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晚清一个秀才都没考上的工匠，如何成为中国科学第一人

2026年的自然指数榜单刚一公布，全球科研机构排名前十名中，中国占据了九个席位，美国仅有哈佛大学勉强排在了第二位。中国科学院的贡献力是哈佛大学的2.75倍，这已经是它连续第十年蹲在全球第一的位置上。

然而，在一百四十五年前，一个中国人第一次将自己的名字印在了世界顶级科学期刊《Nature》上。他叫徐寿。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听说过。但翻开他的履历，每一页都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是他造的；中国第一艘蒸汽船，是他造的；中国第一所专门的科学学堂，是他办的；中国第一本科技期刊，是他创办的。今天每一个中学生背到烂熟的元素周期表上那些汉字——钠、钾、氢、氧，也是他定的。

一个清朝人，没出过国，没上过一天现代学校，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连个秀才都没考上，硬是把这些事全干了。他的一生，是一部被遗忘的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国家在封闭与落后中，如何靠几个人的执拗和才华，硬生生撕开一道通向现代文明的口子。

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江苏无锡，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里，徐寿出生了。

无锡这个地方，在清代是江南富庶之地，文风鼎盛，出了不少读书人。徐家祖上也算殷实，但到了徐寿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衰。徐寿五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留下他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他两个弟弟长大。

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但徐寿的母亲是个坚韧的女人，再苦再难，也要让儿子读书。在那个年代，这是唯一能让一个家庭翻身的出路。她把徐寿送进了私塾，指望他好好读书，考个秀才，考个举人，将来光宗耀祖。

徐寿确实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文章写得又快又好。私塾先生对他寄予厚望，觉得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中举。周围的亲戚邻居也都说，徐家老大有出息。

可事情没那么顺利。

徐寿到了该考秀才的年纪，去参加了县里的童子试。这是科举制度里最低一级的考试，通过了才算有了功名。第一回，没考上。没关系，再考。第二回，又没考上。第三回，还是没考上。

三次落榜，放在今天就是一个学生连续三年高考失利。对于当时的徐寿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走科举这条路的天花板已经到了。不是他不够聪明，是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他脑子里装的不是四书五经的注疏，不是八股文的起承转合，而是一堆他没地方说的念头——东西为什么会动？声音为什么能传那么远？水烧开了为什么能把壶盖顶起来？

这些念头，在当时的科举考试里，一个分都不值。

母亲和亲戚都劝他再考一次，说不定下次就中了。但徐寿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决定——他不考了。

放弃科举，在道光年间的中国，等于自毁前程。一个读书人，不考功名，能干什么？去种地？去做生意？去当工匠？这些在当时的社会等级里，都是下等人的活路。徐寿的家境虽然没落，好歹也是读书人家出身，去做这些，丢人。

徐寿不在乎丢不丢人。他在乎的是，那些他想弄清楚的问题，科举给不了他答案。二十二岁那年，他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一共四句话，后来被他写进了家训里——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谈论没有道理的事情，不谈论星象命理风水，不谈论巫术和算命。

这番话，放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简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清朝青年，从没听过“科学”这个词，写出来的东西却跟现代科学精神严丝合缝。他不信鬼神，不聊玄学，只认实实在在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的社会里，孤独得像一个站在荒原上的人。

放弃科举之后，徐寿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一头扎进了“经世致用”的学问里。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矿学、音律、机械，什么都学，什么都想弄明白。

但这里有一个大问题——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没有学校。徐寿生活在无锡乡下，整个中国都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他能接触到的书籍，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经史子集范畴。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别说系统学习了，连一本像样的入门书都找不到。

徐寿就靠两条路来学。第一是找一切能找到的书。他听说谁家有稀奇的书，不管多远都跑去借。借回来就抄，抄下来就反复读，读到烂熟于心。第二是自己动手做。他看书上说的那些机械构造，光看文字看不明白，就照着书里的图样自己动手做出来。做出来了，弄懂了原理，才算是真的学会了。

他的动手能力极强。二十一岁那年，他照着书上的描述，自己造出了一座结构复杂的自鸣钟。这种钟不仅能报时，还能在整点的时候敲打出不同的音律。他还在钟上安装了几面小旗子，到了特定的时刻，旗子会转动。这座钟的每一个齿轮、每一个发条、每一根轴，都是他亲手锉出来的。没有机床，没有精密仪器，全靠一双眼睛和一双手。

后来他又做过指南针，做过炮用象限仪，做过各种光学仪器。为了研究光的折射和色散原理，他想买个三棱镜，但买不到。他就把自己的水晶图章磨成了三角形，用来拆分太阳光的色谱。那束光透过那枚手工磨制的水晶棱镜，在墙上展开七种颜色的时候，徐寿大概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亲眼看到光的秘密的人。

这种学以致用的方法，放到今天，就是最顶尖的“创客”精神。而在那个所有人都读圣贤书、求功名利禄的时代，徐寿这种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学习的态度，简直是异类中的异类。

二十多岁的时候，徐寿在家乡已经小有名气了。但这个名气不在文人圈子，而在匠人圈子。他知道怎么修各种稀奇古怪的机械，知道怎么校正天文仪器，知道怎么做乐器调音律。十里八乡谁家有搞不定的东西，都来找他。他也不收钱，纯粹是因为喜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轰醒了一部分中国人。战后的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西方的东西开始大量涌入。其中有一类东西，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新鲜——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读物。

1850年代，徐寿在上海得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爱尔兰人合信编译的，名字叫《博物新编》。合信是个传教士，也是个医生，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用中文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医学和科学的书。《博物新编》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本。

这本书的体量不大，但内容包罗万象：力学、热学、光学、电学、化学、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几乎涵盖了当时西方基础科学的各个门类。每一条知识都讲得简明扼要，配上简单的插图，很适合初学者。合信虽然是个外国人，但他的中文功底很好，翻译过来的术语也通俗易懂。

对当时的中国读书人来说，《博物新编》就像推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书里讲的那些东西，什么引力、热胀冷缩、光的折射、电流、氧气，在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里连对应的概念都没有。徐寿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手都在抖。他翻来覆去地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把书里每一个原理都吃得透透的，恨不得把整本书刻进脑子里。

他后来回忆说，读了《博物新编》之后，之前脑子里那些模模糊糊的疑问，一下子全清楚了。为什么东西会往下掉？因为地球有引力。为什么水烧开了壶盖会动？因为蒸汽膨胀的力量。为什么雷声比闪电慢？因为光速比声速快。这些在今天看来最基础的常识，在那个年代，是打开一个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谁也没想到，这本薄薄的小书，日后会帮徐寿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也是在1850年代，徐寿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华蘅芳，江苏无锡人，比徐寿小十五岁。华家是无锡的大户，华蘅芳的父亲做过官，家境殷实。华蘅芳本人也是个奇才，从小对数学着了魔，自学了《九章算术》《测圆海镜》等中国古典算学著作，后来又钻研了从西方传进来的代数、几何、微积分。

华蘅芳和徐寿一样，也是科举路上的“失败者”。他对八股文毫无兴趣，心思全在算学上头。这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同样是不务正业。但两个人碰到一起之后，发现对方都是那种愿意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而废寝忘食的人。

他们的友谊，是晚清科学史上最动人的一页。华蘅芳擅长数学和理论，徐寿擅长物理和机械，两个人正好互补。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谈就是大半天。华蘅芳从数学上推导出来的结论，徐寿就用机械模型来验证。徐寿在做实验中遇到的计算问题，就找华蘅芳来帮忙。

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满世界找书。只要听说哪里有新出的西方科技译著，不管多远都要弄来。拿到书之后，两个人一起研读，一起讨论，一起做笔记。这种自学互助的模式，在那个没有大学、没有研究所的年代，是他们能走多远的唯一依靠。

1850年代末，徐寿和华蘅芳一起去了上海。那时候上海已经开埠十几年，成了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在这里聚集，带进来大量西方的书籍和仪器。徐寿和华蘅芳像两个进了宝山的孩子，在上海的旧书店和洋行里淘到了不少稀缺的科技著作。

他们在一家洋行里看到了一台蒸汽机的模型，那是英国商人用来展示的。徐寿围着这个模型转了好几圈，把每一个零件看了个遍，回来后跟华蘅芳说，这东西他能造出来。华蘅芳问他需要什么，徐寿说，只需要一本《博物新编》就够。

这话听起来像是吹牛。但徐寿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是有底的。《博物新编》里有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图，虽然画得很简单，但原理讲得很清楚。再加上他亲眼看过真机，脑子里的拼图已经完整了。他缺的，只是一个动手的机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这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的军事工业项目之一，专门用来制造枪炮弹药和轮船。曾国藩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技术力量，决心要让中国也能造出自己的轮船和大炮。

问题来了。军械所里懂传统兵器的人不少，会造火药、造鸟铳、造土炮的匠人一抓一大把，但谁能造得出现代蒸汽船？曾国藩到处打听，终于有人向他推荐了徐寿。说无锡有个奇人，没上过学，没出过国，但对西方的那一套机械理论一清二楚，做过自鸣钟和各种仪器，手艺一流。

曾国藩是个爱才的人，立刻派人去请徐寿。1862年，徐寿带着华蘅芳和儿子徐建寅，一行三人来到了安庆。

进去之后，徐寿才知道处境有多难。军械所里的设备极其简陋，别说现代化的机床了，连一个像样的车床都凑不齐。钢材、铜材、铁材，样样稀缺。所有需要的零件，都要靠自己手工打造。没有图纸，没有说明，没有能请教的外国技师。

但徐寿不怕。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台蒸汽机。

从当年三月开始动手。徐寿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设计、计算和制作。华蘅芳帮他做数学计算，徐建寅在一旁打下手。三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锉，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攻，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组装。经手的金属材料成吨计算，磨坏的工具不计其数。

1862年七月，那台蒸汽机轰隆隆地转了起来。徐寿站在机器旁边，看着飞轮飞速旋转，身上的油污和汗水混在一起。这一台蒸汽机，所有的图纸、工艺、零部件，全部是中国人自己干的。没有外国模型可参照，没有一个外国人帮忙。

消息传到曾国藩耳朵里，曾国藩亲自来看。他绕着那台蒸汽机转了好几圈，从头摸到尾，脸上的表情从半信半疑变成了喜不自胜。他当场拍板说，造船，继续造。

有了蒸汽机，徐寿的下一个目标是造出整艘蒸汽船。从安庆到南京，军械所跟着曾国藩一路搬迁。徐寿带领团队，一边造船一边改进技术。从前期的设计图纸，到下料的精度，再到装配的工艺，每一个环节都在摸索中推进。

这中间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没有合适的木材，他们在江南各地找；没有合格的铜管，他们自己动手铸造；没有足够的资金，曾国藩从军费里硬挤出来。最困难的时候，军械所连发工资都困难，但徐寿一分钱没少拿，全投进了船的制造中。

1864年，这艘中国历史上第一艘完全国产的蒸汽船终于造好了，取名叫“黄鹄号”。船身长约二十米，动力系统用的是徐寿自己设计制造的蒸汽机。这一年的某一天，“黄鹄号”在南京下关江面下水试航。江风猎猎，蒸汽机的活塞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螺旋桨在水中搅出白色的浪花，船缓缓驶离码头，朝着江心驶去。

岸上的人欢呼起来。曾国藩站在江边，看着这艘中国人自己造的蒸汽船劈波斩浪，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他知道，这艘船的存在，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洋人差。只是这个国家被锁住了太久。

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报道了这件事。报道里专门强调，这艘船上所有的零部件，包括螺栓、阀门、压力计，都是在没有外国模型、没有外国帮助的条件下造出来的。这篇报道传到国外，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格致汇编》后来也专门介绍了“黄鹄号”的建造过程，将其作为中国近代科技起步的标志性事件。

“黄鹄号”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掌握了现代蒸汽动力的制造技术。徐寿用锤子和锉刀，在一个连螺丝都造不利索的国家里，硬生生把最尖端的工业产品给造了出来。

船造好了，徐寿的脑子里想的却不止是造几艘船的事。他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中国为什么造不出好船？不是因为没人会造，而是因为缺少最基础的东西。没有好钢材，没有好铁，没有好煤。船体用的木材要从南方深山老林里砍伐运来，成本高得离谱。动力系统需要的铜管和铁件，质量参差不齐，全靠手工打磨才能用。

这些问题不解决，造再多的船也是事倍功半。而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自己开矿，自己炼铁，自己轧钢。把现代工业的产业链从源头建起来，而不是靠进口零件来组装。

抱着这个想法，徐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提了四条建议：第一，自己开煤窑、建炼铁厂，解决能源和材料问题；第二，自己造大炮，不能总买洋人的；第三，操练新式水师，光有船不行，还得有人会开船打仗；第四，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把知识传开去，让更多人学会这些技术。

这四条建议，放在今天看，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强国之策。可曾国藩的回信，却让徐寿大失所望。曾国藩在信里说，你提的这些建议，大多是出于揣测和空想，不切实际。好好干你工匠的本职工作就行，不要去操那些治国方略的心。

“揣度之词”——这四个字，像一盆冷水浇在徐寿头上。一个连兵部侍郎都当过的总督，一个被视为洋务派领袖的大人物，对技术的理解竟然还停留在“工匠的事就该工匠管”这个层面。在他们眼里，造得了轮船的人，只是一个手艺好一点的工匠，不配谈论国家的工业政策。

这件事给了徐寿很大刺激。他终于明白，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技术落后，更是观念落后。在一个视技术为奇技淫巧、视工匠为下等职业的社会里，光靠几个人埋头苦干是改变不了什么的。要让中国真正强起来，必须让科学知识走出官府和军工厂，走进普通人中间。

从安庆出来之后，徐寿去了上海。

1867年，他被调入江南制造总局。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造枪、造炮、造船、造弹药，什么都有。但徐寿感兴趣的，不是军工厂的生产线，而是设在厂里的翻译馆。

这个翻译馆，是曾国藩采纳徐寿之前的建议后设立的。虽然那四条建议被曾国藩打了回来，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这一条，曾国藩后来想通了。不是因为他认同徐寿的远大理想，而是因为他觉得把洋人的技术书翻译过来，对造枪造炮有用。

翻译馆的负责人叫傅兰雅，是个英国人。他六岁那年，徐寿刚到安庆开始造蒸汽机。如今几个年头过去，他们坐在上海的同一间屋子里，面对的是成堆的英文科技著作。傅兰雅负责把英文口译成中文，徐寿负责把口语记录成书面文字，并梳理语句逻辑，使之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十七年。

十七年里，徐寿和傅兰雅合作翻译了一百多部科技著作，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矿学、机械、航海、军事等几乎所有当时西方主要的科技门类。光是化学方面的译著，就不下二十种。这些书后来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和军工厂当作教材使用，影响了几代中国科技人才。

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个超级大难题，是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

西方化学里的元素都是用一个或两个拉丁字母来表示的，比如氢是H，氧是O，铁是Fe。可中国没有字母文字，总不能把这些拉丁字母直接塞进中文书里吧？以前有人试过直接音译，结果一个元素名拖拖拉拉一大串，读起来又长又别扭，根本没法用。

徐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把已知的化学元素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已经被发现了几千年的老元素，比如金、银、铜、铁、锡、汞、硫、碳。这些老祖宗早就有了名字，不用改。另一类是近代西方科学家新发现的元素，中文里压根没有对应的词，比如钠、钾、钙、镁、氯、氟、溴，一共有几十种。

对这些新元素，徐寿定了一条规矩：用偏旁来区分它们的物理状态。固态金属，用金字旁，比如钠、钾、钙、镁、镍、钴、锌、铅。固态非金属，用石字旁，比如碳、硅、磷、硫、硼。液态元素，用三点水旁，溴、汞。气态元素，用气字头，氢、氧、氮、氯、氟。

偏旁定了之后，再用读音来定字的具体发音。读音从哪里来？从每个元素的拉丁文或英文名称的第一个音节里来。比如钠（Na）取“那”的音，镁（Mg）取“美”的音，氯（Cl）取“绿”的音。这么一来，一个新造的汉字，你一看偏旁就知道它在常温下是固体还是气体、是金属还是非金属，一读发音就知道它对应的是西方哪个元素。

这是一套极其高明的命名系统。它既能跟国际接轨，又符合汉字造字规律，还特别实用——既好记又好用。直到今天，一个初中生看到“钠”字，就算不知道它是啥，一看到金字旁就知道这是一种金属。如果当初没有徐寿这套命名法，中国的化学教育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

除了翻译，徐寿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办一所专门教自然科学的学校。

1874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一所新学校开学了。它的名字叫格致书院。“格致”两个字，取自《礼记·大学》里的“格物致知”——推究事物的原理，获得知识。徐寿用这两个字来做校名，把这个古老的词汇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专门教授自然科学的学堂。开课的科目，在今天看来都是理工科最基础的课程：矿物、电务、测绘、汽机、制造。这在清朝是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教育体系之外，凭空长出来的一片新苗。

为了让这所学校活下去，徐寿几乎是倾家荡产。他自己一个人掏了1000银元做了启动资金。1000银元在当时能在无锡买一百亩地，搁在现在，等于一个普通人毕生的积蓄。他眼都没眨就投了进去。没有他这笔钱，格致书院可能连第一年都撑不过去。

在格致书院，徐寿不只是挂了名的董事，他是真正的灵魂人物。他定期在学校里举办科学讲座，讲矿务、讲电学、讲机械、讲制造。他的讲座有一个特别之处：不只是讲，还现场做实验。这在当时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台下的学生亲眼看到化学试剂混合后变色，亲眼看到电流把铁钉磁化，亲眼看到蒸汽把活塞推上去又拉下来——这些“眼见为实”的瞬间，比任何教科书都有说服力。

格致书院的资金一直很紧张。早期基本靠捐款维持，徐寿个人捐了最多，他的朋友和仰慕者也有捐助。后来学校慢慢有了些名气，开始有一些官方的资助。但不管钱多钱少，徐寿对学校的标准从来没有降过。他坚持学校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因为拿了官府的钱就变成官办的学堂。他要的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按照科学规律来办学的学校。

格致书院后来改了名，叫格致中学。它现在还在上海市中心广东路上，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到2025年，这所学校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它出过十四位两院院士，是上海市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近几年，格致学生考进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的比例接近五成。

一个半世纪之前徐寿种下的那颗种子，至今还在往外冒新芽。

1876年，徐寿还办了另一件大事——创办了《格致汇编》。

这是中国第一份科技期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本面向大众的科学普及杂志。它的内容五花八门，既有翻译过来的西方科学文章，也有中国人自己写的科技报道，还有读者来信问答。文章的领域包括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机械、航海、军事等各个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西方主要的科技领域。

杂志的目标读者，不是那些已经在搞洋务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而是更广泛的普通读书人和基层知识分子。徐寿的想法很朴素：科学不能只在军工厂和翻译馆里小圈子流转，必须让更多人看到。只有知识传开了，中国才可能真正发生变化。

《格致汇编》是季刊，每三个月出一期。“汇编”的意思，就是把这一段时间里最重要、最有趣、最有用的科学知识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当时中国的邮政系统还不发达，杂志的发行范围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但也有少量寄往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大城市。

也是在这本杂志上，徐寿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声学的。他用铜管做了一系列实验，发现了一个与西方权威理论不同的规律。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在他那本著名的《声学》教材里说，开口管的八度音，管长比例应该是二比一。这是西方声学界公认了好多年的结论，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但徐寿的实验结果不一样。他反复测了很多次，数据清清楚楚地表明，比例不是二比一，而是九比四。九比四和二比一差别有多大？换成分数，一个是2.25，一个是2。差了百分之十二还多。这不是误差能解释的，这是原理层面的不同。

徐寿查遍了所有能到手的西方声学著作，也没有找到能解释这个差异的理论。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把实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换了不同长度、不同口径的铜管，在不同的温度、湿度条件下反复验证。每一次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九比四，不是二比一。

1881年，徐寿六十三岁了。他已经在上海住了将近二十年，头发花白，身体也大不如前。但他的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知道，自己那篇声学论文里发现的这个差异，必须让西方学术界知道。

他把论文的手稿交给了老搭档傅兰雅。傅兰雅读完，也觉得这个发现的分量不轻。他亲自把论文翻译成了英文，并在文末加了一段按语，说明了徐寿的身份和实验的条件——一个没出过国的中国人，在没有任何现代化实验设备的条件下，用最简陋的仪器做出来的成果。

这篇翻译稿投给了英国的《Nature》杂志。《Nature》创刊于1869年，到1881年已经运行了十二年，早已确立了世界顶级科学期刊的地位。能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是十九世纪每一个科学家的梦想。

论文顺利发表了。标题翻译成中文大概是“声学在中国”，内文详细描述了徐寿的实验方法和数据，论证了开口管八度音管长比应为九比四而非二比一的结论。《Nature》的编辑给这篇论文写了一句评语，大意是“现代科学方法被用来矫正古老的定律，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中国”。

这句话的语气里，确实有惊讶的成分。在当时的西方科学界看来，中国是一个与科学文明几乎绝缘的地方。一个清朝人，没有留学背景，没有正规的科研训练，居然能发表论文，这本身就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而这篇论文的内容还是挑战了西方权威学者的结论，这就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严格来说，徐寿1881年发表的那篇声学论文，在近代中国科学史上确实被公认为中国人在《Nature》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型文章。他的发现虽然当时没有改变声学教科书，但它是一个信号——中国人已经具备了用现代科学方法做原创研究的能力。这个信号，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它像一颗种子，在一百多年后长成了参天大树。

1880年代，是徐寿一生中最忙碌也最满足的日子。

格致书院慢慢步入正轨，虽然资金一直紧张，但从来不停课。《格致汇编》的读者群也在慢慢扩大，每一期出来都有读者来信讨论问题。翻译馆的工作持续运转，新材料、新理论不断地从西方传过来，傅兰雅和他一起日夜赶工，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们变成中文。

但徐寿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他的眼睛最先出了问题。长年累月伏案工作，对着昏暗的油灯写稿、翻译、设计图纸，他的视力下降得非常厉害。后来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读书写字都要把纸凑到鼻子尖。

可他还是不肯停。翻译的工作做不了了，他就口述，让助手记。别人都劝他歇歇，他摆摆手，说能传一篇是一篇，能教一个是一个。

1884年，深秋。上海格致书院。

六十六岁的徐寿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太清东西了，但耳朵还很灵。窗外是上海的市井喧嚣，再远处是黄浦江上的汽笛声。他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从一个从没出过国的乡下读书人，变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第一人。他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船，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方科技著作，定下了化学元素的中文名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科学学堂，出版了第一份科技期刊，把论文发到了《Nature》。

这些事情里的任何一件，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够吹一辈子。他全部干了，而且精力更多放在“传”和“教”上面。他翻译的那些书，培养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好几代人。他创办的学校，跨越了一个多世纪，到今天还在培养人才。

那一年的九月，徐寿在上海格致书院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他走得悄无声息，上海城里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也不关心他做了什么。

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那些事，都没有白做。

徐寿走了，但他的事业没有断。

他的儿子徐建寅，从小跟着父亲在军械所和翻译馆里摸爬滚打，十几岁就开始帮父亲绘图、计算、做实验。徐寿造蒸汽机的时候，徐建寅在旁边递工具；徐寿写译稿的时候，徐建寅在一边抄稿子。这个孩子的整个少年时期，不是在学堂里读四书五经，而是在实验室和工厂里度过的。

徐建寅后来也成了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军工、化工、造船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参与了江南制造局多项军工项目的建设，后来又主持了多项火药和炸药的试制工作。

1901年，徐建寅在试验无烟火药新配方的时候，实验设备发生了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把整个实验室炸得支离破碎，徐建寅当场牺牲，时年五十六岁。

父子两代人，一个为新生的科学事业耗尽心血，一个在战斗的岗位上献出生命。他们的结局虽然不同，但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完全一样。在他们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叫做“不值得”。

徐寿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被遗忘了。不是因为他的贡献不值一提，而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太混乱，那个国家的命运太动荡。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件接一件的大事，把人们的注意力全占满了。一个搞科学的技术官僚，在历史叙事里很难挤进前排。

但科学不会因为被人遗忘就停止前进。徐寿种下的那些种子，在不知不觉中生根发芽。他翻译的那些化学书籍，被他命名的那些化学元素，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扎根。他创办的格致书院变成了格致中学，一百五十年来从未断过一届学生。他的科学启蒙理想，在后来的教育体系里慢慢变成了现实。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事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2025年，中国高校在《Cell》《Nature》《Science》三大顶刊上发表了七百八十六篇论文。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天就有两篇多。而在145年前，一个中国人在这上面发一篇论文，还是个能上新闻的大事。

2025年，全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了三点九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的四百九十九亿元，涨到了超过三千亿元。科学研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国家的系统工程。中国的科学家可以不用再靠手工打磨水晶图章来研究光学，他们可以用世界最先进的同步辐射光源、超算中心、射电望远镜来探索未知的世界。但这些高大上的设备背后，“把事情弄明白”的冲动，和一百多年前那个在油灯下磨铜管的年轻人，本质上是一回事。

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一千六百万辆，连续十一年全球第一。嫦娥号从月球背面挖回了土壤，“奋斗者”号潜入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深渊，天宫空间站在地球上空四百公里的轨道上飞。这些看得见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出来的。跑第一棒的人里，有一个叫徐寿的清朝人。

2026年的自然指数榜单公布的时候，全球科研机构前十名，中国占了九个。中国科学院的贡献力是哈佛大学的二点七五倍，连续十年全球第一。如果把这些数字拿给1884年的徐寿看，他大概会愣很久。不是因为他看不懂，而是因为这些数字大得超出了他能想象的极限。

但在这条漫长的接力跑中，他跑的是第一棒。

有外国媒体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徐寿能早生一百年，美国怕是赶不上中国。

这话确实有夸张的成分，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科学家，再怎么天才，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一个国家的科技进程。但这句话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个人的超前认知与时代的落后惯性之间的巨大鸿沟。

徐寿生活的时代，是中国被西方超越、碾压、羞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动或者主动地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落后了该怎么办？

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学洋人的技术。洋人有船坚炮利，我们就造船坚炮利。洋人有机器，我们就仿造机器。这个思路没有错，但徐寿比他们想得更远。他要的不是造几艘船、造几门炮，他要的是把“为什么”搞清楚。船为什么能动？炮为什么能响？搞清楚原理之后，融会贯通，举一反三，造出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东西。再把知识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搞清楚。一个民族，只有到了这个份上，才算是真正站起来了。

这条路漫长、枯燥、不讨喜。它需要几代人的埋头苦干，需要无数人的默默奉献，需要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它不像打仗那样轰轰烈烈，不像革命那样荡气回肠。但历史最终会给出评判——谁才是真正在夯实地基的人。

徐寿没有上过一天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他靠的是一双手和一颗不肯停下的脑子。他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蒸汽机，自己的蒸汽船，翻译了上百部科学著作，定下了化学元素的汉字名字，为中国近代的科学研究构建了最基础的语言体系。他创办了第一所科学学堂，第一份科技期刊，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多人中间。他把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上，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人也可以用实验来修正他们奉为圭臬的理论。

这些事，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给他带来名利。他临终前，上海城里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的名字和他的作为，刻在了中国近代科学史的扉页上。后来的中国科学家，无论成就多高，翻到第一页，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名字——徐寿。

有人说，如果徐寿早生一百年，生在那个中国还站在世界前列的年代，中国的科学事业可能不会落后西方那么多。这个假设无法验证，但它指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超前认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能发挥的作用是多么有限。徐寿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个人可以走多远，但时代的局限让他只能走到那里。后面的路，要靠整个国家的努力。

今天，一个又一个徐寿的后继者站在了世界科研的最前沿。他们没有辜负徐寿当年在那间昏暗的格致书院里许下的心愿。

徐寿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较真”的故事。一个没考上秀才的秀才，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了求知欲本身的价值，回答了“我偏要弄明白”这种执拗的人生到底值不值得。答案在他身后一百多年，写在了中国科技腾飞的每一个数字里。

伏牛山的石头还是那么硬。白河的水还是往南流。襄阳城外的麦子一茬接一茬地黄。南阳城里的武侯祠，香火一直在烧着。格致中学的教室里，孩子们还在上化学课，还在背那张元素周期表。

“钠”——金字旁，一个“内”。一看就知道是一种金属，一读就知道它叫Na。这个字，是那个晚清无锡人徐寿造的。他造这个字的时候，大概想的不是让后人来感谢他。他想的只是，屋里那些学生，拿到一本化学书，能读得下去，能看得明白。能少走一些他当年走过的弯路。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