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日中为市” 到 “汇通天下”：解码古代商业的发展脉络！

在古代，商业虽长期处于 “重农抑商” 的政策语境下，却始终是支撑社会运转、推动文明演进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渗透于经济、民生、国家治理、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深刻塑造了古代社会的形态与活力。下面我们就按时间顺序，从起源、初步发展、繁荣、转折、成熟五个阶段，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各阶段核心驱动因素与关键表现。

一、商业起源：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约公元前 21 世纪前 — 公元前 11 世纪）

在原始社会晚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分工出现（如 “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部落间开始用剩余的粮食、牲畜、工具进行交换，这是最原始的 “物物交换”。

而到了夏商时期，货币雏形开始出现：商代出现贝壳（“贝币”）作为等价交换物，标志着交换从 “物物交换” 向 “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 转变，是商业正式形成的关键标志。同时在此时期还出现了专业的商人，在商代手工业发达，很多人没有土地的人，又无法支付高额的土地租金，所以就脱离农业，专门从事商品运输和买卖，这些人就被称为“商人”这个称呼也是一直沿用至今。

二、初步发展：西周至战国（公元前 11 世纪 — 公元前 221 年）

在此阶段，因为官府的制度变化、剩余产品以及战争的刺激，商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突破”，我们先来看西周时期：

在西周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管控模式——“工商食官”。啥叫“工商食官”？就是所有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都由官府来直接管理，为王室贵族服务，商品的交换以“官营”为主，私人商业可谓是在夹缝中生存呀！除此之外在西周时期还固定了“市”的位置，市场的位置一般都是在都城的边缘地带，官府还设置了 “司市”“贾师” 等官员管理物价、质量和交易秩序；

禁止奢侈品（如珠玉）在民间流通，防止 “本末倒置”（农业为 “本”，商业为 “末”）。

我们在来看看战国时期：

相比大家对于战国时期的第一印象都是几个国家天天打架，也真是战争的刺激，商业在此时期才迎来了“大解放”。在此时期铁质农具开始在各国内普及，铁农具的普及，间接的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剩余产品增多，商品交换需求也是进一步扩大。同时各国之间的争强好胜，为了让各自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强大，都开始了变法、维修交通要道等（如秦国商鞅变法虽抑商，但整体战国政策更开放）、战争需求（如兵器、粮草贸易）刺激商业。

在此时期可是出现几个富可敌国商人例如：范蠡（助越灭吴后弃官从商，号 “陶朱公”，被尊为 “商圣”、子贡（孔子弟子，“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以贸易富可敌国）

此外各国铸造金属货币（如秦国圆形方孔钱、齐国刀币、赵国布币），货币统一趋势萌芽；

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比如：邯郸（赵国）、临淄（齐国）、郢（楚国）等成为 “富冠海内” 的商业中心，临淄更有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 的繁华记载。

范蠡

三、初步繁荣：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公元前 221 年 — 公元 589 年）

这一时期商业发展 “一波三折”：秦汉大一统推动商业繁荣，魏晋南北朝战乱导致商业衰退，但也孕育了新的贸易形式。

始皇帝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圆形方孔半两钱）、度量衡、文字，消除跨区域贸易障碍；修驰道、开灵渠，构建全国性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提供基础。后经过几年的战争，商业的发展收到了限制，但到了汉初，为了恢复经济，实行了宽松政策 “休养生息”，允许私人经商，甚至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开放关口、山林资源），使得商业能快速恢复。

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商业发展一度达到巅峰时期，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的局面，部分商人甚至 “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如卓文君家族以冶铁、贸易致富）。

可惜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战乱频繁（如 “永嘉之乱”），人口锐减，城市破坏，全国性贸易中断，商业整体陷入低谷。

四、鼎盛时期：隋唐至宋元（公元 581 年 — 公元 1368 年）

这是中国古代商业的 “黄金时代”：政策开放、交通革新、技术突破（如印刷术、造船术）推动商业从 “官府管控” 走向 “自由繁荣”，中外贸易达到新高度。

1. 隋唐：“扬一益二” 的盛世商业

隋统一南北，唐 “贞观之治” 为商业提供安定环境；隋朝修大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成为南北商品流通的 “大动脉”；

唐中期放松 “市” 的管控（如取消 “坊市分离”—— 此前 “坊” 是居民区，“市” 是商业区，严格分开；唐后期坊市界限打破），出现 “夜市”（如长安夜市至三更，洛阳夜市 “通宵不禁”），商业时间和空间限制被突破。

陆上丝绸之路：唐与西域、中亚、欧洲（如东罗马帝国）贸易频繁，敦煌、凉州（今武威）是重要节点；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设 “市舶司”（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管理对外贸易，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也成为港口，出口丝绸、瓷器、茶叶，进口香料、珠宝、象牙；

在此时期出现了一个突破历史的东西—— “飞钱”（类似汇票，商人将钱存入京城机构，凭票据在地方取钱，避免携带现金风险），是古代金融业的重要突破。

2. 宋元：商业的 “全面成熟”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业 “最自由” 的朝代，元代虽为少数民族统治，但继承并发展了宋代商业成果。

宋代：商业革命（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 “唐宋变革论”，核心之一是宋代商业革命）：

坊市制度彻底瓦解：城市中 “坊” 与 “市” 完全融合，商铺可临街开设，出现 “临街市”“巷市”，如开封（北宋都城）“十里长街市井连”，杭州（南宋都城）“买卖昼夜不绝”；

货币革命：出现世界最早的纸币 “交子”（北宋四川，因铁钱笨重，商人发行纸币替代），后官方发行 “会子”“钱引”，纸币流通范围扩大，货币流通效率大幅提升；

海外贸易顶峰：

港口增多：泉州、广州、明州、杭州是四大港口，泉州因地理位置优越（避开广州的台风，且靠近东南亚），成为 “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通商；

市舶司制度完善：官方设市舶司管理贸易，征收 “市舶税”（占南宋财政收入的 1/5），并鼓励商人出海（“招诱蕃商，阜通货贿”）；

农村商业发展：出现 “草市”（农村定期集市，如 “墟市”“镇市”），部分草市因规模扩大演变为 “镇”（如景德镇因瓷器贸易兴起），形成 “城市 — 镇 — 草市” 的三级商业网络。

夜市

五、停滞与转型：明清（公元 1368 年 — 公元 1840 年）

明清商业在 “繁荣表象” 下暗藏危机：一方面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 “海禁”“闭关锁国” 政策限制了商业的外向型发展，最终在近代被西方列强打破。

1. 明代：商业的 “鼎盛与束缚”

繁荣表现：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农业经济作物（如棉花、茶叶、甘蔗）种植扩大，为手工业提供原料，棉纺织业（松江 “衣被天下”）、制瓷业（景德镇 “瓷都”）、造船业（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等手工业繁荣，商品产量激增；

商业城市与商帮崛起：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是全国性商业中心，苏州更有 “商贾辐辏，百货骈集” 的盛况；出现地域性商人群体 “商帮”，如晋商（经营盐业、票号，“汇通天下”）、徽商（经营茶叶、木材、典当，“无徽不成镇”）、浙商、粤商，商帮拥有庞大的商业网络和资本；

资本主义萌芽：明代中后期，苏州、松江等地的棉纺织业中，出现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的雇佣关系（机户是资本家，机工是工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束缚因素：

重农抑商政策强化：明政府对商人征收重税，限制商人子弟科举（“凡民之家，许令读书仕进，商贾之家，止许经商逐利”），抑制商业发展；

海禁政策：明初为防倭寇，实行 “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仅允许官方 “朝贡贸易”），虽明中后期开放 “月港”（今漳州），但海外贸易仍受严格限制，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2. 清代（1840 年前）：商业的 “延续与停滞”

延续繁荣：

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江南地区手工业（如丝绸、棉布）规模扩大，广州、上海（清代中期崛起）成为重要港口；

商帮进一步壮大：晋商的 “票号”（类似现代银行）业务扩展至全国，徽商在盐业、典当业中仍占主导地位；

对外贸易：清代前期开放 “广州十三行”（官方特许的对外贸易机构），垄断与欧美国家的贸易，茶叶、生丝出口量大幅增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停滞危机：

闭关锁国政策：乾隆年间（1757 年），清政府关闭其他港口，仅留广州通商，严格限制外商活动（如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与中国人直接贸易），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商业交流中断；

资本主义萌芽受阻：因政府重农抑商、官营手工业垄断（如造船、冶铁）、小农经济占主导，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处于 “萌芽” 状态，未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

近代冲击前夜：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西方工业革命完成，急需打开中国市场，而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与西方的扩张需求矛盾激化，最终引发 1840 年鸦片战争，古代商业发展历程至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