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的植物（四）：草木里的兴观群怨（续）

《诗经》里的植物（一）：诗里的草木春秋《诗经》里的植物（二）：以草木赋比兴《诗经》里的植物（三）：草木里的兴观群怨

群：以草为媒，联结群体情感

所谓“群”，就是“群居相切磋”，通过诗歌交流情感，协调人际关系，凝聚群体共识，而植物在《诗经》里，恰恰成了先民人际交往最好的媒介。

最典型的就是礼物馈赠，《卫风·木瓜》里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你送我木瓜，我回你美玉，不是为了报答，而是为了记住这份情谊。木瓜本就是山野里寻常的果子，为什么要拿来当礼物？其实在先秦，人们交往就习惯以身边的植物相赠，你送我一把花椒，我送你一株兰草，你送我一个桃子，我送你一个李子，礼物不在贵重，而在情谊——植物长在土地上，是自己亲手采摘的，带着采摘者的体温，比任何玉器都更能代表心意。而通过这种一来一往的馈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拉近了，群体的情感就联结起来了。

木瓜，蔷薇科木瓜属小乔木或灌木，叶宽椭圆形先端尖锐，四月间与花同放，花瓣五枚，淡粉红色或白色，单生或两朵并生，芳香馥郁。果形如瓜，椭圆形，熟后呈暗黄色，味酸涩，有芳香。

植物也承载着宗族与群体的联结。《小雅·小弁》里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和梓是古代家族庭院里最常种的树，父亲种给子孙，子孙世代继承，看到桑梓就想起祖先，自然就生出恭敬之心。桑梓成了故乡和宗族的象征，所有出门在外的族人，只要看到桑梓，就会想起自己的根，想起同宗同族的亲人，这种共同的文化记忆，自然就把整个群体凝聚在了一起。又如《小雅·常棣》写兄弟情谊：“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开花，花萼相连，自然就让人想到兄弟本是同根生，应当相互扶持，先言常棣之花，再引出兄弟相依的道理，在场的族人听了，自然就会认同这份亲情，族群的凝聚力也就更强了。

茑萝是旋花科番薯属一年生柔弱缠绕草本植物。叶卵圆形或长圆形，羽状深裂至中脉，呈松针状。花序腋生，少数花组成聚伞花序，有粗长的花柄，因而花直立，萼片绿色，花冠高脚碟状，深红色，也有粉色、白色变种。蒴果卵形，种子黑色。

《小雅·頍弁》里写“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萝是依附松柏生长的藤本植物，就像贵族宗族里的支脉依附于大宗，这种以植物作比的表达，既委婉又清楚，把宗法制度下的群体关系说得明明白白，在场的人一听就懂，自然就达成了共识，这就是“群”的作用：诗歌用植物作为媒介，把群体共同认可的道理说出来，协调了人际关系，凝聚了群体情感，让整个社会秩序变得更和谐。

怨：托草木言，抒发不平之鸣

孔子说“诗可以怨”，就是允许百姓用诗歌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讽谏不良的政治，而植物就是先民表达怨愤最自然的载体。相比于直白的怒骂，借着草木说话，既符合儒家中和的原则，又能把怨愤表达得淋漓尽致。

葛，豆科葛属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根较粗，嫩白色，有须毛，表面光滑，含淀粉可食；叶子较小，深绿色，成熟时退落，呈椭圆形；花朵较小，呈蝴蝶状，表面有小绒毛，淡紫色；种子呈圆球形，黑褐色，外皮较硬；花期4-8月，果期8-10月。块根亦可入药，能发汗解热。茎皮可制葛布。

最尖锐刺人的莫过于《唐风·葛生》，把荒坟上肆意蔓延的葛藤缠满荆树的画面揉进字句里，“葛生蒙楚，蔹蔓于野”，反复铺陈，把独留世间的妇人对战死丈夫的刻骨思念、对无休止战争的满心怨怼全埋进了荒郊的乱草里。葛藤本是随处乱爬、缠满荒丘的野蔓，用来覆满无人打理的坟茔，衬得生者连依托都找不到的孤苦格外戳人，所有对命运不公的怨、对亲人永别的痛都藏在这漫野乱生的藤蔓里，千百年后读来，依然能摸到那个在荒草边垂泪的妇人，藏在草木深处的沉哀。《王风·黍离》更耐人寻味，周王室东迁之后，一位大夫路过西周的旧都，看见原来的宫殿里长满了茂盛的黍稷，于是悲从中来，写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亡国的悲慨，不被理解的孤独，全都寄在这一片茂盛的黍稷里——旧都已经变成了田野，宗庙宫殿都没了，只有黍稷长得郁郁葱葱，这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比直接喊“家国亡了”更让人觉得心酸，这种怨不是愤怒的指责，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悲凉，千百年后，凡是经历过家国动荡的人，读了都会忍不住落泪。

益母草是唇形科益母草属草本植物，广泛见于我国南北各地。《尔雅.释草》说：“蓷，今茺蔚也，叶似茬，方茎白花，花生节间，又名益母。”李时珍解释益母草名字来历说：“此草及子皆充盛密蔚，故名茺蔚，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

还有写弃妇的《王风·中谷有蓷》，“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慨其叹矣”，山谷里的益母草都已经干枯了，就像被抛弃的女子，青春已经熬干了，生活陷入了绝境，益母草的干枯对应着女子的悲惨境遇，没有一句怒骂，可所有的哀怨都藏在干枯的枝叶里，让人心生同情。《小雅·北山》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虽然没有直接写植物，可开篇“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登上北山去采枸杞，明明不是自己该做的活，却要辛苦奔波，劳苦不均的怨愤，就从采枸杞的劳作里透了出来。可见先民表达怨愤，从来都不会脱离生活，他们在劳作里遇见什么植物，就借着什么植物说话，把自己的痛苦、不满、悲愤都寄托给眼前的草木，让草木替自己说出心里话，这就是“怨”的力量。它不是无意义的发泄，而是把真实的痛苦摆出来，让统治者看到，让后人看到，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最动人的地方。

枸杞是茄科枸杞属多年生灌木植物，枝条细弱，弓状弯曲或俯垂，叶片卵形，花单生于长枝或双生于叶腋，淡紫色，有淡淡的芳香，果实为红色卵状浆果，成熟时质地柔软，味道甘甜。

王夫之曾经说：“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放在《诗经》里的植物上看，这句话再贴切不过：植物感发了我们的情志，我们又从植物里看到了社会，借着植物我们联结了彼此，也借着植物抒发了不平，兴、观、群、怨四者从来都不是分开的，全都长在《诗经》的草木里。这些从三千年前的土地里长出来的植物，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名物，而是活生生的生活，是先民的喜怒哀乐，是我们文化最初的样子。当我们读懂了这些藏在植物里的兴观群怨，我们才真正读懂了《诗经》，读懂了中国人为什么会借物抒情，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命运和脚下的土地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