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板荡，草木为证！这姿态就是科学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静生所的这22年，不只是一家机构的历史，更是一个学科从无到有的缩影，是科学精神在艰难探索中薪火相传的见证。

1931年，静生生物调查所迁入的文津街3号建筑

1928年10月1日，北平石驸马大街83号，在一处约300平方米的民房中，静生生物调查所静悄悄地成立了。那时没人想到，此后的22年里，这个小小的民办研究机构，将成为中国现代生物学的摇篮。

《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这本书以大量原始档案、来往书信、会议记录等一手史料为基础，完整记述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下文简称静生所）从诞生到结束的历程。其作者胡宗刚是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深耕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已有二十余年。

1928年静生所成立时人员合影

●诞生

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隽、秉志、胡明复、赵元任等人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社，旨在“传播科学、倡导实业”。8年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主持植物部。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当时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南方，北方的生物学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

1927年，秉志等人联名致信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范源廉，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范源廉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一生“素爱自然”，大力支持秉志、胡先骕在北平设立生物调查所。可惜当年12月，刚过知天命之年的范源廉在天津骤然辞世。之后，在任鸿隽等人的筹措下，生物调查所的组建工作继续进行。范源廉的弟弟、实业家范旭东毅然捐出石驸马大街83号的兄长居所作为办公地点。因范源廉字静生，调查所因此得名。

静生所成立之初，经费拮据。秉志等人在大学工作之余来所从事研究都不领薪水。有了稳定经济来源后，1929年，所长秉志提出兴建新所。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馆前街道得名“文津街”。同期，静生所迁入文津街3号，与北平图书馆毗邻，共用十亩有余的土地。这一场所，既是一座机构的安身之所，也是一个学科的立身之本。

庐山森林植物园的播种温室

●开始

静生所的研究事业，从最基础的植物采集开始。在那个年代，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几乎是从零起步。静生所成立后，即以“调查中国动植物资源”为目标。从华北到西北，从东北到华南，静生所的采集队伍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云南是静生所采集工作的重中之重。1932年初春，静生所派出以蔡希陶为团长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蔡希陶等人在云南采集三年，共得植物标本万余号，“新种和新分布极多”。1935年，静生所再派王启无组队前往，以澜沧江南段为中心，在热带雨林中采集腊叶植物标本。1937年春，王启无将两年所获两万余件标本运回北平，“分装五百余大袋”。同年，静生所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合作采集云南高山花卉种球，俞德浚、刘瑛赴滇，历时一年。

每件标本背后都是学者的艰辛付出。云南的深山密林、瘴气疫病，时局的动荡不安、山河板荡，都挡不住这些植物采集者的脚步。据记载，中国近代植物学家在云南共采得新植物1830种，其中王启无、冯国楣、俞德浚、蔡希陶四人就采得1432种，占总数的78%。四个人的采集量，撑起了中国植物学在云南的大半壁江山。

1934年，所长胡先骕的另一个梦想也在实现，他要与当时的江西省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后来被誉为“中国蕨类学之父”的秦仁昌被聘为主任，主持建园。庐山海拔1154米，“绿树成荫，溪壑交错，流泉潺湲，终岁不绝”。植物园成立后，不仅引种驯化，还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广泛的种子交换网络。胡先骕在中国科学社所办刊物《科学》杂志上撰文写道：“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虽仅两年，而进步之速，规模之大，至为惊叹。”

1938年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黑龙潭成立

●坚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断了一切。北平沦陷后，静生所只能勉强维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日军查封了静生所。“所中员工皆被驱逐，全部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概未救出。”文津街3号被日军占领，静生所停办。但在北平之外，静生所的火种并未熄灭。1938年春，胡先骕派蔡希陶再赴昆明，与当时的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选址黑龙潭。这里是静生所抗战期间的大本营，也成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与此同时，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员工被迫西迁，辗转抵达昆明后，又前往丽江设立工作站。

就在静生所同仁在大西南赓续植物学火种的时候，作为静生所创始人之一的秉志，却被困在了上海孤岛。当时他的夫人病重卧床，他只得滞留沪上。日本文化机构多次企图拉拢，都被他一概拒绝。无奈之下他化名翟际潜，蓄起胡须，躲进震旦大学的化学实验室和明复图书馆。“隐姓埋名，潜心研究，达八年之久。”秉志自述：“一面继续研究，一面整装，光阴毫未虚耗。”在八年沦陷期间，他完成了多篇关于大脑皮层损伤与气体代谢的论文，还撰写了《生物学与民族复兴》《竞存论略》等著作。

●二十二年

抗战胜利后，胡先骕竭力奔走，谋求静生所北平本部复业。1948年5月，第一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出版，刊载学术论文八篇。其中胡先骕与郑万钧合著的论文报道了水杉新科新种的发现，震动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1950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接收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它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其庐山森林植物园则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庐山工作站。静生所的标本、图书、人才，汇入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洪流。

本书书名中特别强调了“二十二年”。静生所的22年，大半处在战乱中。但正是这22年，为中国生物学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他们没有安逸可靠的环境，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标本和笔。在全书以档案和书信为据的冷静叙述中，一个更大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动荡的年代，科学到底肩负着什么？科学家又如何实现科学研究？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写道：“先辈们以‘科学救国’的理想，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此话道出了静生所这22年的意义，它培养的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各领域的奠基人。

静生所的22年，不只是一家机构的生命史，更是一个学科从无到有的缩影，是科学精神在艰难时世中薪火相传的见证。22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但静生所留下的，远不止那些标本和论文。它留下了一种姿态：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有一群人选择相信知识的力量，他们选择用草木和标本回应家国的呼唤。这姿态就是科学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苏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