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万人的搬与留:与3468个地灾隐患点共处

2026年8月23日,从松潘县城通往小河镇的道路受山体滑坡、泥石流影响,路边散落着落石。(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黄褐色的岩土顺着陡峭的峡谷倾泻而下。成团的烟尘翻涌,向山脚侵袭,吞噬了一栋栋房屋。
2026年9月16日,一段数十秒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山体滑坡的发生地,是四川省阿坝州东南部的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好在,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发生时,危险区内已无人居住。
事发前一个月,8月20日至24日,茂县自然资源局和叠溪镇政府一起,组织受威胁群众161人避险转移,并对相关路段、施工便道实施了交通管制。
包括这次滑坡在内,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自然灾害成了不断被提起的话题。
这与气候变化不无关系。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6年夏季中国气候异常特征明显,降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她预计,2027年夏季,中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
地方政府该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位于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地带的阿坝是个典型的观察样本。
阿坝全州面积大约8.42万平方公里,是重庆市的1.02倍。两地面积相当,人口差距甚大。2025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阿坝州常住人口82.8万,重庆则超过3000万。
人口密度的差距与地貌不无关系。阿坝州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西北部是广阔的丘状高原和草地,东南部则是龙门山、岷山、邛崃山等组成的深谷高山林区。阿坝州现有34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余名群众受到威胁,占阿坝州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
将受威胁的群众全部搬迁,在当下并不现实。与自然灾害共处,是必然要面对的事。
2026年8月末,南方周末记者在阿坝州见到了受地质灾害威胁的人们,也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展开对话,了解他们如何摸索与自然灾害共处的模式,如何更好地预警、防御或是避让。

经验之外
一小股泥石流冲刷下来,磨子沟的水位大幅回落。暴雨在村里倾泻十多分钟后,2026年7月16日晚上9时30分左右,杨小青注意到沟道里的异常。
这是一个凶险的信号。意味着海拔更高的上游沟谷里已经形成堰塞体,滑坡垮落的岩石堵住了河道。一旦堰塞体溃决,蓄压的水体裹挟土石冲积下来,就会带来一场破坏力更强的泥石流。
杨小青是理县朴头镇梭罗沟村的村支书。比梭罗沟更出名的,是它最大的一条支沟——毕棚沟,它近年来成为徒步圈、自驾游的热门目的地。
在高山峡谷地区,“沟”指的是两山间汇水、泄洪的狭长谷地。它就像一条天然管道,当遭遇暴雨时,松散的岩土就会顺着沟道而下,一路冲向沟口平缓地带。由于适宜人类生存的平地稀缺,村庄、公路大多依沟口而建。
以毕棚沟为例,沟口海拔2015米,沟尾主峰最高5922米。短短几十公里,海拔相差近4000米,这让游客能一口气看到冰川、冷杉林、高山草甸和高原湖泊,而这也成了地质风险的来源。
梭罗沟村内十多条沟道纵横,其中2条泥石流沟被纳入阿坝州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沟道的雨情、水情,是杨小青在汛期最重要的事。察觉到水位异常后,杨小青给其他村干部打去电话,组织下游村民和游客撤离到安全地带。
大约十分钟后,伴随着类似于地震时的轰隆声,在沟口附近,杨小青见到十多米高的泥石流顺着磨子沟奔涌而下,高速碰撞的石块摩擦出红色的火花,空气里弥漫出刺鼻的硫磺味。他给镇长打电话汇报情况,夹杂着哭腔,以为自己就要“交待”在那儿了。
晚上9点40分,在梭罗沟村挂职的朴头镇副镇长陈慧佳得知了消息,当即从镇政府出发。一路上没有下雨的痕迹。这让她有些纳闷:怎么会发生泥石流?
差不多10点刚过,陈慧佳一行开车到梭罗沟村,雨点才开始打下来。
杨小青也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这场雨的“怪”,磨子沟三公里开外,都没有下雨。而磨子沟深处的无人区,早在村民聚集区下雨前,就开始了强降雨。他听村里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起,上一回磨子沟出现泥石流,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前。
2005年前后,村民牛志勇和父亲在磨子沟的沟道旁建起两栋两层楼的自建房。他曾得意于自家宅基地的选址。平日里,清澈的山顶融雪顺着磨子沟流出,看起来像条安静的溪流。牛志勇承包的八亩多农田就在房屋前后,一年种两季莴笋、一季白菜,行情好的时候,种地可以为他带来十来万元的收入。
在泥石流与梭罗沟村的对抗中,牛志勇的房子成了一道决定性的盾牌。两栋房子拦截了大量石块,还把泥石流劈成左右两股,削弱了它的威力。
村干部通知后,他和妻子及时撤离。站在半山腰上,透过手电筒的微光,牛志勇眼见着巨大的黑色阴影冲进自己家的两栋房子,承重墙像积木一样倒了下去。
第二天天亮,他才看清楚,灰黑色的石块挤满了房子一楼,最大的石头有两辆越野车那么大。散发着泥腥和腐臭的泥浆没过二楼一米多。刚撒下白菜种子的田地全部被石块覆盖,不见耕种过的痕迹。置于旁边的农机具被冲得不见了踪迹。
泥石流发生一个月后,南方周末记者见到牛志勇时,他无奈地挤出一丝笑容,“这是天灾,能怪谁呢?”
超出人们经验的泥石流远不止这一起。阿坝州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李道凌已经从业13年。2026年8月末,站在阿坝州东北部的松潘县小河镇沙冒沟前,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眼前的沙冒沟是一条细小的溪流,水量甚至难以覆盖河床。不过,2025年7月4日,沙冒沟冲出了一场近二十万立方米、足以填满80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型泥石流。“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李道凌说。
形成泥石流的一个条件是,上游有充足的汇水区域,负责集中降水以形成冲刷力。按照他的经验,要发生这么大的灾害,上游汇水区域“再怎么也得有七八公里长”,而沙冒沟主沟只有约3公里长。
事后,松潘县自然资源局分析了沙冒沟泥石流的成灾原因。其中一项主要原因便是降水强度大,前期已经连着下了5天雨,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加之泥石流暴发当日,3小时累计降水量为近50年一遇。

阿坝州理县朴头镇梭罗沟村。2026年7月16日晚一场泥石流侵袭之后,村民牛志勇的房屋被冲毁。(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不能再按惯性思维”
阿坝州有802个雨量站。2026年5月1日到10月9日,通过这些雨量站监测到,阿坝州出现了910次短时强降水。
过去5年间,这个数据总体呈增长的趋势:2021年,521次; 2022年,465次;2023年,564次;2024年,849次,到了2025年,这个数据是1058次。
阿坝州气象台台长武敬峰解释,全球变暖叠加2026年以来愈发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让空气中的水汽含量明显增加,在高原地区更容易形成短时强对流。
“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要跟上认识。不能再按惯性思维,觉得这个地方原来没出过事,现在也不会出事。”阿坝州副州长王树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位副州长58岁,是阿坝州本地人,分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他说,近年来,地质灾害治理已从以救为主向事前预防转型,“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比起来,经济成本、社会成本都要低得多”。
事前预防,第一步便是要预警。
强对流天气的预报,仍是当今气象预报中的难题。这类天气突发性强且发展迅速,发生的时空范围小,人们至今还没有掌握其发生的机理。武敬峰比喻,这就像在湖水中冒气泡,要准确预测具体在哪个位置、什么时间发生,十分困难。
即便是已经落地的降雨,雨量站也难以完全预报。802个雨量站虽然覆盖了所有乡镇,但在山高谷深的无人区,没有电源和信号,难以建站,无法捕捉数据。
“有了大数据,还是需要‘大脚板’,土洋结合嘛。”王树明说。

2026年8月19日,阿坝州副州长王树明在他的办公室里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阿坝州地形。(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人的生活经验仍然无法替代:沟道流水有没有变得浑浊,是否混杂了更多树枝,或者水流突然断流、水量骤减,山谷里有没有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是沉闷的雷鸣声,这都是判断泥石流强度的土办法。
最早发现2026年9月16日发生在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大规模山体滑坡风险的,正是这个隐患点的监测员。
59岁的监测员杨清发熟悉山形,体力好,村里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野猪”。发生滑坡的点位,是他负责的重点监测区域。事发后,他向川观新闻介绍,发生滑坡的点位过去就发生过小规模垮塌,所以,一到汛期,特别是雨水多的时候,杨清发每天上午或者下午都要去巡查。
2026年7月21日早上7时左右,他骑着农用三轮车巡查时,发现山上“零星滚石头,灰尘有点大”,便给村干部和镇上防汛办打了电话汇报情况。
大约1个小时后,一名长期驻守在茂县的四川省自然资源勘察设计集团高级工程师赶到现场复核情况。几天后,6套自动化监测设备被布设在附近,实时记录监测点位置变化。
8月20日至24日,技术团队分析监测数据,发现坡体位移持续加剧、裂缝持续扩大,研判存在大规模滑坡风险。地方政府也因此决定,扩面转移上游2公里至下游6.5公里内的群众。
短时强降水发生频次变高的情况下,“小雨大灾”的情况也愈发多见——沟外居民区下小雨,沟内无人区下大雨,当人们还没注意到雨情,灾难已然降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坝州汶川县,自2025年开始开创了远端监测的模式。2025年,汶川县在全县7处重点山洪泥石流沟和无人深沟设立远端监测点,每个远端观察哨至少配备两名监测员。到了主汛期,远端监测员就住在远端点位,24小时值班,远端监测为下游撤离“抢”出了更多时间。在设立远端监测点的耿达镇,镇长唐劲感慨,预警提前20分钟,“有时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狼来了”
让处在风险区域内的群众“开跑”,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跑”又是防灾中最重要的事。
“过去我们说,避险转移是‘关键一招’,现在都不这么说了,这是唯一的办法。”阿坝州水务局副局长王远康如此强调其重要性。
2026年汛期,阿坝州已经转移了9万多人次。
阿坝州一位乡镇干部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所在的乡镇,只要有预警,不管是蓝色、黄色还是橙色预警,隐患点内的群众就得转移。有时州里没有发布预警,但如果县一级发布了区域性强降雨预警,或者有时对灾害情况把握不准,也会提前转移。
避险转移通常是“十防九空”,甚至“十防十空”。正如“狼来了”的故事,“‘狼’始终没来,下次就不好办了。”王树明说。要是在多次避险转移后都没有发生灾难,如何继续让民众配合就成了难题。
回忆起两个月前经历的泥石流,梭罗沟村村支书杨小青仍觉得惊险。
从他给村干部们打电话组织转移,到发生最大的一波泥石流,不过十多分钟。这段时间里,受泥石流直接威胁的6户人家完成转移。下游276名村民和132名游客,则在一个多小时内全部撤至安全地带。
晚上十点过,副镇长陈慧佳从镇上赶到时,磨子沟沟道里正传出石头碰撞的巨响。泥石流还在不断向下游扩散,水已经漫上公路,湍急的水流冲上来,几乎没过膝盖。
村干部完成一轮撤离后,陈慧佳等人开始进行第二轮清查。
第一个难题出现在村里开民宿的王勇家。陈慧佳到达时,游客正陆续从房间离开,往安全处转移。但王勇没打算撤。58岁的王勇在村里土生土长,自己家过去从没被淹过。而这个汛期,他的民宿已经经历过三次避险转移。
见到陈慧佳时,他脾气有些暴躁,“你们一天到晚没正事,来就把游客给吓着了”。在他看来,镇上的干部,肯定没有本地人有经验。
“我屋头一家老小都等着我回去。我来这儿没正事,是疯了吗?”陈慧佳有些着急,“再不走,我就给你下跪了”,说着拉起王勇往出走。后来,泥浆淹没了王勇家民宿一米多深。
陈慧佳还遇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儿媳妇也劝不动她。彼时,老人屋子里的积水已经冲上膝盖,她还准备点香,祈求神灵保佑。
“你不走我也没法走。”实在没办法,陈慧佳用自己不走“威胁”老人向老人“示弱”,才同老人的媳妇一道把她带走。
村干部要下跪的故事在阿坝州基层干部间流传。离梭罗沟村约两小时车程的古尔沟镇沙坝村村支书李学兵也听说了。
梭罗沟村的一个村民小组,房子就建在转经楼沟的泥石流冲积扇上。2025年7月4日,持续多天强降雨之下,泥石流冲毁了6栋房屋,22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到那种情况下,真要你下跪,你就马上会下跪。”提起转移村民时的困难,他感到无奈,“有时候都有点想哭”。
2026年8月下旬的一次降雨,断断续续地下到了凌晨四点多。直到那时,李学兵才从沟口附近回家。“雨刚小起来,突然又大了”——这让李学兵担心,住在一公里开外临时安置点的老人要是留意到雨势小了,就可能偷偷溜回家。所以,他必须得在沟口附近蹲守。
不少地质灾害导致伤亡的事件,便在这时发生。
2017年7月1日,湖南省宁乡市因强降雨发生山体滑坡。当地已组织提前转移,一位村民携孙回屋后被埋。当地村民救人时,遭遇第二次泥石流。参与救援的20多人被埋,造成8人死亡,19人受伤。
2020年8月21日,四川省雅安市突发滑坡,造成7人死亡2人失联。据当地通报,9名被埋人员是在入夜后私自返回家中。
这两个案例被印在小河镇向居民发放的宣传册里。对地处阿坝州东北部松潘县,位于岷山腹地、涪江上游的小河镇居民而言,汛期转移更是家常便饭。
小河镇离九寨沟直线距离不足一百公里。2017年九寨沟“8·8”地震后,山洪泥石流发生的频率呈爆发式增长。镇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示意图上,沿着居住区密密麻麻地排布着51点,约85%以上的小河镇居民的住房在隐患影响范围内。2026年汛期,小河镇进行了16次避险转移,总计3480户、8658人。
2025年,新出台的《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避险转移工作,主动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制组织避灾疏散”。
不过,在基层,靠文件里的“强制”还不够。
在小河镇丰岩堡村,建起了可容纳两百多人的“安全屋”。有暴雨预警时,村民们提前转移至此。除了矿泉水、米、面、油等食品,“安全屋”里还配备了纸牌、象棋、电视机、投影仪等。自2022年开始,小河镇所在的松潘县还开始实行避险转移补助,一人一天30元。
补助怎么发也有讲究。小河镇镇长赵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起初,补助是按在一年的汛期结束后,再统一核算,把钱打入转移人员的银行卡。
后来,县里发现,转移的通常是老人,而银行卡则是老人子女的。对老人来说,看不到实际补助,就起不到激励作用。从2024年开始,改为每次暴雨预警解除后,镇、村工作人员直接在安置点向群众发放现金。

2025年9月24日,一次避险转移后,小河镇的干部向群众发放现金补助。(受访者|供图)
“深水区”
即便如此,作为镇长,赵鹏还是焦虑于避险转移次数太多,给小河镇人带来的厌烦情绪。“三五年还行,难道要一直这样转移下去吗?”对生活在高风险区的小河镇居民来说,搬迁离开此处,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路径。
2026年8月23日,同赵鹏一见面,李道凌便提出,次年避险搬迁的户数统计得提上日程。老百姓考虑需要时间,要是拖到年底,有人外出过年不好联系,工作就不好推进了。
阿坝州年度最大规模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从2024年开始的。这与一项政策有关:2024年之前,阿坝州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补贴每户为省级资金4万元,2023年第四季度,中央财政增发1万亿元国债,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
政策落地到阿坝州,因为地质灾害实施避险搬迁的,每户可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13.5万元,再加上县级财政补贴1.5万元,总共15万元。2024年一整年,阿坝州完成了3633户避险搬迁。
在此之后,虽然中央财政不再支持,不过,阿坝州率先将15万元补助的额度固定了下来——除省级补贴的4万元,州、县分别承担5万、6万元的补贴标准。
2025年,阿坝州又完成了811户避险搬迁,2026年,截至发稿,总任务527户已经搬迁了475户。
王树明觉得,这是“花小钱,办大事”。搬迁政策之下,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点从地图上消失了——只有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有人居住,才会成为隐患点。如果隐患点内居民全部搬迁,那便意味着不会对人类产生影响。

2021年,黑水县芦花镇谷汝村谷汝沟暴发了特大型泥石流。之后,阿坝州争取到中央特大型地质灾害补助资金,在山体间建起拦砂坝。(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从2008年开始,避险搬迁数量已经过万。现如今,搬迁进入“深水区”。这是因为,受地质灾害威胁紧迫的,和搬迁意愿强烈的居民,已经搬得差不多了。被剩下的,多是居民搬迁意愿不强,或是无法协调土地重新建房。
以小河镇为例,85%的居住区都位于地灾影响范围内,镇上曾向避险搬迁的群众提出过集中上楼的建议。不过,这一方案没能推动。对老百姓而言,搬迁上楼,不论是居住面积,还是生活便利度,都大不如前。在小河镇,避险搬迁通常以货币安置15万元的方式推进。一部分群众选择较为安全的地方建房,一部分群众则选择拿上补贴,去附近的绵阳市等地购房。
汶川县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汶川县自然资源局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份数据:2024以来,汶川县完成避险搬迁共计516户,其中货币安置318户,占了六成以上。剩余比例中,也有不少搬迁者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进行安置,不再新建房屋。
而理县梭罗沟村的牛志勇,还等待着村里为他寻找新的宅基地。梭罗沟村的土地不少被纳入基本农田,还有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的限制,能用于建房的土地所剩无几。
在大自然威胁之下,人们尚无法完全撤退,隐患点治理也得提上日程。
2021年,黑水县芦花镇谷汝村谷汝沟暴发了特大型泥石流,14座桥梁被摧毁,78亩农田被冲袭。
之后,阿坝州争取到的2800多万元中央特大型地质灾害补助资金,在山体间建起两道拦砂坝,可以阻拦近十八万立方米的泥石流物源,近1500米的排导槽从沟口一直修葺至居民区。
在理县沙坝村,2025年暴发过一场泥石流后,十多年前修建的两个小型拦挡坝被冲毁。2026年8月末,南方周末记者见到村支书李学兵时,治理工程即将动工,他正忙着和施工队对接工作。他介绍,治理工程将耗资两千多万元,完工后,能挡住近十万立方米规模的泥石流。
前不久,李学兵徒步六个多小时,走到转经楼沟的源头附近,查看村里的牦牛牧场。他注意到,一年前被泥石流冲刷的地段,柳树和杜鹃树苗已经开始生长,紫色、黄色的野花点缀其中。难以想象底下的石块在暴雨之下,曾为泥石流提供了充足的物源。
10月,阿坝州的汛期结束。不过,李学兵还闲不下来——森林防火期又要来了。人们和这片土地的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

2025年夏天,理县沙坝村转经楼沟源头暴发了泥石流。一年后的夏天,柳树和杜鹃树苗已经开始生长,野花点缀其中。(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编 钱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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