洲最大的碱业公司，并获毛泽东盛赞“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正如史学家杨树达所言：“其事不同耳，其心一也”，选择的具体道路虽不相同，但他们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则完全一致，这份精神的火炬被范氏后人一代代传递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