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毅夫：当你处于世界最前沿时，你必须自己发明

发布者：落霞秋水 2026-6-8 10:10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4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基础研究再度被摆上重要日程。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如何破局？基础研究的系统布局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才队伍如何进一步壮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如何进一步强化？如何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围绕这些议题，澎湃新闻特别策划了《基础研究之要》系列报道，对话基础研究从业者、学者、研究机构负责人，探索“筑基之方”，建言“强基之要”。

“当你处于世界最前沿时，没有人可以给你技术，你必须自己发明。”

近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与过去几十年靠引进、消化、吸收的模式相比，中国基础研究发生的根本变化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了”。

林毅夫强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正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次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能抓住机遇，就能实现民族复兴；如果错过，就可能再次落后。”

4月3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具体到基础研究中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林毅夫提到，政府可以设立国家实验室，或支持头部企业建立国家实验室，采取政府和企业风险分担的方式，政府出部分资金，企业配套投入，共同合作攻关前沿科技领域。

在科研经费的层面，林毅夫认为，我国的基础科研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应从目前的约7%，逐步提升到15%-25%。而且，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撒胡椒面”，必须挑选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至关重要的领域。

去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达到7.08%，首次“破7”，创历史新高。“十五五”规划明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

在科研评价体系方面，林毅夫认为，要弱化量化指标，增加同行评议。要下决心培养我们自己的学术大师，甚至邀请国际大师参与评议。

下为对话实录，略经编辑。

“当你处于世界最前沿时，你必须自己发明”

澎湃新闻：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看，中国为何在当前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与过去几十年靠引进、消化、吸收的模式相比，根本变化是什么？

林毅夫：根本变化在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了。过去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比较大，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本低、风险小，这是后发优势。

但现在，许多产业我们已经从落后变为“并跑”，甚至在一些领域开始“领跑”，比如家电产业、造船、新能源汽车等。当你处于世界最前沿时，没有人可以给你技术，你必须自己发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正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次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能抓住机遇，就能实现民族复兴；如果错过，就可能再次落后。

总书记强调基础科研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所有问题的“总开关”。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后面的开发就是“无源之水”，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碰到天花板。

澎湃新闻：您一直强调比较优势要与发展阶段相适配。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短板又在哪里？

林毅夫：中国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是人才，我们有14亿人口，在每个国家，人才的分布是常态，我们人多、天才多，我们还有全球最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工程师红利巨大。其次是资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储蓄率高，能动员的物质资源充足。此外，我们还有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优势。

但短板也同样突出。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前就有科学革命，至今有三四百年以上的基础科研积累，顶尖原创人才辈出。而我们长期处于追赶阶段，主要靠引进，顶尖学术大师级人才匮乏，获得自然科学诺奖的华人科学家大多是在国外完成的成果。

更关键的是评价体系。国外顶尖大学评价科研人员，看的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发了多少论文、在什么期刊。我们缺乏足够多的学术大师来同行评议，只能依赖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形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局面。这使得科研人员不愿去做周期长、风险大、难以发表成果的原创性攻关。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要有重点方向

澎湃新闻：在基础研究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应如何分工？

林毅夫：这需要明确分工。基础科研的成果是论文，属于公共知识，大家都可以共享，企业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因为投入了却无法独享收益。这部分必须由政府来主导和支持。

而开发环节，企业在基础科研突破的基础上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获得垄断回报，因此企业有很强的积极性。这部分要依靠市场，通过竞争来激发活力。

但政府做基础研究、企业搞产业应用，也并非绝对的。有时候，企业直面市场和产业需求，反倒比政府更清楚哪些基础领域需要实现技术突破。为此，政企之间可以展开深度合作。政府拿出资金、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帮企业分摊研发风险；企业配套投入资金，携手政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很多领先产业，早期基础科研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很多知名跨国公司企业家都曾受益于此。

澎湃新闻：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突破7%，目标还在提高。从经济学看，财政、企业、社会多元投入的最优比例是什么？如何避免政府“大包大揽”或企业短视现象？

林毅夫：目前我们基础科研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约7%，而发达国家普遍在15%-20%。作为大国，且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应逐步提升到15%-25%。在资金来源上，发达国家政府占比约40%，企业40%，社会20%。鉴于我们的企业过去习惯了引进吸收，积极性不高，社会基金会也较少，政府必须做得更多，占比应达到50%甚至更高。

政府避免在科研领域“大包大揽”的关键是选对方向。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撒胡椒面”，必须挑选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至关重要的领域，比如芯片、关键材料、生物医药、能源安全、农业育种等。要支持那些具有共性和重大平台作用的基础项目，一次突破能带动多个领域。

至于解决企业“短视”问题，要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开发出的新产品有利可图。同时，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分担基础科研的风险，让企业愿意投入。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前存在的一些“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根源是什么？如何设计一套尊重科学规律、激励原创的评价体系？

林毅夫：根源在于我们长期处于追赶和消化吸收阶段，缺乏能判断“什么是真正前沿”的学术大师，只能依赖国际期刊发表等外部量化标准。这在过去有其一定的道理，但现在我们要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就必须改革。

首先要分类评价。有些学科、有些领域的考核周期可以延长到5年、10年甚至更久，要知道有些科研领域一旦取得突破，就会影响深远。另外，我们还要弱化量化指标，增加同行评议。要下决心培养我们自己的学术大师，甚至邀请国际大师参与评议，逐步建立国际化的评议平台。还要给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真正的学术自主权，让他们有能力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原创思想，而不是只看论文数量。

破解“两张皮”现象需做好利益分配

澎湃新闻：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而很多青年科研人员面临“非升即走”的巨大压力。应该如何稳定支持青年人才？

林毅夫：年轻人的创造力是最强的，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往往发生在30到35岁。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无压力的创新空间。

具体来说，可以为优秀的青年博士提供5到10年的长期稳定资助，减少短期考核，让他们自由选题、组建团队。同时，要改变当前僵化的“非升即走”制度。很多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并不要求年轻学者发表多少论文，而是看他的研究方向是否重要。我们也要在这方面松绑，保障他们的收入、住房，减少行政干预，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大的人才评价自主权。

澎湃新闻：我国产学研存在“两张皮”现象，症结在哪里？如何用市场机制让企业愿意投入？

林毅夫：症结在于没有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基础科研是公共产品，企业不愿投；但开发出的新产品是私有的，企业愿意投。连接二者的关键是知识产权保护。

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确保企业投入开发后能获得垄断回报，企业才有积极性。同时，政府支持的基础科研项目，应向有研发能力的企业开放，让企业提前介入，了解前沿突破，从而快速转化为产品。此外，政府可以设立国家实验室，或支持头部企业建立国家实验室，采取政府和企业风险分担的方式，政府出部分资金，企业配套投入，共同合作攻关前沿科技领域。

澎湃新闻：您曾任职世界银行，熟悉全球科技治理。中国要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除了投入，还需在规则、标准、话语体系上做哪些突破？

林毅夫：我们需要主动参与甚至引领全球科技治理。比如，我们可以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就像当年美国牵头人类基因组计划一样，我们现在有能力和判断力，可以在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量子通信、深空深海探测等领域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主导制定技术标准。在5G、6G乃至未来7G等领域，我们有基础和话语权，要主动主导标准制定。另外，我们还可以创办中国的顶级学术期刊，目前顶尖期刊都在国外，话语权也在别人手里。随着我们基础科研投入加大、成果增多，完全有能力创办世界顶级的中国期刊，引领国际科研方向。

此外，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是培养更多国际顶尖大师，并让他们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我们已牵头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未来应在更多领域推动更公平、更包容的全球科技治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