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量子谷”，中科大和合肥做对了什么？

“基础研究成果转变成先进技术的障碍被业界称为‘死亡之谷’，要跨越它，就要构建一个很好的通道和链条。”

从最顶层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新型研发机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平台，再到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出的一系列共性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合肥将这四层平台作为最重要的创新源头，全力保障服务

合肥正进一步开放企业生产、城市建管、社会民生等领域场景，让城市成为更多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首用地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亚彪 刘美子 朱青

在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蜀山脚下笔直延伸的云飞路上，数十家量子科技产业链企业云集两侧。“量子大街”已成为云飞路更广为人知的名字。

起源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的“量子大街”，涵盖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领域的多家企业。

回望这条街14年发展历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金融主体等不同创新主体，不断改革机制、协同创新，为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跨越搭建起通达的桥梁……

在一校创新土壤中萌发

“现在这条生产线，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从实验室真正走向产业化的标志。”站在目前量子信息行业内精度最高的SMT全自动化表面贴装生产线前，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盾量子）副总裁、副总工程师唐世彪感慨地说。

2009年，发源于中科大量子信息研究团队的国盾量子成立并入驻云飞路，成为我国最早探索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的企业之一。彼时，刚从中科大物理电子学专业毕业的唐世彪没有选择前往一线城市，而是在老师的推荐下，投身国盾量子的起步创业。

“那时‘量子大街’几乎还是一片荒地。”唐世彪回忆，“国盾量子是踏入量子科技产业化‘无人区’的‘领头羊’。”

随着国盾量子迈出第一步，越来越多从中科大走出来的学子加入“无人区”探索队伍。2016年，以贺羽为主导的十几名中科大学生组成团队进驻云飞路，成立了瞄准量子精密测量产业的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国仪量子），之后，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安徽云玺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不断进驻，逐渐形成了我国量子产业头部企业集群，并初步形成了涵盖量子通信、量子测量、量子计算、量子关键元器件的产业链条。“量子大街”由此成形。

对于像唐世彪、贺羽一样的学子们来说，中科大长期坚持“科教结合、协同创新”办学传统，赋予了他们前沿的眼界和开放的理念，而中科大不断探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有效路径，则为他们从实验室逐步走向服务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机制和平台。

中科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业务主管韦峰说，中科大坚持校企深度合作，制定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规划，打造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创新创业为特色的学习教育体系，同时逐步建立由校内外专家教授、成功企业家、经济管理学家、创业投资者、孵化服务者等组成的“金牌”导师队伍，面向产业需求和学科前沿培养人才队伍，并汇聚校内外资源，为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长期发展资源。

“学校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规律，营造了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也让我们赓续了科大人的‘创新基因’。我们深耕量子精密测量的研发和产业化，就来自于在少年班时就奠定的‘为国造仪’初心。”曾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的国仪量子董事长贺羽说。

中科大能够成功孵化包括量子科技在内的大量创新企业，还得益于不断探索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2012年，由安徽省、中科院、合肥市、中科大四方共建的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成立，成为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市场间搭建的创新平台，推动量子信息等多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科大还牵头组建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等多个协同创新中心，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入选“2011计划”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名单。

“基础研究成果转变成先进技术的障碍被业界称为‘死亡之谷’，要跨越它，就要构建一个很好的通道和链条。”韦峰说，不同创新主体以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协同起来，才能共同为创新价值链增辉。

合肥高新区云飞路航拍图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供图

在一城创新生态中成长

身为“90后”，贺羽对2016年成立国仪量子时的忐忑记忆犹新：“那时量子还不是一个很火的概念，关注度不高，到哪里都是坐冷板凳的待遇。”也正因如此，合肥高新区对公司展现出的包容和热情，让他印象深刻。

“合肥高新区有接受高度创新前沿科技的理念，也有颇具吸引力的创新创业优惠政策。比如，企业房租全免，我和公司很多人都享受了人才优惠政策，公司所有应届毕业生和外地就业人员在前三年享受房租补贴。”

贺羽说：“合肥这座城市和中科大有种共同的气质——都坐得了冷板凳。”

对国盾量子来说，合肥这座城市在应用领域为其提供了原动力。2012年，国盾量子在企业起步阶段，完成了合肥量子城域保密通信试验网建设。这是全球首个规模化量子通信网络，它与城市内的传统通信网络结合，为政务网络提供量子加密传输服务，同时能为金融、能源、医疗等行业提供接入服务，为带动生态链打下基础。对国盾量子而言，这是量子通信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的重要转折点。

“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英国《自然》杂志这样评价。而以国盾量子为代表的一批量子科技企业能在合肥扎根并快速成长为引领者，亦非偶然。

50多年前，中科大南迁至合肥，随后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一批下属科研院所陆续落户这里，为合肥打造“科创之城”注入底色。1999年，合肥与北京、成都、西安一起被确定为国家四大科教基地，之后两年，中科大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留肥的比例超过40%。2004年，合肥被批准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2017年，合肥市正式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继上海张江之后全国第二个国家科学中心……锚定“科创之城”发展路径，确立“科技即产业”的理念，合肥开始全力奔跑。

从顶层设计到转化应用，再到人才要素集聚，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成为合肥关键的“两翼”。“我们倾力支持‘国之重器’，支持基础科研。同时围绕科技创新成果建立高效转化平台，探索以科学机制助推产业链对接创新链，变科创优势为发展胜势。”合肥市市长罗云峰说。

“从‘量子大街’的快速成长，可以窥见合肥是如何营造‘全创新链’生态的。”合肥高新区科技局局长程羽说，从最顶层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新型研发机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平台，再到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出的一系列共性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合肥将这四层平台作为最重要的创新源头，全力保障服务。

五链协同的机制成为合肥高新区联通实验室与应用场的“高速路”。“我们建立全周期的孵化载体链，保护企业跨越‘死亡之谷’的‘最后一公里’。”程羽介绍说，金融链以政府直接融资以及政策性金融产品间接融资，保障科研人员能以专利、知识产权作价入股，零资金创办企业；企业链则建立高成长企业培育工程，助推双创企业向上生长，助力企业多样化、特色化、内涵式发展；人才链和服务链则从创新生态需要的角度，制定更为先进合理的人才政策，提供更加完善的营商服务。

良好的创新生态中，合肥科创产业得以聚焦市场需求、专注核心研发。比如，国仪量子的“量子钻石系列”精密测量仪器、国内首款商用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等产品已在多个行业领域实现应用；国盾量子与中国电信集团合作，已研发系列量子安全移动通信应用产品，合作推出的首个运营商级的量子安全移动通信产品——天翼量子密话，用户已超40万。

“这是合肥科技创新与机制创新互相催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相促进的成果。”唐世彪说。

在广阔创新场景中远航

2022年，合肥率先成立首个城市场景促进机构——合肥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让国盾量子有了更充足的底气。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合肥正进一步开放企业生产、城市建管、社会民生等领域场景，让城市成为更多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首用地。”国盾量子项目总监周雷说。

打造“全域场景创新之城”，是合肥的又一次重要接力。

“合肥通过全面开放企业生产、政府应用等各领域的场景，吸引大量创新企业共同参与场景建设，为科技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提供真实的应用示范机会，从而加速科技成果迭代和应用，加速企业成长、城市治理水平提升。”合肥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拱艳表示，以场景为切口推动多元主体开放合作，将加快推进全领域、全市域、全流程场景创新。

“场景创新是缩短基础创新和应用端距离的重要探索，双方共同发力、双向奔赴，对我们非常有益。”贺羽说，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很多应用就是在与场景对接碰撞中产生的“火花”。“比如我们在新能源电池原料品控检测方面的应用合作，就是由应用场景生发的。”他说。

“场景创新不同于‘揭榜挂帅’型的科研与企业相对接，而是以场景驱动科技创新大体系大联合，具有更短路径、更高效率。”罗云峰说。

2022年，合肥市发布首批30个产业链场景机会，就涵盖了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空天信息等16条产业链。

从一家企业到一条大街，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如今，在中国量子科技产业化道路上走在前列的企业，经历过从实验室走进“量子大街”的阶段之后，又在产业化中逐渐走出“量子大街”。

目前，国盾量子已入驻新建的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科技园，拥有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已正式投入使用的合肥量子城域网总控制中心的大屏上，8个核心网站点、159个接入网站点辐射的光波已织起一张覆盖合肥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国仪量子即将进驻占地百余亩的量子科仪谷，那是合肥市的全新量子科技产业园区，将打造成为“量子+科学仪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集聚示范基地。

随着上下游企业在创新场景中加快集聚发展，在这些量子科技产业中的头部企业看来，中国的“量子谷”正逐渐形成。“我们即将搬离，朝着更远的目标开始新航程。而未来，还会有新的团队从这里起步、远航。”贺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