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悲观情绪

发布者：温柔老农 2026-1-27 10:07

英国《经济学人》1月11日文章，原题：悲观主义是世界主要的经济问题积极的心态往往能帮助情绪低落的人走出困境，反之，悲观的预期也可能会成为一种自证预言（指人们基于既有预期采取相应行为，最终导致预期结果自然实现的过程——编者注）。政治人物同样深谙此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深陷能源危机与滞胀之际，时任总统卡特曾警告，真正的危险是一场侵蚀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的“信心危机”。数十年后，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也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源于一种“通缩心态”，并试图唤醒家庭与企业的信心。当下，不少国家社会情绪中的正能量十分缺乏，弘扬正能量应当被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目标，以提振经济。

悲观情绪正在全球蔓延，并呈现出持久化趋势。美国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低位，欧洲整体经济信心指数已连续3年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一项覆盖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国家及日本共2.7万名选民与企业领袖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下一代的生活将更加艰难，而现有制度的资源明显向富人倾斜。部分国家的公众还认为公共机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其他调查结果同样印证了这种情绪。在一项覆盖近6万人的国际民调中，英国和日本的经济悲观者数量约为乐观者的两倍；在德国，悲观者与乐观者的比例甚至接近12比1。

持续性的悲观情绪，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当社会情绪整体偏悲观，经济体往往会以削弱政策效果、扭曲政治决策的方式作出反应。凯恩斯曾以“动物精神”强调信心与预期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认为，消极叙事带来的悲观情绪会像传染病一样在群体中扩散，塑造个人的行为方式，其影响甚至超出传统经济模型的预测。如今，这种情绪在发达经济体中根深蒂固，正演变为一种自我强化的增长拖累，表现为投资减少、零和思维（双方博弈，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吃亏；一方得益多少，另一方就吃亏多少——编者注）抬头，以及令财政纪律难以维系的政治环境。

悲观情绪首先体现为一种“不确定性冲击”。当未来愈发黯淡，不确定性增加，家庭与企业会推迟那些一旦作出便难以回撤的高风险决策。悲观情绪的短期影响已然显现：尽管美国GDP保持增长，但招聘人数和离职员工数量的比例较疫情后的峰值低了约1/3，劳动力流动放缓拖累整体效率。欧元区2025年的家庭储蓄率高达15%，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信心不足还可能与生育率走低、大学入学人数下降等社会变化相关。

悲观情绪的另一种表现，是普遍认为经济体系“不透明”，从而助长“零和思维”的传播。当人们相信某一群体的收益必然以他人利益受损为代价时，就更倾向支持将重心从经济增长转向财富再分配和保护的政策。相关研究发现，在多个发达国家，认为国家制度“偏心”富人的人，更容易认为财富应该进行再分配。类似心态也塑造着人们对移民、贸易和技术变革的看法。研究显示，零和思维者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更严格的边境管控。在技术领域亦然，美国青年调查中，认为人工智能“摧毁机会”的人数是认为“创造机会”的3倍以上；在上述跨国调查中，七成受访者支持对人工智能企业实施严格监管和重税。其结果可能是形成承诺保护财富却削弱增长的“堡垒型经济”。

悲观情绪带来的最后一重风险，在于它削弱财政纪律。当选民对未来缺乏信心时，对短期痛苦的容忍度随之下降。上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的财政紧缩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社会普遍相信牺牲终将得到回报。而在缺乏这种信念的环境下，紧缩往往难以为继。2010年后，南欧国家在经济停滞中推进财政整顿，遭遇强烈抵制。情绪低落的选民更倾向奖励“缓冲冲击”的政策，而非节制，使赤字居高不下、通胀更难控制。如今，对全球经济最大的威胁，已不只是数据本身，而是被悲观情绪塑造的政治生态。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让社会情绪变得更加乐观，以推动经济发展。（蒋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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