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脑所所长罗敏敏：科学家不应该靠终身荣誉活着，最终要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发布者：唯品一生 2026-6-9 10:08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4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基础研究再度被摆上重要日程。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如何破局？基础研究的系统布局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才队伍如何进一步壮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如何进一步强化？如何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围绕这些议题，澎湃新闻特别策划了《基础研究之要》系列报道，对话基础研究从业者、学者、研究机构负责人，探索“筑基之方”，建言“强基之要”。

“要坚定地‘破五唯’，淡化论文数量指标，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的导向。”

近日，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新基石研究员罗敏敏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应大力推进代表作评价，不再简单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期刊排名作为衡量标准。

在他看来，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环境正持续优化，国内科研生态在逐步向好，跨学科、跨领域合作愈发普遍，北京脑所等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涌现，为基础研究的交叉融合发展营造了优良环境。但与此同时，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在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唯帽子”现象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罗敏敏主导研制全球首款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无线全植入的半侵入式脑机系统“北脑一号”，已完成20余例人体植入并进入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开发用于全盲患者视觉重建（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难治性癫痫与慢性疼痛的基因疗法，成功实现临床验证。

下为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中国走向创新型社会需要基础研究支撑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基础研究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罗敏敏：我认为一个社会最终要发展成创新型社会，必须特别强调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过去我们中国人谈科技时，更多强调技术而非科学，但如果缺乏科学基础，就无法在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上实现突破，技术创新和产业的长远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以神经科学为例，记忆的形成、意识的起源、视觉听觉、运动控制等基础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研究这些基础问题虽然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一旦取得突破，将极大加深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也为未来种下希望的种子。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我国近些年来基础研究环境整体上有怎样的变化？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或趋势？

罗敏敏：近年来，基础研究环境发生了一些整体性变化，比如经费投入有所增加、人才政策不断完善、科研生态在逐步完善等。在趋势上，我认为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是我们已经从跟踪模仿转向原始创新，要有勇气鼓励科学家尤其是年轻人探索全新领域；二是交叉融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脑科学与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光学、数学、化学的交叉正是证明；三是基础研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只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基础科学才能获得社会持久支持。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领域，基础研究主要涉及哪些核心主体？这些主体之间是怎样协作的？

罗敏敏：脑科学是全球高度重视的学科，在中国也一样。基础研究的核心主体首先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教授、研究生和博士后承担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其次，医院和临床机构也是极其重要的参与者。第三，企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生物医药和高科技企业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它们可以带着明确的问题来资助研究；同时，企业也为研究生提供了一条职业出路，对稳定科研队伍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是研究场地和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其次，跨单位、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没有政府协调很难推进；第三，重要的计算平台、样本和人类遗传资源库等基础设施也需要政府来建设。

研究经费重在如何合理分配

澎湃新闻：从你的团队看，基础研究经费有哪些渠道来源？各渠道的大致占比如何？

罗敏敏：北京脑所作为北京市的新型研发机构，在经费结构上具有一定特殊性，我们实验室的经费相当大的部分来自研究所，而研究所80%到90%的经费来自政府，特别是北京市政府，剩余10%左右来自企业以及一些横向项目。但绝大多数科学家并非从自己单位获得支持，而是需要自己去申请经费，目前主要的经费来源还是国家级科研项目。此外，地方政府、省市级项目也是重要补充。对于经济发达的省份如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方经费与人才支持也相当可观。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基础研究科研经费这些年是增长吗？能否满足前沿领域的攻关需求？

罗敏敏：总体上看，这些年研究经费是在增长的。但关键问题不完全是钱多钱少，也包括如何合理分配。我觉得基础研究经费应该讲求投入产出比。在现实中，实验室的规模和总体数量在不断增长，但经费可能并未按相同比例增加。一方面是人员增多，在有些领域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另一方面，科研经费还需要更加合理分配。

澎湃新闻：基础研究经费有怎样的分配偏向？是更重视扶持成熟团队，还是更多支持初创研究项目？

罗敏敏：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成熟团队基础扎实，成果和经验积累丰富，大型项目管理方优先考虑成熟的团队无可厚非。但科学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不是有实力就一定能成功。我认为需要做好两种团队的平衡，尤其是有前景的年轻人非常关键。自然科学基金委设有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就是很好的方向。关键是要真正支持年轻人去大胆探索。

考核评价体系需要更加完善

澎湃新闻：经费分配是否设置成果考核指标，考核方式是怎样的？您有怎样的完善建议？

罗敏敏：关于完善考核制度，我有几点思考：第一，需要分类评价，不同领域发表顶尖期刊论文的难度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第二，应引入代表作制度和同行评议，改革的核心是“破五唯”，真正改变“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片面化导向，用质量和贡献说话。考核一位科学家或一个项目时，不妨让他在五年内提交一两篇真正的代表性成果，由中外专家深度评议。第三，考核周期需要适当延长，并允许科研失败和容错。

澎湃新闻：我们也看到一些顶刊刊登的论文出现学术造假的情况，在学术成果评价上，目前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罗敏敏：当前评价体系过于注重量化指标，如果评价体系不改变，许多年轻人可能被逼到购买论文或编造数据。这种现象不仅浪费国家经费，更影响国家的科研声誉。

我认为必须坚决打击学术造假。对查实的造假者，应该撤销论文、取消学位、追回科研经费、终身禁止进入科研领域。故意造假浪费国家经费、给国家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的，甚至可以考虑索赔或者引入刑事惩罚。此外，应鼓励原始数据和代码开放、透明、共享，将原始数据和代码公开，造假难度自然增加，同行也更容易验证。

从更大的角度看，需要在文化层面鼓励务实，在体制上取消不必要的评审和量化评估。对科研人员要从伦理教育做起，培养诚信意识。年轻一代科学家应当对科学有敬畏之心，严谨求实。

“科学家首先是好奇而真诚的人”

澎湃新闻：您团队中青年人才的成长路径是怎样的？您认为“以老带新”和“科研一线发现人才”在实际执行中需要怎样的制度保障？

罗敏敏：青年科学家成长的“学徒期”，即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非常关键。独立研究员对青年科学家的引导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指导做实验或写论文，更要培养科研的批判性思维。另外，建立灵活的流动和退出机制非常重要。科研人员的结构最终会呈现金字塔形，并非人人都适合做研究。有些人从本科一直做到博士后，其实更适合进入企业工作。应该尽早为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多元的职业发展信息，这既是给青年人的出路，也是为社会提供更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澎湃新闻：“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在现实中容易落实吗？您认为“科学家精神”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罗敏敏：说实话，这非常困难。科研领域也比较受“成王败寇”观念的影响，一个项目失败了，经费就没了，晋升也没了。科学家不敢做高风险、颠覆性的研究，因为真正的创新往往是长周期、高风险的，而失败是常态。我认为科学家精神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求实”和“开放包容”。真正的科学家首先是好奇而真诚的人，他们追求真理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而不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获得奖项。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有益国内科研生态

澎湃新闻：加强基础研究是人类共同的课题。您怎么看待全球创新网络？我国基础研究和国际有怎样的差距？中国科学家应如何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罗敏敏：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我认为中国科学家需要有开放和共享的心态：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在国际上报告自己的成果；与国外顶尖实验室建立合作；遵循国际通用的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在实际操作层面，仍需创造条件，比如建立国际化的研究所，解决外籍科学家在签证、家属就学、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体制障碍。北京脑所非常希望引进国际顶尖人才，但在国际化软环境的建设中仍面临一定挑战。

澎湃新闻：面向未来，您对我国基础研究最期待的一项制度改革或突破是什么？

罗敏敏：最核心的是评价体系的完善。我期待能弱化短期量化指标，强化长周期、多元化、深度同行评议的科研评价体系和资助体系。还有一个观察，就是我们学术界的“帽子”太多，各种人才称号、排名、评估层层叠加。科学家不应该靠终身荣誉活着，最终要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质。相比“帽子”，科学家更应该看重的是，你提出的问题有多重要，解决问题的创新性有多高，能否真正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如果制度改革能够回归这个本源，会更加推动学科发展、带来学科更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