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钢铁巨头在沪集结，绿钢之路上如何“领先又保生存”？

每年约有19亿吨钢铁材料投入全球的建筑、汽车、机械等各应用领域。在世界钢铁协会会长、韩国浦项控股CEO崔正友看来，钢铁是人类造出的最完美的材料，截至目前也没有可满足年19亿吨需求的代替材料出现。

在近日于上海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暨2023年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论坛上，崔正友同时提到，钢铁行业正面临着在燃原料、技术、市场等价值链层面的全方位创新，背后的驱动因素则叠加气候变化、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技术创新等多重因素。

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回望中国钢铁在过去近40年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表示，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三大进程造就了当今中国钢铁的发展基础。而当下的新课题是，中国钢铁行业与世界钢铁一样，正在全面实施面向未来的低碳转型计划。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

“我们已经认识到，钢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行业任务。”何文波认为，中国钢铁将成为全球钢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者和驱动者。

但他同时指出，“钢铁业面临着很多共性问题和挑战，不是哪个企业或哪个国家可以独立应对、可以独立解决的。”在他看来，全球钢企需要坐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很多：绿色钢铁到底是什么？怎么定义？谁来定义？据此定义所设定的碳导向和碳激励政策，真的会让减排贡献最大的主体受益吗？生态性与经济性怎样平衡？成本大幅度增加的低碳钢铁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吗……

安赛乐米塔尔集团是全球钢铁巨头，其副总裁、首席技术官贝纳金·肖巴尔表示，面对绿色低碳转型，安赛乐米塔尔也会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而一些原则可视作“全球通用”。

贝纳金·肖巴尔补充道，首先需要有一些激励措施去推动净零排放；第二，因为市场是全球性的，因此必须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三，面对脱碳钢铁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行业，所以我们的目标要放长远，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可能要看到20年后、20年、30年后，而不是几年之后，因此必须要有金融方面的支持去进行创新，以及去引入新的技术与脱碳；第四，我们需要足够的清洁和绿色的电的供应。

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埃德温·巴松表示，中国是钢铁大国，在所有的钢铁生产大国中，中国的产量是最大的，占全球钢铁产量的一半。“中国钢铁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非常让人震撼，未来希望在世界钢铁行业中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全球钢铁行业当前面临共同的挑战，尤其是绿色低碳转型挑战非常大，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需要通力合作去一起解决问题。”

埃德温·巴松认为，尽管这条道路非常艰难，但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其同时强调，全球钢铁行业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还要去帮助其它产业的转型，“比如交通、能源行业，帮助这些同样面临低碳转型挑战的行业找到解决方案，提供更为低碳的材料。”

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埃德温·巴松。

绿色低碳发展：钢企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2020年9月，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也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长期政策信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作为能源消耗高密集型行业，钢铁行业是制造业31个门类中碳排放量的大户。近年来，尽管钢铁行业在节能减排上付出很大努力，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但由于体量大和工艺流程的特殊性，碳排放总量控制压力仍十分巨大。

实际上，对钢企而言，绿色低碳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首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革感慨，“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首钢就已经感觉到环保的压力。”首钢始建于1919年，其老厂区位于北京天安门往西18公里、占地近8.63平方公里，曾被誉为“十里钢城”，是京西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群。而在本世纪初，首钢进行了“钢铁大搬迁”，到220公里之外的渤海之滨“另起炉灶”。

谈到“双碳”背景下企业的应对，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究圆则概括出三点，“第一，低碳绿色发展应该说是企业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余下两点则是，“第二是谁抓住了低碳经济的机遇，谁就能够生存发展；第三就是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

这一最大的确定性已经日渐逼近企业的切实经营，欧盟的“碳关税”是摆在眼前的一道现实挑战。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BAM”）是全球的首个“碳关税”，已于今年的10月1日开始实施，不过目前还处于过渡阶段，真正涉及“真金白银”是在2026年，并在2034年之前全面实施。

按照新规，CBAM在初期覆盖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铝和氢6个行业相关产品。欧盟进口商现在开始必须报告相关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26年1月1日起，进口商必须购买排放证书，其价格基于在欧盟境内生产这些商品时所需支付的碳价来制定。

“从短期来看，对我们中国钢铁工业的冲击不是很大，应该说是风险可控。”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毅仁提到，以2022年中国直接出口到欧盟的钢材产量来计算，这个比例还不到国内全部钢材的6%。但从长远来看，李毅仁强调，欧盟CBAM正式实施以后，无形之中向所有的钢铁企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绿色低碳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不再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实实在在通过立法来推进整个绿色低碳贸易的新格局。”其同时建议，所以作为出口商，“我们希望中国也尽快将钢铁纳入碳交易体系。”

何文波则提到中国的相关计划。其表示，在清洁生产方面，中国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占现有钢铁80%产能的超低排放改造计划，“改造后高标准的绿色产能将足以支撑未来几十年中国对钢铁材料的全部需求。”

何文波同时表示，在低碳发展方面，中国政府已经颁布了明确的发展愿景和目标，中国钢铁业肩负重任，“包括宝武集团在内的一批先行企业，已经部署和展开了一系列探索突破性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和世界最新低碳生产流程的工程化实践。”其认为，这些新探索和新项目聚焦于中钢协此前提出的八大前沿低碳共性技术领域，而其中每一项的突破都将对世界钢铁低碳工作作出贡献。

核心问题：生态性与经济性怎样平衡？

绿色低碳是必走之路，但怎么走？依靠何种技术？何时走？诸多问题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

赵民革明确提到，“从今天我们钢铁业的从业者来讲，从首钢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在思考，我们现在的绿色转型有两个至关重要，绿色转型是方向，这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保持竞争力，也就是节奏，也非常至关重要。”

谢究圆坦言这是钢铁企业的一场“自我革命”，背后的经济成本则是巨大的。作为地方省属的国有钢企，湖南钢铁的业绩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过去的2022年，湖南钢铁以2000万吨以上粗钢产能规模实现营收2201亿元，实现利润150.3亿元，在利润排行榜上仅次于“钢铁航母”中国宝武。但其销售利润率达到6.8%，在去年大幅亏损的钢铁行业里，该数据高出全行业6.4个百分点，高出重点钢企5.3个百分点。

但如今面临低碳绿色发展的新趋势，湖南钢铁表现如何？谢究圆表示，“过去我们在传统的钢铁制造流程这个环节上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在未来低碳绿色这一块，我们还能不能保持竞争力？实际上这是我们现在非常迷茫和纠结的一个问题。”

其提出两大担忧和难点。“第一，新的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今后的配套建设，实际上是需要巨额的投资，由单独的一家企业来投入这么大，这是第一个难点。”谢究圆提到的第二大难点则是新技术背后传统钢企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带来巨额资产的沉没，由此导致财务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其进一步解释称，传统高炉炼钢下的很多资产、很多产线可能就用不了了，而这一块资产占钢企总值比例则是非常高的。

谢究圆表示，企业转型确实会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而如果行业、企业没有一个合理的利润水平，做这个事情则会更难。

何文波则同时抛出了诸多问题，他认为这些都是钢铁业目前面临着的很多共性问题和挑战。其尤其强调，核心问题是生态性与经济性怎样平衡？“成本大幅度增加的低碳钢铁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吗？如果是，成本谁来分担，怎样分担？”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成旭也在上述大会上表示，通过产能减量置换，进一步促进装备升级和产业布局的优化，大力推动了结构调整、品种升级和低碳转型，“超大规模的产能更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钢铁的格局和面貌。”

其进一步提到，中国钢铁正以世界最严苛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投入巨大成本，坚定不移加快超低排放规划。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中国约3.46亿吨粗钢产能已经完成了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吨钢改造投资约431元/吨。

谭成旭还提到一点，近期一些发达国家均明确提出，通过政府、银行和基金等机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低碳技术的进步，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其中钢铁是重点的支持领域。

中国钢企：绿色低碳技术的全球输出者？

和其它大部分工业领域类似，中国钢铁工业起步较晚，眼下全球拉开的绿色低碳大幕，则让全球钢企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志祥表示，绿色低碳是全球发展的需要，作为制造业中碳排最多的钢铁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这对中国钢铁工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机遇。“在绿色低碳中，中国钢铁成为引领者、成为绿色低碳技术的全球输出者，应该是有可能的。”

其认为背后的支撑在于：第一，在基础科研能力方面，中国的冶金工程学已经连续5年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在产业基础方面，中国钢铁工业规模已经占据世界半壁江山；第三，中国有着良好的生态条件，电动汽车、风电、光伏等钢铁下游产业都围绕着低碳发展，这些产业在全球也处于领先的位置。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我国低碳技术开发也已陆续启动。据统计，河北最大钢企河钢、钢铁央企宝武的氢基竖炉示范项目，央企鞍钢的流化床氢冶金中试项目，以及首钢、建龙、酒钢等50多个低碳冶金技术研发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望明在此次大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国宝武碳中和冶金技术的探索和相关计划。2021年1月，中国宝武在钢铁业内率先宣布了其碳减排目标：2021年发布低碳冶金路线图，2023年力争实现碳达峰，2025年具备减碳30%工艺技术能力，2035年力争减碳30%，2050年力争实现碳中和。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望明。

胡望明重点介绍了两条主要技术路径，即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HyCROF和氢还原电熔炼工艺HyRES。

第一条技术路径为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HyCROF，是中国宝武开发的基于高炉流程的低碳工艺技术，旨在通过碳循环来实现碳化学能的完全利用，从而达到大幅降碳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以氢代碳”是钢铁冶金去碳化的有效措施之一，但由于高炉内同时有碳和氢存在，理论研究表明，两者存在竞争关系。

2022年，中国宝武430立方米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HyCROF试验平台投入，持续进行了最佳富氢比例探索、喷吹位置试验、还原煤气电加热尝试、工艺稳定性提升等大量的试验工作。今年6月6日，中国宝武在试验的基础上启动了2500立方米HyCROF商业化示范装置改造。随后的9月28日，2500立方米 HyCROF商业化项目点火成功。

这标志着宝武低碳冶金技术研发全面进入商业化运作阶段。胡望明透露，按照计划，10月下旬投入二氧化碳脱除装置，切换为富氢碳循环操作模式，2500立方米HyCROF商业示范装置的二氧化碳检测效果和经济技术指标则将在今年12月下旬对外公布。

胡望明表示，目前HyCROF工艺在已分离二氧化碳未得到处理的条件下能够实现30%左右的减碳能力。宝武同时也正在积极布局绿电资源，力争通过更多技术手段实现约70%的工艺减碳，并结合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最终实现高炉冶炼流程的碳中和。

第二条主力技术路径则是氢还原电熔炼工艺HyRESP，是一种将氢和电高效协同、资源适应性更广的氢冶金工艺。“以矿石为原料的氢冶金将日益重要，是面向未来的钢铁碳中和终极方案，也是宝武碳中和路线图中的重要技术方向。”

胡望明强调，氢冶金技术的落地面临两大技术挑战，一是氢在还原铁矿过程中会大量吸热，需要进行补热来确保高还原效率；片面提高温度，又会导致铁矿石的熔炉粘接，破坏反应过程。“因此如何实现低耗加热、氢气与铁矿的高效换热、固态高效还原，是氢冶金的一大关键技术挑战。”二是高品位铁矿石资源偏少，铁品位高于66%的铁矿只占铁矿石资源总量的3%，难以满足DRI电炉流程大规模发展的需要，需要开发中低品位矿高效氢冶金技术。“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方案，氢冶金的大规模应用是很难得到推广的。”

基于上述的认识，中国宝武提出氢冶金解决方案，即氢还原电熔炼工艺HyRESP。“包括两个技术分支，针对高品位矿石，通过氢还原电炉工艺来连接下游的轧钢工序；针对中低品位的矿石，通过氢还原加电熔分炉工艺得到铁水和渣，铁水进转炉以后，再连接下游的轧钢工序，炉渣可以用于生产矿棉、微晶玻璃等产品。”

就该技术探索，去年的2月15日，宝钢股份湛江钢铁百万吨级全氢竖炉试验平台开工建设，将于今年12月点火投运。同时，与全氢竖炉配套的高效电炉将于年底开工建设。

据悉，“氢基竖炉+高效电炉”将形成一条年产能达180万吨、以生产高等级汽车板为主的净零碳生产线，预计于2025年投产，将为下游用户提供低碳、零碳产品。

胡望明指出，钢铁行业的碳中和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具有重要作用，全行业必须凝聚绿色低碳转型共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低碳绿色转型行动，为构建钢铁绿色低碳生态圈而努力。其同时强调，要实现钢铁行业的碳中和，绝不是靠一两项技术就可以实现的，“所有降低钢铁碳排放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承认和鼓励。”

崔正友也同样指出，到2030年仍难以获取充足的绿色能源和含铁原料，脱碳技术商用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多种技术及生产方式的复合应用将不可避免。但他反复强调，19亿吨压倒性消费量证明了钢铁材料经济性量产材料的价值，“钢铁具备优秀的经济性和可用性，是低碳经济转型的最佳材料。”

崔正友提醒，未来钢铁竞争力取决于绿色原料和绿色能源，“作为绿钢生产核心原料，废钢、DR球团、再生能源等需求将急剧增加。”

印度钢铁管理局有限公司董事长阿马伦杜·普拉卡什当天也出现在大会现场。实际上，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印度钢铁的发展潜力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和其他国家钢铁工业曾经历过的发展历程不同，印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多了低碳这一变量。

阿马伦杜·普拉卡什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采取了不一样的做法，我们在看发展的步调。”在具体的措施方面，其提到，除了绿色的可再生能源外，印度也在关注废钢，把废钢作为未来一个重要的原料来源。“当然，如果拿中国和印度对比，中国在脱碳方面已经领先印度几十年，废钢行业我们肯定也落后中国20-25年。”

他表示，印度在废钢领域起步晚，目前废钢也没有那么多，但印度政府也推出相关的政策，增加废钢的供应，也随后继续投入钢铁行业。阿马伦杜·普拉卡什举例提到一项有意思的政策，即要求汽车在15年的生命周期结束后重新回收利用，“在减排的同时也能够提供更多的废钢。”

何为绿钢？低碳排放钢评价亟待科学合理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全球钢铁巨头聚集的大会上，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仍引起了广泛讨论。

何文波即提到，钢铁业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首先就是业内天天讨论的绿色钢铁。“绿色钢铁到底是什么？怎么定义？谁来定义？据此定义所设定的碳导向和碳激励政策，真的会让减排贡献最大的主体受益吗？吨钢碳排放最低和吨钢碳排放贡献最大的产品和流程是等同的吗？”

阿马伦杜·普拉卡什同样提到这一问题，“绿钢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评估我们的结果？实现了减排以及这些绿色的技术之后又如何去评估发挥了作用？”

胡望明则分享了中国宝武在低碳排放钢评价方法上面的思考。“低碳排放钢的评价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关系到钢铁行业本身及下游用户，很大程度上会对钢铁的低碳转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国际上对低碳排放钢的评价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滑动比例法，重点考虑长、短流程的差异性，以及未来长期依赖长流程工艺的可能性；另一类是绝对值法，不区分流程和冶炼工艺。胡望明提到，这两种方法均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整体上看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的趋势，不同评价方法的核算方法、覆盖边界等存在差异，尚未形成统一的或者相互认可的方法论。

胡望明表示，考虑到国家与区域间发展阶段的差异、资源能源禀赋的差异、技术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转型实践的差异，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中国宝武与中国相关钢铁企业、科研院所共同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正在进行碳排放钢评价方法的研究。

“我们认为科学合理的低碳排放高温评价方法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支持巴黎协定碳预算控制要求，兼顾不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要求；二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减碳速度是非平滑梯度变化的，并区分铁矿石冶炼工艺和废钢冶炼工艺，承认所有减碳的努力和贡献；三是引入技术标签，鼓励各种钢铁减碳技术路径发展；四是评价和方法应定期完善修订，具有时效性。”

胡望明同时指出，低碳排放钢评价方法是一个系统工作，“非宝武一家所能完成，希望广大企业积极参与。同时我们将加强与国际相关评价方法编制方的交流与互认，争取达成方法论的共识。”

当然，除了中国钢铁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积极主动和作为，何文波也谈到了中国钢铁现阶段的问题。“坦率地说，现阶段的中国钢铁与世界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的钢铁产业有差距，关键可能未必是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发展水平上，而是在经营观念上的转变。”

其进一步解释，中国钢铁行业要主动从需求总量持续扩张环境下形成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连续40多年的需求总量扩张，造就了一个全新且强壮的中国钢铁行业，也固化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这种转变的难度绝不亚于绿色低碳，这是思维方式上的‘软缺陷’。” 与这种“软缺陷”相伴的还有一个“硬缺陷”，“中国庞大的钢铁市场生产主体集中度明显偏低，靠市场主体的自然行为不足以支撑理性的市场秩序。”

何文波指出，“两大缺陷一软一硬，对中国钢铁的高效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制约。”但他同时强调，这两者也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必然要经过的历史阶段，而不是中国当前特有的问题。

何文波最后表示，“世界钢铁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是清楚的，需要在一些共性课题，特别是普遍性技术问题上展开全球性合作也是清楚的，至少在座各位是清楚的。”然而问题在于，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全球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所制定出台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是否是在真正促进这种作用，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主张，要在世界范围内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地逐步构建导向钢铁产业绿色发展的贸易投资政策环境和发展环境，而不是与之相反。促进和推动合作符合全球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需要，任何由地缘政治目的出发、人为性设置障碍，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何文波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