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伊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世界史视野之下，伊朗，特别是伊朗的黄金时代，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复杂且持久的影响。伊朗的繁荣与萧条，不仅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波及全世界的历史。伊朗气候恶化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那么，盛极一时的伊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伊朗的繁荣与萧条，不仅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通过向西与地中海贸易的联系，以及东方印度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波及全世界的历史。伊朗气候恶化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不仅引发了突厥部族从欧亚草原向中东的第一次重要迁徙，而且还引发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伊朗人向邻近地区的大规模移居，从而使这些地区开始受伊朗宗教观、制度及波斯语的影响。

在《9—12世纪伊朗的棉花、气候与骆驼——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一书中，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史教授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运用定量分析和新科学发现，将棉花产业、气候、骆驼驯养与伊斯兰伊朗的繁荣和衰落及突厥游牧部落的入侵联系起来，并将这一时段的伊朗高原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之下，探询了伊朗黄金时代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复杂且持久的影响。

布利特认为，棉花生产和出口的繁荣使伊朗成为9-10世纪伊斯兰世界生产力强盛、文化活跃的地区；而到11世纪，由于“大寒潮”的到来，棉花大繁荣在伊朗北部逐渐消失，伊朗经济急速下滑，并促进了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奠定了后者延续几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地位。

以下内容选自《9—12世纪伊朗的棉花、气候与骆驼——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9—12世纪伊朗的棉花、气候与骆驼——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美]理查德·W.布利特 著，孙唯瀚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大寒流造成的伊朗经济衰退改变地中海沿岸历史走向

伊朗的繁盛时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五项重大影响，这是伊朗之前或之后各历史时段都无法比拟的：

第一，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美索不达米亚取代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从中亚到突尼斯间广阔而均衡发展的经济区域的中心。扎格罗斯山脉以东土地的税收和商业财富，化作银迪拉姆，数量超过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等早期城市化经济区所得的金第纳尔。

自公元前500年到阿拉伯征服之初，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前伊斯兰诸王朝一再试图向西扩张，而后来的穆斯林国家则更注重东部事务。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很少前往埃及、巴勒斯坦或叙利亚沿海，突尼斯更是首个在800年（伊斯兰历183年）后很快由巴格达哈里发授予自治权的省份（作为上缴年贡的回报）。而相比之下，前十位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全都深入参与了针对伊朗高原的军事行动或政治阴谋，其中如阿尔·马赫迪（Al-Mahdi）、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阿布·马蒙（Al-Ma‘mun）和穆阿台绥姆（al-Mu‘tasim），都在伊朗度过了很长时间。这种东方取向反映出推动贸易的力量核心发生了变化。丝绸之路始终在寻找一个主要城市作为西端终点站，选择对象则是靠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巴比伦到泰西封的一系列美索不达米亚首府，最终选定了巴格达。

在早期诸王朝时，大量丝路商品由商队向幼发拉底河上游转移，为的是前往地中海商业区，在杜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us）或帕米拉（Palmyra）等地出售，这些转口市场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诸国与西方竞争者的边境上。而在伊斯兰早期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地方再未出现大型贸易中心，也看不到叙利亚、埃及或拜占庭治下安纳托利亚的商人与巴格达进行广泛的贸易。

看起来，日益繁荣的伊朗城市为丝路商品创造了一个宽广的出口，但在之前的许多世纪里，驮载这些商品的商队只是从伊朗北部经过，在各个中继点并无太多交易。这样发展的结果，使得伊朗高原城市居民的偏好和风格，成为新兴的阿拔斯伊斯兰文化的决定性组成部分。

第二，750—1100年（伊斯兰历132—493年）间，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皆处于伊朗发展的阴影之下，以至于它们在这个时期的中东历史上显得相对无足轻重。这一现象自法老时代以来从未有过，而且在伊朗经济遭大寒流破坏之后也不再发生，大寒流造成的伊朗经济衰退使地中海沿岸恢复了它们在中东的崇高地位，至今依然。自750年（伊斯兰历132年）以来，这种经济地位下降的表现是909—1171年（伊斯兰历296—566年）间法蒂玛王朝的兴衰。法蒂玛王朝是这个时期内地中海东岸唯一真正重要的穆斯林政权，统治着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海岸，在政治和教义上都与定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为敌，然而实力的不足使它始终不能形成有效的军事挑战。

另一类证据来自收录穆斯林宗教学者的综合传记辞典，这些学者的名字可以反映他们的地理分布。统计字典中出现的地理性人名，可知在743—1179年（伊斯兰历125—575年），著名学者来自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比例从未超过20%，之后突然上升到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在840—1131年（伊斯兰历225—525年）仅伊朗一地的著名学者比例也从未低于30％，随后这一比例开始下降。

如果巴格达的统治者和伊朗各地的那些地方领袖中，有人关心下西方正发生的事情，中世纪地中海历史的走向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西班牙已走上分离之路；突尼斯征服西西里岛也没有引起东方的关注；法蒂玛王朝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吞并，一直被视为海外奇谈般无人关心，直到新出现的伊斯玛仪什叶派反哈里发者成功地扩张到埃及以及叙利亚部分地区。甚至即便在那时，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官方，仍然把伊朗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派（the Assassins）当成更大的威胁。

那么，对叙利亚-伊拉克沙漠以西穆斯林事务的更大关注，是否意味着对基督教欧洲会有更强劲、更协调一致、更侵略进取的态度？会使地中海贸易更加活跃吗？是否会增加欧洲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担忧？没有答案。但显而易见的是，11世纪（伊斯兰历5世纪）的气候变化在伊朗引发了大规模经济困难，以及相应的游牧化、城市衰败和学术精英移民，历史也见证了地中海穆斯林各国与基督教诸国相互间经济、文化、政治互动的明显复苏。伊朗活力的减弱促成了地中海沿岸的复兴，这么讲某种程度上并不是那么难以置信。

伊朗的高光时刻永远改变了高原上的生活样态

第三，伊朗的高光时刻永远改变了高原上的生活样态。尽管游牧人会时不时地前来掠夺甚至推翻统治王朝，但“伊朗是城市之地”的观念经久不衰。即便在王朝把村庄当作奖品赏赐给某些人，使他们成为土地拥有者之时，前伊斯兰时代那种武士贵族零散村居的模式也没有复兴。新的土地所有者有些是部落首领，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确可能居住在乡下，但即使作为牧民，他们还是选择住在城里或郊区，派遣代理人从村庄收取地租。

时至今日，伊朗人自我介绍时还是基于家乡的中心城市、传统习俗或本地产业，如他们是拉什特人（Rashti）、设拉子人（Shirazi）或大不里士人（Tabrizi）。如果没有9—10世纪（伊斯兰历3—4世纪）的城市化，那么在经历一个世纪之久的蒙古统治加上帖木儿时代的再度破坏之后，就不会有某种内在的经济模式，来引导伊朗在15世纪（伊斯兰历9世纪）实现复苏。

《波斯王子：时之刃》（2010）剧照。

第四，语言方面的影响。所有研究伊朗和伊斯兰教的历史学家，都在猜测阿拉伯语何以未能在伊朗获得统治地位，如同它在伊斯兰初期征服时在其他被征服地区那样。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新波斯语是一种简化后的共通语，出现于伊朗经济大繁荣时期，等11世纪（伊斯兰历5世纪）大寒流到来时，大量的文学作品已经用这种语言创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征服前的伊朗各语言，包括中古波斯语（Middle Persian）、帕提亚语（Parthian）、粟特语（Sogdian）、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花剌子模语（Khwarazmian）等，都迅速消失了。的确，塔吉克斯坦某地仍在使用粟特语的现代派生雅格诺比语（Yaghnobi）。新波斯语的不同寻常不仅在于使用阿拉伯字母，还在于它深入统一了伊朗语言区，这一广大区域此前在政治上是分裂的，语言文字也是多样化的。

以阿拉伯字母为象征的宗教，也以表面上的共同点强化了新波斯语的统一。琐罗亚斯德教徒继续用中古波斯语写作宗教书籍。但某种程度上，一旦伊斯兰教需要进行教义层面的表述，它还是倾向于使用阿拉伯语，因为那是《古兰经》的语言。此外，穆斯林的宗教精英们很多代都偏爱以阿拉伯语写作，而把新波斯语留给诗人、讲故事的人和历史学家，至少早期是这样。新波斯语的早期作品中，很少有关于伊斯兰教的。不过，10世纪（伊斯兰历4世纪）前的作品很少，主要是诗歌和浪漫故事。

另一个共同点是始于9世纪（伊斯兰历3世纪）初由棉花大繁荣引起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联系。在建设新经济和扩充增长中的城市人口方面，穆斯林起着主导作用。他们还是远程陆路贸易最活跃的参与者，最东到撒马尔罕，将棉布（和其他商品）运送到西至巴格达的巨大消费中心。因此，新波斯语的兴起，可能正如伊斯兰历史晚期中的斯瓦希里语和印尼语一样，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以简化的语法和构词法来弥合各种中古伊朗语言间的差异，再加上采用阿拉伯字母，方便借入阿拉伯语词汇。除了大多数非穆斯林伊朗人，所有识字的穆斯林都认识阿拉伯字母，这样，新波斯语就足以取代先前中古伊朗语多种多样的书写体系。

如果把新波斯语的崛起，看作是那些新兴的穆斯林商人和制造业者出于与伊朗语文化带其他地区同行沟通交流的迫切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回应，会有助于理解新波斯语的统一性、简洁性和行用地域的广泛性。这就引起一种可能，新波斯语使用阿拉伯字母，是特意为了确立穆斯林的商业和文化网络。不过，将新波斯语的出现与棉花大繁荣联系起来，完全是一种推测。这个时期的商业文献没有以任何一种语言留下痕迹，而且同期以阿拉伯语写作的伊朗诗人，远远多过尝试新波斯语的。

相比之下，伊朗农业经济在大寒流时期的衰退，与新波斯语在伊朗以外地区的传播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塞尔柱时代之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还不见有使用新波斯语的作家，可是到13世纪（伊斯兰历7世纪）时，以新波斯语创作而闻名的，在安纳托利亚有鲁米（Jalal al-Din Rumi，卒于1273年，即伊斯兰历671年），在印度有阿米尔·库斯洛（Amir Khusraw，卒于1325年，即伊斯兰历725年），他们各自创作出美丽的新波斯语诗歌。这里提到这些伟大诗人，不是要讨论他们的个体人生，而是要说明他们在伊朗以外拥有使用波斯语的听众、同行及追随者这一事实。

纪录片《波斯》(2020)剧照。

众所周知，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的各个王朝从未将其语言输出到伊朗以外的地区，甚至包括美索不达米亚，要知道在阿拉伯征服前的上千年间，一直是伊朗人在统治这片土地。自塞尔柱时代以来，支撑新波斯语传播的不仅是土库曼战士在安纳托利亚、阿富汗诸部落在北印度的军事胜利，还有因故乡条件日益恶化而被迫离开伊朗外迁的知识分子与文学家。毫无疑问，13世纪（伊斯兰历7世纪）初的蒙古入侵是使伊朗衰落的最后一击，许多人逃离，一来是逃离被蒙古人毁灭的城市，二来也是逃离被大寒流冻死的庄稼。不过大量证据显示，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伊朗人就已开始大规模外迁。同样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从孟加拉湾到爱琴海，作为行政管理和文化生活的世界性语言，新波斯语的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推动并促成了伊朗什叶派崛起

伊朗大繁荣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重大影响是在宗教领域。在16世纪（伊斯兰历10世纪）萨法维王朝的庇护下，伊朗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了一个什叶派国家。关于什叶派在萨法维王朝之前的伊朗民间究竟发展得多深，以及萨法维王朝宣布新宗教身份后发生的强制改宗的程度如何，学者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大家达成共识的是，一个什叶派的伊朗，嵌在西边的逊尼派奥斯曼帝国、东北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及东南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印度之间，这种地缘形势极大地塑造了穆斯林世界的历史，至今仍意义非凡。

另一方面，从9世纪（伊斯兰历3世纪）到11世纪（伊斯兰历5世纪），伊朗还是逊尼派为主的。当然，有许多迹象显示，什叶派时不时地会崭露头角。比如，白益王朝先信奉什叶派中的宰德派，后改宗什叶派的伊玛目派。伊斯玛仪运动也吸引了许多信徒，尤其是在大寒流时期。不过，快速城市化和棉花大繁荣期间，任何对作家、思想家和宗教领袖的统计都显示，逊尼派比什叶派要多得多。

什叶派乌理玛自己编纂了主要学者名录，可是这里引据甚多的、以城市为单位的传记辞典收录的几乎完全是逊尼派学者，这些材料的体量比什叶派的任何汇编都要大得多。此外，大繁荣时期伊朗逊尼派知识分子大量向外输出，几乎抵达哈里发统治的所有地区。尽管伊本·艾玛德（Ibn al-‘Imad）本人是叙利亚人，在塞尔柱末期之前，埃及和叙利亚的学者合起来所占的比例从未超过20％。

纪录片《波斯》(2020)剧照。

从11世纪（伊斯兰历5世纪）后期开始的宗教精英外迁，弱化了宗教领导阶层与人口中占多数的逊尼派信众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伊朗北部的教派冲突与城市衰落破坏甚至毁灭了许多清真寺以及培养宗教领导层的经学院（madrasa）。致力于宗教高等教育的经学院是10世纪（伊斯兰历4世纪）甚或更早首先出现在伊朗的，这种机构先是在伊朗遍地开花，然后传到伊朗以外，通常由伊朗教授担任学术领导。但到13世纪（伊斯兰历7世纪）初时，伊朗已没有多少像样的、仍在运营的经学院了，特别是跟当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处兴旺发达的众多经学院比起来。

也许会有人争辩说，即使1218年（伊斯兰历614年）成吉思汗首次入侵伊朗之前逊尼派领导阶层还没有完全失势，以破坏性著称的蒙古屠戮也会把他们一扫而尽。但这个思路用到中亚就会有困难，不能解释为何逊尼派能在中亚顽强而持续地存在，而蒙古在那里的统治甚至更为持久。看起来，深受经济利益腐蚀的伊朗逊尼派精神领袖们离去后，指引民众精神生活的责任留给了更民粹而轻法制的苏菲派、阿里后裔以及把神意归之于阿里家族的什叶派教士。换言之，尽管不是直接造成，但推动并促成了伊朗什叶派崛起的，是曾经强大、富裕和高度体制化的逊尼派宗教建制的瓦解。

原文作者/[美]理查德·W.布利特

摘编/何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