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在一线 奋斗正当时(下)

发布者:贫在闹市 2026-6-11 10:08

田野间的“天耕客”

■ 杨 川 河北邯郸 新农人

杨 川 金 立摄

爷爷赶着黄牛耕田,爸爸开着拖拉机种地……大学毕业后,我把无人机带进田野,接过家里的“接力棒”,成了一名新时代“天耕客”。

2002年,我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父亲经营一家小麦种植合作社,管着两百多亩耕地。小时候常跟长辈下田,我早早体会到传统农耕的不易。

2021年,我考入大学,学习智能控制、数字传感等专业知识。越学越觉得,传统农业的短板不是农人不够勤劳,而是种植模式相对滞后。于是,我又跨专业自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学配药等植保知识,想把学到的本领用到家乡田里。

毕业后,我放弃城市工作机会,回乡投身智慧农业创业。起初资金紧张,我只能靠一台老旧植保无人机接活。田间作业时,设备失控撞树、意外摔机并不少见。盛夏田里酷热难耐,我一次次下田捡拾设备,双腿常被秸秆杂草划伤,但没想过停下。

“无人机种地不实际,不如人工可靠。”面对质疑,我始终相信科技植保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关键在设备和操作技术。为了“破茧成蝶”,我白天在田间反复试飞调试,晚上拆解检修设备、优化参数,在一次次试错中练操控、学维修。

扎根田间的日子久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转型难点:老一辈农户习惯依靠经验耕种,掌握智能农机和数字化技术并不容易。而思维活跃、敢闯敢试的年轻人,正是连接传统农耕与智慧农业的桥梁。

后来,我购置了专业植保无人机,成了全职新农人飞手。我参加乡村振兴头雁培训,到高校研学农业理论,去先进基地观摩交流,一边补上精细化植保、农业运营的短板,一边结识更多新农人伙伴。

如今,我的植保服务不再局限于农田施药,还依托无人机优势,破解山区农事难题,拓展出树苗吊运、鲜果转运等业务。我还走出家乡,奔赴山东、河南、广东等多地农业主产区,提供专业化农事服务。智能植保高效精准,一小时能完成数十亩农田的标准化作业。

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田野、打磨技术,不断拓展智能农机应用场景,以青年之力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

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 高大力 浙江杭州 博士后

高大力

我是浙江大学杨春节教授团队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后,今年32岁。2020年起,我有幸与浙江省杭州日芝电气有限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2022年正式入驻企业,牵头共建节能降碳智能制造联合研发技术中心。

杭州日芝电气深耕电力设备与冶金电源领域多年,主营特种变压器、电力电子系统及矿热炉柔性供电设备,也是浙江大学电磁中试基地。我选择来到日芝,正是因为这里能补上科研落地最关键的一环:算法是“大脑”,可靠的工业硬件才是有力的“四肢”。日芝成熟的硬件平台和开放的产学研机制,让我有机会把实验室里的控制算法,真正变成能在高温、高噪、高粉尘环境里稳定运行的工业产品。

读博期间,我专注研究复杂工业过程建模与控制,主攻高炉、矿热炉等大型冶金设备智能优化,但我始终有个强烈感受:实验室算法再精巧,不落地就没有价值。炉前工人靠经验操作、能耗居高不下、事故时有发生,科研与产业之间隔着一道现实鸿沟。

在日芝电气期间,我的核心成果是自适应电极控制系统,主要应用于铁合金、电石等高耗能冶炼行业。我们这套技术通过实时数据融合与模型预测控制,实现精准调节,大幅降低电耗、提升产品质量、减少安全事故,帮助多家企业降本增效,为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从实验室到车间,远比想象中艰难。现场数据残缺杂乱、工况波动剧烈、设备老旧、环境恶劣,算法多次被推翻重来。为做工业试验,我们主动承担试错成本,日夜守在炉前。更重要的是,必须抛掉“学术气”,虚心向一线师傅请教,把专业话术转化为工人师傅听得懂的语言。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科研,不是在象牙塔里求完美,而是在一线解决真问题。

把论文写在车间,把成果落在产业,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是责任,更是光荣。我愿继续深耕实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窦 皓采访整理)

把话译通 把心贴近

■ 牛虹懿 北京 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

牛虹懿(左二)

在几内亚,我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早上交完班,非洲同事把灯关了,推着蛋糕进来为我唱生日歌。那一刻,虽然远在他乡,也感到家的温暖。

我是山东青岛人,在法国留学7年,后在北京工作。有一天,看到第三十一批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招聘队员的通知,我立马报了名。选拔通过后,离开大城市的繁华,乘20多小时飞机来到几内亚。

自以为法语流利,可真正来到这里,才发现有些“水土不服”,当地法语口音很重,还常夹着方言。好在当地医生中有人到中国学习过,会说一点中文,遇到患者讲方言,他们会先帮我转成“非洲法语”,帮助我更好理解。

我们驻地紧挨中几友好医院。医疗队24个人,18名是医生,翻译只有我一个。交班、查房、手术、培训、外出义诊,哪里需要沟通,我就往哪里跑。工作不只在院里。几内亚中部村庄、矿山周边、水电站、港口城市,都有我的足迹。有些地方艰苦,旱季一身土,雨季一身泥,停电也是常事,可我从来没有退缩,只想把工作做好。

最紧张的一次,是半夜接到急诊电话。一名受伤患者情况危急,需输血,可医院没有库存血浆。我一边向队长汇报,一边挨个联系医院找血,不知道打了多少通电话。血浆最后由摩托车送来。我一直守在门口,又全程护送进了手术室。那一刻,我真切感到,翻译不是站在一旁说话,而是和大家一起同时间赛跑。

也有温暖留在心里。去孤儿院义诊时,当地孩子们一开始很胆怯,不敢说哪里不舒服。我们蹲下来抱抱他们,轻声安慰,再请专家检查。后来,有孩子悄悄问中文“谢谢”怎么说,学会后对我们用中文说:“谢谢医生。”

工作之余,我给队员补习医疗法语,也教当地朋友学中文。我还做起了一档科普节目,请中几医生一起讲常见病,已经做了13期。我会继续努力,在中国医生和当地群众心间架起桥梁。

(本报记者 赵 昊采访整理)

在“破烂”里寻找答案

■ 唐文龙 广西南宁 动车组机械师

唐文龙 本报记者 李维俊摄

我是国铁南宁局南宁动车所致远工作室负责人。平日里,我总在库房里倒腾损坏的高铁设备,大家叫我“破烂王”。

这个外号,我挺喜欢。很多突破,都是从一堆“破烂”里翻出来的。

致远工作室成立不久,我就接到了第一个“大单”:列车控制放大器频繁损坏,可能影响行车安全。过去只能整机更换,一台要上万元,高峰期每月要换20多台。于是我把它们拆开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排查,最终掌握了维修方法,还改进了容易损坏的连接线设计,大幅降低了故障率。

后来,我们又遇到了动车组雨刮控制器频繁跳闸,导致雨刷停止工作的问题。这个故障困扰了全国不少路局——按照规定,雨刷器暂停工作,列车可能需要暂停运行,这是大事儿!我不信邪:列车上的故障问题定有答案。于是我把整套雨刷系统搬回工作室反复试验,一个月里,我一次次模拟现场工况,连续录像监测,经过数万次手动开关,终于捕捉到继电器触点放电导致瞬间短路的关键证据,并提出优化方案。厂家采纳建议,在全路范围内完成固件和程序升级。

列车临时调度,车辆广播信息更新曾是一件麻烦事。工作人员要带着电脑和各种设备,一趟更新需要半个多小时。我便琢磨着能不能让操作更简单。经过反复试验,我研发出脱机式广播更新装置,只需一根线连接车辆,几分钟就能完成更新。这个项目获得专利,也在兄弟路局推广应用。

有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给自己找难题?我认为,每解决一个难题,就意味着列车运行更安全一点、乘务员和驾驶员工作更安心一点。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追求。

这些年,我和团队先后突破40余项技术难题,实现了大量动车配件自主维修,每年节约成本数百万元。更让我高兴的是,越来越多年轻机械师加入进来,愿意钻研技术、挑战难题。今年1月,我还获得全国铁路系统先进个人荣誉,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鞭策。未来,我还会继续努力,把更多“无法维修”变成“可以维修”。

(本报记者 李维俊采访整理)

毫厘之间守护光明

■ 慕容啟华 广东广州 电力工程师

慕容啟华

我在广东省广州市高压电缆运检一线工作十几年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幽暗、潮湿、闷热的地下空间作业,在城市地下隧道与电缆沟之间守护电力动脉,保障千家万户灯火长明。

我是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输电管理一所高级检修工程师,从业多年,我参与过多次重大电力工程攻坚,也见证了中国电力工程施工的变化。参加惠州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时,面对国内最长电缆斜井、复杂施工环境和无本土成熟经验的困境,国外专家一度质疑我们的施工能力。但我和同事都憋着一股劲:“外国工程师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我们在高温闷热的作业环境中反复校准电缆敷设角度,逐段验收、逐处修正,最终用过硬工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在电力行业,高压电缆附件安装是机器替代不了的精细手艺。电缆外层的半导电层只有1毫米厚,对手上功夫要求极高,毫厘之间的偏差就可能引发电场畸变,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我始终记得师父的叮嘱:“电缆施工没有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差很多。”为了练出手感,我日复一日打磨工艺,靠一块普通玻璃反复练习切削、打磨、包裹,慢慢总结出“削、磨、包”三大技艺。如今,我能将施工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

在一线深耕,我最看重的是守正创新。多年来,我带着团队改良施工工艺,研发电缆故障快速定位法,将故障查找效率提升40%以上;创新新型施工棚架、电缆驳接技术,累计获得20余项国家专利。迄今为止,我负责施工维护的181公里电缆、440组电缆附件,始终保持零质量故障纪录。

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在工程一线对自己“斤斤计较”,不断取得突破。在公司里,我还担任新员工导师。我常对新员工讲,我从一个专科生成长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企业劳动模范,靠的就是对技术较真的劲头。工匠精神没有捷径,无非就是肯吃苦、沉下心、求精进。

未来,我会继续保持这份劲头,以匠心守护城市万家光明。

(程远州、丛斯来采访整理)

玉麦,就是我的远方

■ 杨旦旦 西藏玉麦 教师

杨旦旦(前)

清晨,西藏自治区隆子县玉麦乡的雾气还没散,孩子们陆续走进校园,远远就喊“老师好”。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一个个跑来,也笑着一一回应。

去年来玉麦那天,老校长朗杰开车把我从隆子县城接进来,一路翻山,远得让我心里发慌。出发前,我给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设——偏远、艰苦、孤独,我都想过。可真正到了这里,阳光照在山谷里,干净、透亮,我心里的忐忑忽然消失了。玉麦常年下雨,十天半月难见一回太阳,偏偏我到的那天放晴了。我想,也许这片土地是在欢迎我。

我第一次知道玉麦,是读到卓嘎、央宗姐妹的故事。一家三口,数十年守着玉麦,守着“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信念。那时我就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能让人把一辈子都交给它?我想亲眼看看,也想为那里做点什么。这个念头放在心里,直到去年毕业,我终于做出了决定,从家乡甘肃来到玉麦。

玉麦小学不大,只有六个老师。事情却满满当当——我教两个班的语文和音乐,还兼着一些校务工作。刚开始手忙脚乱,慢慢也就习惯了。来之前,我以为这里会有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到了岗位上才知道,肩膀上的责任沉甸甸。

在学校里,最打动我的常是孩子们的小事。有一次我在一年级上课,有个孩子考了十几分,怎么教都讲不通,我急得不行。下一节走进二年级教室时,孩子们看出来了,一个个围过来问:“老师,你很生气吗?你不要生气,我们不会气你的。”就这一句话,我心里的气全消了。

大学辅导员听说我考来玉麦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我们班有个女孩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同学们觉得我勇敢。其实,我只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不辜负学校的培养,不辜负自己的青春,也不辜负那天玉麦迎我的那轮太阳。

白天上课、批改作业,晚上备课、处理学校事务。抬头望向窗外,村子旁边的山壁上,“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八个鲜红大字格外醒目,也时时催我奋进。

(本报记者 徐驭尧采访整理)

底图由AI生成

除署名外,本版照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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