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权的博弈：从《霍去病》看AI时代的技术迷恋

作者：谭 苗 李婧怡

近期，以AI作为核心生产工具生成的短片剧集《霍去病》引发广泛争议。但与作品相比，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网络舆论所塑造的AI神话。“团队仅有3人”“仅花费3000元成本”等数据引发全网惊叹，直到导演本人发文澄清，才平息了这场喧嚣。这一事件背后集合了人们对AI入侵创意领域的所有核心担忧——历史的虚无、作者的“死亡”、情感的褪色、职业的危机，以及艺术在技术面前的迷失。实际上，这些争议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只是Seedance2.0带来的行业焦虑将长期存在的“技术话语权凌驾于编剧话语权”问题，推向了不得不面对的临界点。

复盘《霍去病》AI短剧的生产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AI剧集的制作中，人类团队的核心职责已从“亲手制作”转向“战略描述与审美决策”。AI生产的所有环节都需要精准的提示词驱动，且每个环节都可以基于反馈快速生成多个版本。在这个过程中，前后期的界限逐渐模糊，设计、预览、制作等环节并行，并高度依赖“一致性控制”这一技术。在整体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创作者（导演、美术指导、编剧）扮演“总工程师”和“最终裁判”的角色，负责提出创意、评估AI选项、抉择关键导向，并微调参数以推动创作走向理想结果。

在这场全AI化的生产流程中，影视行业的定位正从重资产、长周期的“手工业”，转向以算法和算力为核心、高度灵活且可快速原型化的“数字重工业”。于是，《霍去病》的生产过程像当下所有的AI作品一样，架空了传统的核心创意职位，似乎向大众提供了一条可以“绕过”传统编剧深度创作的“捷径”，营造出“叙事权”系统性转移的假象。殊不知AI剧集的大规模涌现，其本质是“叙事权”在影视工业链中的又一次转移与博弈。

然而，若我们将视线拉长，将这一问题置于影视技术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似乎从来不是什么新问题。

技术因其“可交付、可量化、可迭代”的属性，在工业化流程中天然占据资源与决策优势。所以，影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伴随着技术话语权对叙事话语权的挤压。1995年，第一部3D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上映，其成功虽归功于技术突破，但根本原因在于对故事与技术的精妙平衡。然而，这场胜利却引发了一场盲目追求技术奇观的狂潮。随后的《最终幻想：灵魂深处》（2001）、《极地特快》（2004）等电影，将对模型、渲染、物理模拟的极致追求置于首位，导致了角色与故事的严重扁平化。历史证明，所有因技术炫技而牺牲叙事的尝试，乃至那些试图将2D动画生硬转制为3D的影片，无一例外都以惨淡结局收场。就连动画巨头皮克斯，也是在《飞屋环游记》（2009）中重新将情感与叙事置于核心后，才逐渐从技术迷失的状态中恢复元气。

所以，当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霍去病》，可以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项目是基于对“技术能生成什么（风格、场面）”的思考，从而推动了项目的立项，还是创作者在为故事寻找和开发合适的技术？一旦故事被反向适配并被简化为技术可轻松产出的模板时，AI的加持就只会异化为普通的创作流程。因为AI依赖数据训练，其“成功”的标准内嵌了过往流行数据的平均值，这就导致创作追求“安全的数据正确”，而非“独特的艺术冒险”，进一步侵蚀编剧进行原创和表达的空间。

技术的本质应该是协助者，其作用在于忠实地实现叙事意图。《霍去病》的种种违和感体现出的危险在于，技术（尤其是AI）因资源调配优势，正试图成为隐形的架构师，暗中定义故事的边界、节奏甚至情感基调。而“故事是目的，技术是手段”这一秩序绝不可以被颠倒。在一个完整的作品中，任何不能服务于深化情感、强化思想、提升叙事效率的技术，都是冗余和干扰。以AI冠名的生产流程，若最终产出的是同质化、浅薄化的内容，则其提升的只是“生产速度”，而非“创作价值”，长远看也必将导致行业创新力的枯萎。

我们不得不承认，创意和创新是动力源头，也是工业化生产流程中最稀缺、最难调动，也是最不稳定的部分。人们始终渴望可以依靠外力来解决，或者说是下意识地逃避这一原始冲突，所以才有了这场《霍去病》数据造假的闹剧。或许，我们可以把历史时针拨回更远处：早在18世纪的蒸汽时代，欧洲人曾陷入过科学狂热期，有位博士号称自己发明了“永动机”，甚至凭借此在整个德国声名远扬，并开始收取费用进行展览。这两场闹剧存在着微妙的相似之处：不管传闻多离谱，因对科技神话的无限迷恋，观众和部分制作者都选择了相信，从而导致不实新闻的持续发酵。

《霍去病》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AI最大的威胁并非机器能够写出剧本，而是在效率与奇观的诱惑下，行业甘愿相信“讲故事的灵魂”可以交付给技术，甘愿让叙事在技术的框架中委顿。而真正的未来一定属于那些能以强大叙事意志统领先进技术，并牢牢守护着叙事艺术本体的创作者。

（谭苗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李婧怡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