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交出了“负总责”的位置，却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四个常委之一，其组织身份决定了他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站在中央决策的最核心圈层中，也为他从曾经的路线错误中一步一步走出来、最终成为毛主席在新闻宣传与理论翻译战线上最得力的干将，提供了完整的组织基础和充分的时间纵深。

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遵义之后

1935年2月初，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调整，张闻天正式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工作。根据周恩来1972年两次谈话的记录，这次交权并非在遵义会议现场直接完成，而是会后行军途中，毛主席找周总理商量后决定“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也明确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交出最高领导权的博古当时还不到28岁，但他没有寻机翻案，更没有在党内另立旗帜，而是以一个“保留意见但服从组织”的姿态退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继续参与中央核心决策。

事实上，遵义会议之前博古对自己执行的“左”倾教条路线错误已有初步认识，并在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之后支持了召开遵义会议的决定。

有关研究明确指出，博古在遵义会议前曾同意毛主席对军事路线的批评，并参与了遵义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为他在交权后能够迅速站到正确路线一边提供了思想转变的基础。毛主席后来对他给出的评价被反复记载：“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这个评价的核心指向恰好就是博古交权之后那几个月最关键的两次选择：在某人以“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为由反复拉拢他时，他没有动摇。某人南下之前专门找过博古，企图利用博古和前委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来瓦解中央北上决议的合法性，但博古不但没有接这个茬，反而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北上的方针。

据记载，博古在党内争论中多次站出来驳斥某人的分裂行为，为维护红军在极端危险处境中的统一指挥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点之所以格外耐人寻味，是因为做出这个选择的博古当时还背着“被夺权者”的心理伤口，遵义会议后，他确实有过一段心里不通的时间，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就放下了对过去职务的执念，发自内心地认可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这种从抵触到信服的态度转换只用了不到一年，放在任何一场政治权力交接的历史场景里，都是极为罕见的转化速度。

交权后，博古没有被投闲置散，而是很快被派上了最吃劲的几个位置。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核心成员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一起赶赴西安。

在谈判桌上，他面对东北军、西北军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分歧和蒋介石方面阴晴不定的态度，协助周恩来把“逼蒋抗日”的战略主线一步步落实为各方都能接受的谈判方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1937年，博古先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驻南京代表，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组织部部长，长期负责国统区党组织的重建与巩固。1940年11月他奉调回延安，这段时间里他为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了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

正确的选择

如果说遵义会议之后博古是在政治上用一次又一次的抉择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那么1941年之后，他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从“站对队”变成了“干成事”。在这段时间里，博古被毛主席放在了当时全党的宣传机器最核心的位置上。

1941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把《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发的《今日新闻》合并，创办一张大型机关日报《解放日报》，作为统一全党宣传舆论口径的核心阵地。

毛主席亲自题写报头并为《发刊词》定调：“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而对于社长的人选，毛主席没有选别人，偏偏选了他曾在遵义会议上批评过的博古。

博古接手《解放日报》之后，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砸在了办报上。报社初办时，版面完全照搬国外通讯社的编排模式，一版国际、二版远东、三版国统区，而党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的新闻被挤在四版下半部。

毛主席批评这种报纸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此后中央决定对报纸进行改版。1942年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完成改版，博古本人在这场运动中认真检查了过去犯过的错误，与张闻天等人一道严格开展了自我批评，而同一时期王明却始终拒绝检讨。

正是在这次改版中，博古和《解放日报》逐渐将党报办成了一张真正能够指导实际工作、联系群众生活、让基层干部看得懂的报纸。到1944年，报社的采编队伍已从最初不到十个人壮大为超过百人的新闻队伍。

毛主席对《解放日报》的重视程度从一件小事中可见一斑。1943年，博古译校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流传最广、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译本，而这个译本恰好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成为党内重要的学习读本。也就是说，博古在主持全党的新闻宣传中枢之余，还在用翻译工作为正在整风中的全党提供最重要的理论养料。

博古一生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

曾任《解放日报》文艺编辑的黎辛回忆，博古住的两孔相通的土窑洞里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他用旧报纸包了半截砖头斜撑着精装的《列宁全集》，看一行译一行，一遍定稿，修改很少。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曾经专门肯定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翻译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博古的妻子张越霞后来回忆说：“你（博古）已经知道翻译工作是革命所极其需要的一项，不管多忙，总要挤出一些时间来做。”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13人从重庆谈判结束后乘机返回延安，飞机在山西黑茶山撞山坠毁，机上全部人员遇难，史称“四八烈士”。毛主席亲笔题写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含泪写下《“四八”烈士永垂不朽》追悼文章。这一年博古年仅39岁，距离他从遵义会议交权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