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学的盛唐气象

作者：陈桥生（羊城晚报社编审）

有唐一代，岭南虽依然是最重要的谪徙之地，其地缘地位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显著提升。唐代经济重心向南海转移，岭南在唐朝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时人言岭南称“雄藩”“巨镇”，朝廷选帅“常重于他镇”。

越来越多的中原士人主动南来，岭南逐渐摆脱“畏途”标签，从被动流徙的蛮荒之地，转变为士人主动奔赴的建功立业的热土，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孔雀东南飞”现象。本文聚焦这一转型期的文学书写，探讨南行谪徙诗与岭南赠别诗如何共同建构起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唐朝岭南形象。

谪徙文人的岭南书写

直至初唐时期，岭南作为诗歌书写对象的面貌依然模糊而单调。这一局面，在武周后期至中宗年间，随着张说、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王无竞等一众著名文人的南徙得到根本性改变。岭南，在短短数年间，集中迎来了初盛唐之际文人的最豪华阵容。

这些文人的南徙，于其自身而言，无疑是人生中的重大变故与挫折，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因此迎来了其重要的收获期。张说在岭南年余，存诗20余首，不仅数量远多于此前的珠英学士时期，亦多过两次使蜀时期；沈佺期在岭南留存下的诗歌，也达20余首，占其现存诗歌的七分之一；宋之问多达30余首，约占其诗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基本代表了其时唐诗的最高水准，对岭南的书写被提升到了时代文学的最高层级。这些诗在近体者已经趋于黏对合辙，在古体者则风骨凛然，是初盛唐诗风转变的关键样本。

其一，诗歌主题与境界的突破。谪徙的经历让文人被迫抛弃宫廷诗的浮靡文风，转向苍凉现实。此前，张说、沈佺期等人最重要履历为珠英学士，一旦被放逐，诗歌冲出了宫廷，出现在茅屋驿站、河畔林间、边关塞漠，将个人身世坎坷、思乡怀人之情与地域体验相结合，丰富了其诗歌的主题内容，使其诗作感情更加真切而深沉。

如张说《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旧馆分江日，凄然望落晖。相逢传旅食，临别换征衣。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别馆依旧，落晖满江，物是人非，万千感慨。此诗以其情真，为历代治唐诗者所嘉许，亦多有论者注意到其格调之独特与诗史上之意义。胡应麟称其“冲淡有味”“格调严整”。闻一多更评曰：“整篇匀称，无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调。”宋之问《端州驿见杜审言王无竞沈佺期阎朝隐壁有题慨然成咏》：“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全然没有了往常的克制，只有直抒胸臆的表白，却远比他之前的宫廷诗动人。沈佺期《驩州南亭夜梦》：“忽觉犹言是，沉思始悟空。肝肠余几寸，拭泪坐春风。”梦里又回到了洛中，一家老小其乐融融，醒来犹以为真，最终明白不过一场空，何其真切，又何其悲痛！在这种无从排解、深沉真挚的情感伟力激荡下，诗人的创作在他处于人生低谷之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其二，岭南地域形象的文学重塑。岭南奇异独特的自然风物，为文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素材，实现地域景观与个人情感的深度融合，极大拓展了唐诗的题材边界与艺术境界。

譬如沈佺期《题椰子树》，率先将椰子树这类热带风物引入诗歌创作。“日南椰子树，杳袅出风尘。……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椰子树属热带植物，虽袅袅出风尘，终无法如涂林果（石榴）可随张骞移入汉室京城，诗人由树及人，生发出对自身羁旅南荒不得归的自怜自叹，情景相生相契，比喻贴切新奇。“思君无限泪，堪作日南泉”（《初达驩州》），远在日南的泉落，化作思君的无限泪，在诗人的笔下，第一次在文学形象上将远隔万里的日南边陲之地与京城联系到一起，想象奇异独特，感人至深。宋之问的南来，则将山水诗的描写空间拓展到此前少人关注的桂江流域。其《下桂江龙目滩》《下桂江县黎壁》《经梧州》等诗，作于前往钦州途中，用格律诗多角度描绘当地的自然地貌和民俗风情，把桂州的山川胜景生动形象地呈现在笔下，填补了唐代山水诗的地域空白。

这是唐代诗人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系统性地以诗歌书写岭南，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岭南地域文学文本，更在于以诗人之笔将一条地理上的谪徙之路转化为一条文学上的唐诗之路。“律通幽谷暖，盆举太阳辉”（《喜赦》），沈佺期这句诗正可以用来比喻他们为岭南之地带来的惊喜。他们的到来，正如一支支律管，吹奏出华夏文明的美妙音律，温润着一处处幽谷，令五谷滋长百卉盛放。他们的创作，将个人命运的沉痛转化为对岭南世界的深刻观察与艺术表达，在抒发个人生命情感的同时，为岭南的地理空间赋予了文学的生命，更通过文学传播校正中原对岭南的认知，实现对岭南形象的再塑造，将岭南纳入唐代主流文学的版图之中。

赠别诗中的岭南想象

与谪徙书写并行，有关岭南的赠别送行之作，自盛唐而后大量涌现，蔚为可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昌龄等几乎所有唐代重要诗人均有创作，或酬别同朝官僚，或送行知己好友，为今天的我们呈现出中原文人想象中的岭南形象。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想象中的岭南，更代表着时人对岭南普遍而真实的看法，呈现出盛唐精神浸润下的认知嬗变。

其一，从“苦远”到“欢然”的认知转变。唐代岭南赠别诗中，岭南依然苦远，却摆脱了悲切绝望的情感基调，多出之以宽慰、豁达的视角书写。司空曙在《送郑明府贬岭南》中以“莫畏炎方久，年年雨露新”劝慰友人，不必畏惧谪徙炎方之地，皇恩浩荡，如雨露洒降，随时都有赦免归来的可能。不是彻底的悲苦无望，作一分宽慰，存几分希望，这正是唐人的情怀。元结笔下的岭南，从传闻中的“魑魅乡”变为友人欢然前往的乐土（《送孟校书往南海》）；“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张籍《送侯判官赴广州从军》），对岭南这样的认知，在唐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朱庆余则将岭南描绘为风景奇异、无雪多花的美好之地，南岭之路从“十人九不还”的绝望之途，转变为中原人争相传颂的风景胜地。唐代文人逐步消除对岭南的偏见，实现了岭南地域认知的去妖魔化。

其二，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盛唐积极进取、开拓建功的时代精神，深刻融入岭南赠别诗创作中，让岭南成为与西域边塞一样可以建功立业的场域。王昌龄《别陶副使归南海》：“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这里的别归南海，略去的是儿女情，注入的是英雄气，寄语友人那里一样可以大展身手，可以建功立业，可以“取万户侯”。钱起《送李大夫赴广州》：“昔许霄汉期，今嗟鹏鷃别。图南不可御，惆怅守薄暮。”化用庄子《逍遥游》典故，喻李大夫如那鲲鹏高飞，气冲霄汉，大有作为，而反观留在京城的自己，恰似那蓬间之鷃，有心图南，恨无六气可御，不能一起实现曾经共许的霄汉之期。这些作品洋溢着雄豪阔大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西域边塞诗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彰显出唐代士人不拘一格、志在四方的人生追求。

其三，旅游视野下的地域认同。随着岭南地域形象的改善，这里逐渐成为唐代中原士人的游历目的地，赠别诗中大量出现士人主动游岭南的书写。如司空曙《送人游岭南》：“万里南游客，交州见柳条。逢迎人易合，时日酒能消。浪晓浮青雀，风温解黑貂。囊金如未足，莫恨故乡遥。”描绘岭南气候温润、人情和乐、风光独特的美好景象，劝导游人不必因远离故乡而遗憾，尽情享受岭南的风土人情。李群玉笔下的岭南，虽然是天边、天末之地，却同样不妨纵声大笑，可以痛饮欢歌，可以共期罗浮之秋，可以为海色而沉醉，尽显豁达豪迈的浪漫情怀（《广州重别方处士之封川》）。此时的岭南，已打破地域隔阂，纳入唐代士人的旅游与精神视野，成为与中原同频的美好疆域。

综观唐代岭南文学的书写，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演变线索：岭南从恐惧、悲情的“畏途”，逐渐被重塑为花木繁盛、风景独特、可建功立业乃至旅游栖居的“图南”之地。这一转变根植于唐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格局变动，更得益于盛唐精神的浸润。谪徙诗中的风骨与真情，赠别诗中的浪漫与豪迈，共同塑造了一个立体可感的文学岭南。更为重要的是，岭南文学指向海洋的独特面向，为唐代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审美疆域，值得我们倍加重视。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