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政：以平视世界的心态，找准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交汇点

发布者：浪迹天涯 2026-6-6 10:07

【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新质生产力正深刻重塑国家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署，确立了其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教育强国的底层逻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如何破局？3月26日，澎湃新闻记者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柯政进行专访。柯政不仅对相对微观的课程教学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还深度参与教育强国建设相关的政策研究与理论探索。他始终主张战略科技资源要更多地往高水平大学投放，与此同时，更大力度地改革高校评价制度，他认为，要办好一批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或学院，为打通教育与产业“大循环”、破解教育改革深层堵点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思路。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并非完全重合，需要找到三者的交汇点；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正是这三大战略的交汇点与核心载体。”柯政认为，产业迭代越是加速，高校分类发展越是迫切，高水平院校越是要重视大口径、宽基础。

他认为，真正的自主教育知识体系，从来不是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而是对那些真正影响实践的知识进行学理化、体系化提炼之后再回到实践，去引领实践，唯有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做在实践一线里，才能建成真正支撑中国走向世界领先的自主教育知识体系，在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实现学术价值与时代价值的统一。

找准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交汇点

澎湃新闻：中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但在实践中，“各自为政”与“简单合并”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把握一体化改革的“度”关键在何处？如何构建三者“密切互动、彼此支持”的长效协同机制？

柯政：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必须先认清三者长期未能一体的深层原因，厘清各自内在的运行逻辑。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三者的内在逻辑并不完全相同。

教育的核心逻辑是准确可靠。进入教材、课堂的知识必须经过充分验证、确保准确可靠。有一些知识虽然前沿，但仍有很大争议或者还不够稳定、随时可能被推翻，若要进入学校课程，那是要做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科技的逻辑则完全相反，核心是求新、求突破，科学家的使命是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任何已经基本稳定的知识，科学家就对此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而能否称为人才，关键就是看他能否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产业升级创造实际价值。

这三者逻辑是不同的，但也有重合交叉的部分。那就是这里的知识既稳定可靠，又处于前沿创新，同时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交汇点，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力点。

把握改革之“度”，就要围绕这一交汇点发力。一方面，随着科技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权重日益增大，科技创新与人才贡献的重合度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要推动教育体系增强前沿敏感度，适当放宽准入标准；与此同时，也引导科技创新兼顾人才培养规律，让科研创新既追求突破，也兼顾知识的稳定性与适用性。

澎湃新闻：如何打破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二分的传统思维，推动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高校深度融合，让高校真正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

柯政：这个问题涉及我国创新体系的制度设计核心。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科研在院所、育人在高校”的分割格局，大学曾被定位为单纯的人才培养机构，开展科研甚至被视为偏废主业。这种专业化分工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与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要求已完全不相适应。

一项重大科研突破，除成果本身外，最宝贵的产出是一支青年科研队伍。科研过程本身就是最真实、最高效的人才培养过程。当前趋势下，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纷纷举办高等教育、强化研究生培养；“双一流”高校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各方都在向一体化靠拢。上海创智学院也是这方面创新的一个典范。

我始终主张，必须大幅提升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原因有三：第一，高校拥有持续不断的青年人才供给，每年都有最具活力、最富创造力的年轻学子汇入，这是其他科研机构无法比拟的核心优势；第二，人才培养必须依托最前沿知识。只有把最新知识与最聪明的头脑结合，才能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第三，有正反两方面现实经验可以支撑。美国很多的国家实验室就是直接设在顶尖高校的，钱学森先生之所以“能抵上五个师”，跟美国国家喷气推进实验室放在他求学工作的加州理工学院是密切相关的。费米之所以能在芝加哥大学影响和培养出一批诺奖级物理学家，不仅因为他本人是大师，也因为芝加哥大学在曼哈顿计划和后来的阿贡国家实验室中形成了国家战略任务牵引的大科学平台。国内来看，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度融合的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大科学平台成效也比较突出。相反，其他与大学相对割裂的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未达到预期成效。

但大家目前对这个问题认识不统一，甚至有把大学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是同样在大学之外建立了另外一套科研体系，也跟我们一样，一部分是“国营”，完全由政府运行，一部分是“国有”，如国家实验室。比如德国、法国，它们也都有类似我们中科院的庞大科研院所系统。在德国，年度预算超过10亿欧元的科研院所就有5家。但高校的弱势地位，在我国是体现最明显的。我们对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科研院所总的研发经费本来就是高校的1.7倍，但财政投入对科研院所的倾斜反而更大，达到1.8倍。在美国，相比高校，也同样是把更多的财政性经费投向了科研院所（是高校的 1.6 倍），这也再次说明，美国科研院所体系也是很强的，但科研院所总体科研经费依然比高校低（只有高校的73%）。英国则是无论总体科研经费，还是政府财政投入，都是高校比科研院所高。

投入不足会形成恶性循环：高校科研能力越薄弱，越难获得资源支持；资源越少，越难以承接重大任务，最终导致学生在校园内接触不到前沿知识，人才培养与国家需求脱节。

澎湃新闻：您提出将研究生教育作为撬动科教融汇的支点。关于前文提到的美国把国家实验建在高校的做法，中国可否借鉴？财政科技经费投向高校的比例应如何优化？

柯政：我非常支持探索依托高校建设国家实验室的新模式。从国家创新生态的全局来看，最优秀的人才、最顶尖的平台、最充足的资源集中于高校，既能产出重大科研成果，更能在攻关过程中培养顶尖人才，让人才再流向各行各业、释放长期红利，综合效益最大化。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曾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并长期参与总统科学咨询工作的格伦·西奥多·西博格在回顾美国为什么科技会领先的时候，提到了两条，一条是重视基础研究，一条是重视研究生教育。美国将大量科研经费投入大学，以此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支撑其长期科技领先。我国20世纪80、90年代大批学者之所以能有机会赴美读研究生，也是因为如此。

科研院所、企业应共同参与人才培养，但人才培养的主体与根基仍应在大学。脱离大学另起炉灶搞人才培养，模式短期化、生态不健康，难以持续。在资源配置上，应大幅提高财政科技经费投向高校的比例，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让高校有能力承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战略平台，把研究生培养全面嵌入科研全过程，真正让研究生教育成为撬动科教融汇、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支点。

教育应与产业协同发展，回应实践

澎湃新闻：您高度关注行业特色高校发展，提出推动其“重新行业化”。当前不少行业特色高校陷入“去行业化”压力，盲目追求综合化、排名提升，与行业需求渐行渐远。在评价机制上如何引导其坚守办学初心，推动行业部门深度参与办学治校？

柯政：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回顾历史，我国早期行业特色高校恰恰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天然典范。财经、石油、电力、航运等行业高校，专业设置紧扣产业，师资力量来自行业，科研解决一线问题，人才培养直接服务行业发展，教育、科技、人才高度贯通。

上世纪90年代部门办学体制改革后，行业高校逐步脱离原主管部门。改革有其时代必然性，也是有进步性的，但改革之后，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确实有所弱化。在大家都走综合化的道路之后，统一量化指标（如SCI论文数量）不仅成为了可能，还成为了客观需要，这样一来，原本服务不同行业、不可横向比较的高校，被强行纳入同一评价体系，同质化愈演愈烈，教育“自我内循环”也越来越突出。

推动行业特色高校“重新行业化”，首要任务是重塑自信。我们要深信，只要中国某一产业做到世界领先，与之深度绑定的高校学科自然就是世界一流，不必被国际排名绑架。

当高校不再被外部排名牵着走，主动回归行业、服务国家战略，行业部门就会重新愿意深度参与办学、投入资源、协同育人，最终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各擅其长的高等教育格局，让行业特色高校重新扎根产业、服务国家。

澎湃新闻：如何打通教育与产业大循环，避免教育陷入“唯论文”的“自循环”？现实中，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常滞后于产业变革，有哪些可行解决方案？

柯政：真正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必须对接社会与产业真实需求，否则只是校内“小循环”。高校培养一批只会发论文的人才，与国家需求、产业一线脱节，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但现在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匹配度比较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家都在想办法，相关改革政策也是一个接一个。对这个问题，我目前是这么认识的：

第一，试图用细分专业精准对接快速变化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走不通。很多人只看到产业发展非常快，前沿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就简单地提出大学要加快跟上。但我认为，其一，最前沿的技术层面，大学无论怎么快，都不可能赶上产业。今年智能体技术热门，哪怕是“零制度成本”假设，大学马上开好专业、课程，学生毕业后大概率也还是遇到所谓“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其二，如果抽象程度放大一级，各种前沿技术下一层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其实没有太多变化。以计算机学科为例，虽然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但计算机的核心课程几十年来依然稳定可靠。

第二，以大口径、宽基础培养应对不确定性。产业迭代越快，越要强化核心知识、基础能力、创新思维，而非追逐短期热点。前沿内容可通过线上课程、专题讲座、企业实践补充，不必全部固化为专业方向。我认为，真正把核心知识掌握扎实了，驾驭各种新技术能力会更高。

第三，理性看待所谓的“专业不对口”。这个问题早些年其实也都存在。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各类型企业有不同的认识。

最后，要加快高校分类发展。不同高校有不同的职责任务，中国巨大的产业体系，对人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大量的企业需要“即插即用”人才，我们要培养。但也有很多企业，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才，我们也需要培养。而且，我们不能只想着为现在的企业培养人才，也要想到为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企业人才需求做好准备。

澎湃新闻：如何让评价体系服务一体化发展？可否借鉴“产业教授”等模式，促进高校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

柯政：一切改革，最终都绕不开评价。但评价改革也非常难。我们要找准突破口。评价服务一体化，核心是利益对齐：把国家战略需求、学校发展目标、教师个人发展利益统一起来。

当前国家鼓励解决“真问题”，但职称晋升仍以论文数量、期刊层级为核心，教师自然缺乏动力投身产业一线、服务国家需求。这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做制度创新。近些年，中国香港地区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如设立产业导向科研基金，教师从企业获得横向经费，政府按比例配套支持；同时在职称评审中，产业合作项目与传统纵向项目同等认可。由此形成三方共赢：教师有动力、学校有资源、国家项目有效能，评价真正引导科研回归价值创造。我们华东师大目前也在这方面做了大的改革，“十五五”期间，大家应该会看到很多的评价制度方面的改革成效落地。

多元探索，自主创新，构建“领跑者”的学问

澎湃新闻：构建中国自主教育知识体系，是否意味着要彻底走出“跟随者”范式？这一体系的“自主性”如何体现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制度设计中？

柯政：过去百余年来，中国人文社科总体处于追赶、模仿、学习西方的阶段。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我们长期以西方为标准，把“接近西方”当作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范式下，精通西方文献、擅长对标西方理论的学者拥有话语权，这是历史阶段的必然。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性，而且在今天，向西方学习依然是需要的。

但今天，我们的心态要转过来。之前我们是“仰望世界”的，内心里总觉得人家比我们先进，想得比较多的是“跟随”。现在，我们学会了“平视世界”，欧美有他们优势领跑的地方，但我们也有我们自己优势领跑的地方。我们要深刻地看到，现在中国面临的大量新问题、新挑战在西方历史上无先例可循，在这些赛道上，我们就是“领跑者”，需要我们自己去开辟或者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为其他人提供借鉴参考，这才是我们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本意。

追随者有追随者的学问，先行者有先行者的学问。国家的快速发展，为人文社科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原创问题域，很多之前我们很少去想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相反原来我们觉得极为重要的问题，可能现在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是重视文科研究的重要底层逻辑。中国正在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是不知道的，必须提前布局。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我们最近在研究教育强国建设的指标，之前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智力资源去研究如何在一些指标上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但现在我们更多地要研究如何构建一些更能真正反映教育强国进展而又不同于世行、OECD 既有指标的指标体系。我作为其中的参与者，强烈地感受到，这才是先行者应该去研究的问题。

关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我专门写过文章，我想借此再强调一下。衡量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不是学术界的国外同行认不认，而是中国的实践者认不认，是不是真正能引领中国的实践走向世界最前列。这在任何领域都是一样的，稀土领域是这样，摩托车领域是这样，教育领域也是这样。广大教育一线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有效模式、制度、方法，已经构成中国自主教育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将其学理化、体系化、理论化，根本方法论就是“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同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文明气度与全球视野。面向2035，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际，学科应未雨绸缪，真正利用好国家发展、强盛的契机，建成真正支撑中国走向世界领先的自主知识体系。

澎湃新闻：上海明确提出完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机制，您也参与相关研究。上海作为全球链接度极高的国际大都市，推进一体化有哪些独特优势？需突破哪些制度瓶颈？在科学高中建设、职普融通等方面如何走在全国前列？

柯政：上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具备三大独特优势：人才密度高、顶尖高校集中、高端产业与领军企业集聚，完全有条件成为全国示范区、排头兵。

一直以来，我都建议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顶尖高校。首先是上海要有四五所顶级的综合性研究型高校，这是城市的“门面”，是城市文明高度的“象征”。但顶尖高校不仅于此，还包括一批小规模、高水平、深度嵌入产业的行业特色学院、高校。上海是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全球顶尖产业生态，应围绕航运、金融、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打造与产业深度共生的特色院校，专门解决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面临的真实问题，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形成世界级竞争力。许多细分领域全国人才需求并不大，可能年度人才需求仅百人量级，但又极为重要，必须达到国际顶尖水平。上海人才密集、企业集聚、国际化程度高，最适合承担这一使命。同时上海土地资源紧张，小规模特色院校投入相对少、见效快、精准度高，能以最优资源配置打造核心竞争力，这是上海引领全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