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世界第一，与哈尔滨有关

啤酒是用大麦发酵酿成的，这是人类最早的酿酒法。

巴黎卢浮宫内的“蓝色纪念碑”上，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以啤酒祭祀女神的情形。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类似啤酒的低度酒精饮料，称之为“醴”，用“糵”即谷芽酿造。一直到西汉，“因醴味薄，逐至失传”。

今天中国人饮用的现代啤酒是舶来品，19世纪初由俄国人引入。谁也没想到，这种曾被抵制的“洋货”，会在百年后成为产量占据全球榜首多年的中国符号。

从1900年哈尔滨诞生中国第一家啤酒厂，到2002年产量登顶全球第一，中国啤酒工业的百年沉浮，折射的远不止舌尖滋味的变迁：它既是改革的试验场，也是外资与本土资本博弈的缩影。

2020年8月23日晚，在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广场，800架无人机声光秀点亮冰城夜空，祝贺哈尔滨啤酒120周年。图/视觉中国

哈尔滨和青岛

1900年，一位名叫乌卢布列夫斯基的波兰裔俄国商人，在今天的哈尔滨南岗区花园街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啤酒厂，这正是哈尔滨啤酒的前身。酒厂最初年产量只有区区300吨，却大大满足了欧洲人特别是俄国人的需要，因此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哈尔滨成为中国啤酒的故乡，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随着中东铁路开工修建，大批俄国人和欧洲人来到哈尔滨。巅峰时，居住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达16万人之多，“洋气”十足。哈尔滨也由此崛起，甚至被称为“东方莫斯科”。

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供给，根据《中国啤酒工业》一书，在中国诞生的前10家啤酒厂中，有8家位于黑龙江，其中7家在哈尔滨。不过与外国侨民和上层人士对啤酒的青睐不同，中国老百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对此嗤之以鼻。

啤酒味苦，面对当时“北白南黄”的酒类消费格局，既上不了厅堂，也进不了厨房。更有甚者，依据有限“看到”和“听到”的经验——黄色且有泡沫的液体，将之戏谑为“马尿”或者“猫尿”。后来，随着哈尔滨、青岛等主要啤酒生产地被日本入侵，啤酒被列为重点抵制对象。按照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国国货暂定标准》，啤酒作为“洋玩意”，属于“最不纯正”的第七等类。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只剩下不到10家啤酒厂，产量仅为7000吨，不足现代一家小型酒厂产能，其中哈尔滨啤酒厂的产能只剩下100吨。

20世纪40年代，哈尔滨啤酒工厂的酿造车间。图/受访者提供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在许多省会城市新建了一批啤酒厂，并派啤酒老厂帮扶新厂，如沈阳负责武汉，青岛负责杭州，上海负责昆明⋯⋯随着新厂比老厂多了，生产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引起了轻工业部领导的重视。

1964年，轻工业部在唐山召开全国第五次酿酒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对青岛啤酒厂的操作法进行总结，并向全国推广。历史上著名的《青岛啤酒操作法》便由此而来。会议还提出“啤酒行业学青岛”的口号。

青岛啤酒始建于1903年，前身是由德国人和英国人合资在青岛创建的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也是前文提到的我国前10家啤酒厂中仅有的开在黑龙江省外的两家之一。另一家是上海啤酒厂，已于1996年停产。

虽然不及哈尔滨出现啤酒早，但青岛与啤酒渊源深厚，甚至连啤酒的“啤”字都是由青岛人发明的。1897年11月，德国人占领山东青岛后，也将啤酒带入这座城市，由此啤酒“BIER”（德文）一词开始在青岛广泛使用。据说当地人根据胶东话的发音，给它起了个名儿叫“脾酒”。但叫着叫着，人们觉得这个“脾”字有些别扭，脾作为人身上的器官，怎么能喝呢？于是“脾酒”被演化为“啤酒”。

“一城一啤”

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把啤酒搞到50万吨”。

此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喝啤酒的习惯，不过想买到却不容易。哈尔滨啤酒博物馆首任馆长康金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若是想喝瓶装啤酒，只能等到春节和国庆节，按户供应，凭票购买。

由于瓶装啤酒只在节假日供应，因此散装啤酒成为紧俏货。在当时的北京，每到夏季，副食店、食堂、小饭店的门前都会排起打散装啤酒的队伍。打啤酒得有容器，什么容器能保鲜保温呢？在冰箱尚未普及的年代，北京人想到了暖瓶，甚至还有人拿着铝锅或者塑料脸盆去打散装啤酒。

到了1978年底，全国啤酒产量仅为40万吨，虽是1949年的57倍，但远远无法满足老百姓需求。而此时的中国啤酒，让人担忧的还不只是产量。

20世纪70年代，青岛啤酒厂工人在将啤酒装箱外运。图/新华

1978年10月，在一瓶运往香港的青岛啤酒中，消费者发现了一根洗瓶机毛刷。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以内参的形式报送了中央，李先念在10月27日做出批示：“建议青岛啤酒厂停产整顿，限期改正。”

从1978年12月10日起，青岛啤酒厂开始停产整顿，直到第二年的4月10日才恢复生产。为了警钟长鸣，青岛啤酒厂党委还决定将每年的4月10日定为“提高质量纪念日”。

此事一方面反映出，十年“文革”给企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尚未根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统购统销之下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漠视。

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仅负责生产，流通环节完全由国家控制。具体到啤酒，都是由糖烟酒公司等国营商业部门独家收购，不允许工厂直接面向市场销售。久而久之，工厂乃至广大干部对于“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

1979年10月，一次对啤酒行业影响巨大的“生产目的”大讨论，扭转了“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钢铁生产为主的“重工派”，变为满足生活需要的“轻工派”。

1984年，我国制定《1981—2000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要求到2000年啤酒产量要比1980年增长15倍以上。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和优惠政策：首先把啤酒发展放在酒类第一位，列为国家100种重点工业产品之一；银行贷款向啤酒企业倾斜，新增利税可以还贷，因而提高各行各业参与啤酒发展的积极性。

啤酒被地方政府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跟利税高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施行财政包干制度，地方企业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啤酒本地产本地销，需求旺盛同时还缴纳消费税，因此啤酒企业成为地方政府扶持和保护的重点对象。当时流行一句话，“当县长，办酒厂”，意思是说地方政府通过兴办啤酒厂拉动区域经济。

此外，标准化生产方式也是啤酒厂发展快的重要因素。中国酒业协会秘书长何勇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啤酒属于典型的输入型产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成熟。啤酒酿造工艺十分透明，分为糖化—发酵—过滤—灌装等环节，核心设备如灌装线、发酵罐等加工技术较为成熟。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量引进东德、罗马尼亚的灌装生产线，技术参数统一，安装调试周期短。相比之下，白酒作为中国的原生性产业，依赖窖池微生物环境、陈酿工艺，复制周期长且地域限制强。“比如茅台的工艺和五粮液就不同，没办法简单照搬。”何勇补充道。

1985年，轻工业部推出“啤酒专项贷款”项目：中央拿出8亿元作为专项贷款，加上调动地方自筹资金共30多亿元，对全国72个啤酒专项进行扩建和改造。之后，啤酒厂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1988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啤酒厂数量从1979年的90余家骤增至813家，堪称“一城一啤”。1993年，我国实现啤酒产量1192万吨，超越德国位列世界第二。

“抓大放小”

1993年9月，35岁的华润创业总经理宁高宁来到沈阳，参加与沈阳市、日本三洋电器三家合作创办沈阳华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的签约仪式。这次行程，宁高宁携带的资料除了合作情况说明，还有一份青岛啤酒的招股书，此前他已经翻看了几个月。

1993年7月15日，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啤酒飘香，证券代码“000168”首次出现在大屏幕上，青岛啤酒正式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

青岛啤酒在招股书中描述的产业前景，让宁高宁觉得啤酒是一门不错的生意。首先，中国众多的人口，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其次，啤酒行业普遍利润超过15％，黄色的酒体被戏称为“软黄金”。

而此时的沈阳，恰好有一家啤酒企业——沈阳啤酒厂，其拳头产品“雪花牌”啤酒是1964年为出口创汇而诞生，以“泡沫洁白如雪，口味溢香似花”而闻名。

压缩机项目协议签署当天，宁高宁即向沈阳市提出附带收购沈阳啤酒厂的需求。三个月后，华润创业与沈阳啤酒厂举行签字仪式，合资成立沈阳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华润正式踏入啤酒江湖。

当时谁也没想到，青岛啤酒的上市和华润雪花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啤酒并购潮。二者在接下来的10年里，分别并购了数十家啤酒厂，并由此成为中国啤酒产业的双雄。

并购的背后，则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啤酒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涌现出数百家啤酒厂，“买酒难”迅速变成“卖酒难”，价格战于是被引爆。

不少人对于那个年代啤酒“开盖有奖”和“再来一瓶”想必不会陌生。价格战让本就弱小的国产啤酒厂接连亏损，1996年啤酒行业亏损面达到33.47％，第二年进一步增长至37.07％。

1995年的哈尔滨啤酒，年产量已经突破15万吨，位列东北第一，被称为“东北王”。然而虚名之下，哈尔滨啤酒早已资不抵债，资金链濒临断裂。

与此同时，全国围绕国企改革正在掀起一场关于“抓大放小”的讨论，即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

1996年，困境中的哈尔滨啤酒与香港新中港集团合资组建了哈尔滨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港方投资1.3亿元，哈尔滨啤酒以1.2亿元净资产入股，企业负债率因此降至47％。之后通过并购和技改，哈尔滨啤酒的生产能力由8万多吨增至30万吨。2002年，哈尔滨啤酒成功登陆港股，被评为香港联交所年度最佳上市公司。

外资淘金潮

在这轮并购潮中，外资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有国际厂商曾算过一笔账：当美国人均啤酒消费量是92升时，中国人均只有12.3升，如果人均增加0.5升，那就是6亿升的增量市场（当时中国人口为12亿）。

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啤酒行业先后有过两次，20世纪90年代和2001年之后。“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轮是淘沙，第二轮是淘金。”何勇说道。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资啤酒就开始大肆抢滩中国市场。然而事与愿违，绝大多数外资因“水土不服”退出中国市场。原因有二：外资品牌定位较高端，从建厂、生产到营销全流程把控，成本巨大；当时啤酒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外资品牌四处碰壁。

2001年后，外资啤酒开始重返中国市场。与上一轮相比，这次外资更稳健、更理性，也更适合中国市场的实际，他们举起了“联合”的大旗以降低运作成本。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阻碍外资扩张的地方保护主义得到遏制，特别是通过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实施地方保护的政策杠杆和财政手段被大大削弱。这些都推动市场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04年，全球排名第一的啤酒企业美国安海斯-布希公司（百威母公司）以55.8亿港元的价格，收购哈尔滨啤酒99.66％的股权。这一金额创下了当时外资收购中国啤酒品牌的最高纪录。

这次哈尔滨啤酒股权的变更，在振兴东北的大背景下有着特别的意义。哈尔滨市政府通过股权转让，使国有资本由1996年改制时的1.2亿元增值到10亿元以上，成功筹集到了一笔巨额国有企业改革资金；而哈尔滨啤酒也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啤酒公司的一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国内外行业巨头并购的过程中，中国啤酒厂的数量急速减少。1999年国内啤酒企业数量为474家，到2008年已经减少到了249家。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使中国啤酒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外资啤酒品牌的进入，加剧了行业竞争烈度，给本土品牌带来很大挑战，但也大大加速了中国啤酒产业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啤酒产业的各个维度均大幅落后于国外。以生产技术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设备落后和技术局限，中国啤酒行业普遍使用甲醛作为助剂，以此来延长保质期。1995年，百威武汉工厂率先在中国啤酒行业杜绝添加甲醛，并推行“新鲜度管理”概念，首次引入“总包装氧含量（TPO）”监测技术，大幅提升了啤酒品质稳定性。

2025年6月10日，百威和国际足联（FIFA）在广州联合宣布新“FIFA世俱杯”启动，双方全新战略合作在中国市场全面落地，为中国消费者带来2025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和未来多项重磅赛事。图/受访者提供

近年来，中国啤酒消费升级趋势日益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外资品牌又一次扮演了引领者角色。Euromonitor数据显示，在高端市场，百威集团以40％的市占率位居行业第一，其旗下的科罗娜、鹅岛等众多品牌，带给中国消费者更高品质的体验，推动国产啤酒从“量增”转向“质升”。

2002年，中国啤酒年产量超越美国，首次位居世界第一，到去年已经蝉联世界第一达22年之久。不过，除了生产制造环节，中国啤酒距离世界一流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在品牌力和产业链上。

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象征，根据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4全球啤酒品牌价值50强”榜单，前5名均是国际品牌，前30名中只有3家中国品牌。而产业链的完整度上，中国啤酒也存在差距。啤酒大麦、啤酒花等核心生产原料，时至今日均高度依赖进口，制约了中国啤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如很多产业一样，中国啤酒产业也面临从大到强的新使命。

发于2025.8.11总第119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中国啤酒，何以全球第一

记者：余源

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