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日特稿】到荆博去，寻找“中国之最”珍奇的文字“化石”

文/张卫平

在荆州博物馆珍藏的15万件珍贵文物中，有数以百计的文物可以称之为“中国之最”甚至“世界之最”。从生活用品到生产工具，从武器装备到文字记载，涵盖了方方面面。

从荆州大地出土的众多文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其中，最为奇葩的当属已成为“活化石”的简牍。

我们知道，文字是一种视觉的信息符号，有了它，人们能够把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而且它能够超越时空；文字又是虚无飘渺的，没有了载体，人们只能够把自己的记忆记录在脑海里。于是，我们从荆州出土的“简牍、兵器、玉石”文物中，就发现了众多铸刻或书写的文字，它们在历经岁月的磨砺后，“存活”了下来，变成了“化石”，得以“永恒”，让我们看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流长。

考古发现证明，简牍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主要用于官私文书的记录，书籍的缮写以及民间日书、历日记注等的传抄。与此同时，帛书也开始用于重要场合及重要书籍的缮写。

于是，作家郑彦英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到了周，人们开始在竹简木牍上书写文章，竹简或木牍被绳穿起来，写到一定长度，就卷起来。这就是书卷的由来。读书破万卷，说的就是这个卷。学富五车，说的也是五车书卷。”

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商周时期，竹简已被作为公文、祝寿、档案的书写载体。只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简牍实物属于战国时期。

荆州作为楚国最强盛时期都城所在地，在纪南城周边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楚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先后从望山、藤店、天星观、九店、秦家嘴、雨台山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六七千枚简牍，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化腐朽为神奇的保护技术，更是让腐朽的简牍如化石般重现于世，让中国古老的文明得以重见天日。

有考古专家说，正如纸莎草和泥版承载了古代埃及、苏美尔文明一样，简牍是承载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书写载体之一，简牍也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被列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

沙市谢家桥1号汉墓出土简册

战国楚简取材广泛，价格低廉，承载信息量大，具有甲骨文、金文无法比拟的优势，文字特点自成一系，被古文字学家称之为“楚系文字”，其中有着不少中国之最。比如：

1965年出土于荆州望山一号楚墓的卜筮祭祷简，内容为墓主昭固的卜筮祭祷记录，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卜筮祭祷简；

1993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书，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填补了孔子和孟子之间一百多年的思想理论空白，是轰动世界的考古新发现。德国汉学家瓦格纳教授称：“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相提并论。”

除楚简外，以荆州为中心的楚地，还出土了大量的秦简与汉简。

1973年在荆州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就发现了我国最为丰富的簿记史料，被考古专家誉为世界会计史上最为珍贵的资料，其中两本账簿的记账方式，是我国四脚账和三脚账的复式记账之源。

不过，在全国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莫过于张家山汉简了。1983年至1984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荆州张家山西汉墓地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共有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787支，简长30－33厘米，宽0.6-0.7厘米，各简之间用三道线相连，各简文字多少不一，少者几个字，多者40多字，全部竹简共计40000字。其中1983年从247号墓中共出土了汉简1236枚，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日书》《庄子·盗跖》和《遣策》等。

考古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中的一部分竹简

这些竹简内容丰富，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哲学等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比较完整的汉人的知识世界。其中，有好几项考古发现都创造了中国之最。

比如，由200支竹简、7000多字组成的《算术书》，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数学专著，比我们熟知的《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还要早至少300年。《算术书》，这部失传2000多年的数学著作，其实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共有69个章题，大多数算题由题文、答案构成，内容可归纳成算术和几何两大类，包括分数的性质和四则运算、各种比例问题、盈不足问题、体积问题和面积问题。

书写在18支长23厘米的竹简上的《历谱》，是迄今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实用历谱。而《二年律令》中的《户律》所记载的土地制度，是过去从来没有在汉代史籍中见到过的；

《二年律令》中的《金布律》租税制度里的“户赋”记载，同样是过去汉代史籍中从来没有涉及到的，特别是从中还能看到“质”“质钱”银租、铁租、金租等新的矿产税目和新的名词。

史书上说，萧何作汉律。张家山出土的汉律，包括汉律的主体部分《盗》《贼》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西汉前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未见于现存汉代史籍的新史料。参加过张家山汉简整理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兴奋地说：“张家山汉律竹简的发现，不仅使我们能够系统地认识汉初法律，而且得以同秦律比较，研究由秦到汉法律的演变过程。”

此外，我们还从《秩律》中清楚地知道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汉朝行政地理区划。有意思的是，我们还从《奏谳书》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楚时去亡，降为汉。”我们知道，汉朝是承接秦朝的，但《奏谳书》却反映了不一样的王朝的交替认识，即“汉”是继“楚”而立的。这就吻合了司马迁关于秦汉之间尚有楚这样一个中间环节的观点。其实，这也是楚汉交替间至文、景、武帝时期从朝廷至普通百姓的普遍看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秦与汉之间还有一个楚政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学勤先生关于“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的观点。

从已成为“化石”的文字载体上，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过往的历史细节。假如纸张和活字印刷术发明的时间更早一些，那么印在纸上的文字，就不可能与写在简牍上的文字一样，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成为现代人手中的读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