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看中国大型企业的成就与挑战

企业经营和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大型企业是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石，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队”。由于大型企业具有较为明显的资金、技术和规模优势，行业资源整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强，对配套产业拉动作用明显，大企业竞争力因而成为国家产业发展能力的代表和保障经济稳定的“压舱石”。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企业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该排行榜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主要依据，每年公布全球营业收入总额最高的500家企业。本文从《财富》世界500强榜单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世界大型企业分布格局、比较中美大型企业发展差异，探讨中国大型企业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大型企业数量快速增长，现已成为拥有最多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许多中国大型企业在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仍然存在差距。

1954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创办全球500强（Fortune Global 500）排行榜，经过数十年的积淀，该榜单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已成为商业领域最权威的榜单之一。1989年，中国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商业评价体系时，仅有中国银行一家企业登上世界500强榜单。2022年，世界500强榜单上的中国企业已达到145家，这些企业共同组成了中国经济的封面群像，共同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一、世界500强企业分布格局

从不同经济体的大型企业数量来看，发展中经济体作为后发竞争者，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所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总数为172家，占比仅为34.4%。一方面，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演进，大型企业的组织、运营、增长方式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逐步构建形成了国际化的生产网络、供应链和分销系统，并通过跨境并购、重组等手段进一步扩张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全球化过程推动了许多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大幅提升，也使得一批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技术实力、品牌优势和行业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制高点，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解放运动后开始重建经济，既面临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落后、法律制度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又缺乏现代公司制度下的营销和管理经验，培育本土大型企业困难重重。然而，大型企业在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稳定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又使得发展大型企业成为发展中经济体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实现对发达经济体从“追赶”到“赶超”的必然要求。

发展中经济体大型企业发展之路存在明显差别。除中国外，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尚未在提升大型企业竞争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1996年，除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外，共有8家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型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2022年，若不包括中国，只有28家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型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其中，上榜印度企业为9家，巴西为7家，俄罗斯为4家，墨西哥为2家，波兰、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各有一家企业上榜。相较之下，中国企业在几十年间取得的发展成果令人惊叹。1996年，中国上榜企业（包括中国香港）仅为4家；2012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下同）首次超越日本，达到69家；2019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上升至129家，代替美国成为拥有最多世界500强企业的国家；2022年，中国上榜企业数量已达145家，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二、中国大型企业整体发展特征

中国大型企业的成长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中国企业的成功，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又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中国大型企业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相互辉映，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大型企业营业收入占GDP比重逐步提升，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日益重要。1995年，来自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约为412亿美元，约占中国GDP的5.6%；2011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上升至3.7万亿美元，约占中国GDP的49.5%；2021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已达10.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9.1%。该比重略高于美国的48.7%和德国的49.7%，与日本的60.8%大致相当，而同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印度该比重仅为17.6%。由于营业收入是衡量市场规模的重要指标，上述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大型企业的市场规模增速快于国家GDP增速，大型企业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

二是大型企业中国有企业仍占主体地位，但占比有所下降。2000年，共有12家中国企业登上世界500强榜单，其中11家为国有企业，占比高达92%。在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企业上榜79家，其中国有企业占比仍然接近80%。在2022年的榜单中，这一比重下降为73%。国有企业占比下降反映出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但两者并非此消彼长关系，而是互为补充，反映了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是银行利润在中国世界500强企业整体利润中占比不断下降，普惠金融和减费让利等政策背景下银行利润增速放缓。《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向小微企业、“三农”普惠金融领域投放低息贷款。继2020年银行业减费让利3568亿元之后，202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2021〕169号），进一步引导支付行业向实体经济让利。上述措施在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同时，也使得银行业利润收窄。近五年来，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中银行利润占比不断下降（图2），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型银行正切实推进支持实体经济各项政策落地，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得到一定缓解。

四是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利润长期跑输世界平均水平，企业盈利能力普遍较弱。企业利润是企业收入扣除成本和各项费用后的剩余价值，不仅是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政府税收的重要基础和财政平衡的重要保证。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企业利润属于GDP的一部分，但比基于总量统计的GDP数据更能反映效率水平。然而，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在盈利能力方面并不具备优势，除2020年受疫情因素影响外，近五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利润一直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3）。较低的平均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承担主要的社会责任，其经济效益并未完全反映在利润表上。例如，在2021年全球供需失衡、国际油价暴涨的背景下，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SAUDI ARAMCO）利润暴涨113.79%，将上升的成本大部分转移给了消费者；而我国成品油价格设置调控上限，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有企业承担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责任。此外，疫情冲击下，包括亚马逊、Meta Platforms多家海外科技巨头纷纷大幅裁员以削减成本、保证利润；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裁员，还扩大招聘规模，承担了保就业、保民生的责任。但是，长期偏低的利润率仍然值得关注。

三、中美世界500强企业比较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大型企业数量和规模并驾齐驱，在全球遥遥领先。然而，两国大企业特征也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实现了成功的体量增长，然而价值创造能力普遍较弱，部分与民生消费、高新技术相关的领域仍缺少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产业结构仍处于优化升级之中。

（一）中美大企业盈利能力存在差距，中国大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较弱

根据《财富》中文网统计，2022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上榜中国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为4.66%，上榜美国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为11.26%，两国大企业盈利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为避免数据截点选择造成统计结果偏差，本文进一步选取了中美两国营业收入在本国排名前10、前30、前50、前100、前120名的企业进行比较（表1），发现在各个排名段，中美两国大企业盈利能力均存在差距；排名段越靠后，中国大企业利润率与美国大企业利润率的差距越明显。

以利润率作为分组依据，能够更为直观地观察到两国大企业在盈利特征方面的差异（图4）。在145家中国上榜企业中，有95家大企业集中在[0%，5%）的低利润率区间内，占比约为2/3。而美国大企业利润率分布则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各利润区间内企业分布较为均匀。美国共有8家大企业利润率超过30%，分别为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 FINANCIAL)、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微软（MICROSOFT)、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甲骨文公司（ORACLE)、Meta Platforms公司（META PLATFORMS)、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利润率超过30%的中国企业仅有两家，分别为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和台积电（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较低的平均利润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承担的社会责任较重，但中美企业在R&D投入上的差距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公布的2022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The 2022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2022年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500家公司中，包括822家美国公司（占研发投资总额的40.2%），678家中国大陆公司（占研发投资总额的17.9%）。尽管近年来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快速增长，但仍与美国企业研发强度存在一定差距。创新和研发是许多企业实现高利润、维持市场地位的重要武器，也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不竭动力，研发投入排名前50的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大都具有高利润的特征，包括华为（三年平均利润率10.78%）、阿里巴巴（三年平均利润率19.20%）、腾讯（2021年利润率33.16%）等。

（二）中美世界500强企业行业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和美国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所属行业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上榜企业所属行业大多为重工业，美国上榜企业所属行业大多为服务业和互联网企业。在中国上榜企业中，金属产品行业（代表企业为宝钢集团、五矿集团、正威国际、中国铝业、江西铜业等）、工程与建筑（代表企业为中建集团、中铁集团、中铁建集团、中交建集团、中电建集团等）、炼油行业（代表企业为中石油集团、中石油集团、台湾中油等）、公用设施（代表企业为国家电网、中国南方电网、华电集团等）、车辆与零部件行业（代表企业为上汽集团、一汽集团、东风汽车集团、北汽集团、广汽车集团等）五大行业营业收入所占比重最高，合计占上榜实体企业总体营业收入的45.35%；在美国上榜企业中，综合商业（代表企业为沃尔玛、开市客、塔吉特等）、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代表企业为亚马逊、Alphabet、Meta Platforms等）、炼油行业（代表企业为埃克森美孚、雪佛龙、马拉松原油公司、Phillips 66等）、保健行业（代表企业为麦克森公司、美源伯根公司、嘉德诺公司等）、保险和管理医保（代表企业为联合健康集团、Elevance Health、Centene、哈门那等）五大行业营业收入所占比重最高，合计占上榜实体企业总体营业收入的39.21%。

一方面，大型企业的行业分布差异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差异。第一，美国第三产业发达程度远高于中国。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行业增加值数据，经季节调整后，2021年美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1%、18.2%、80.7%；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7.3%、39.4%、53.3%。高度发达的服务业市场孕育了沃尔玛、亚马逊等一批国际巨头。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服务业跨国企业具有先发优势。随着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高端零售、医药研发等行业跨国龙头企业的进入对中国本土服务业造成了一定冲击。例如，中国本土线下零售龙头永辉超市作为后进入市场的企业，自成立之初，就面临与沃尔玛、家乐福、山姆会员店等运营成熟、品牌效应强的国际大型超市的激烈竞争，发展难度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也是造成产业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美国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增加值比重在到达顶峰后开始一路下滑，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全球石油危机进一步加速制造业外迁。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产业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美国第三产业占比迅速上升，制造业进一步萎缩。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尽管随着中国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推进，第三产业占比已不断提升，但仍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三）中国ICT企业实现较快追赶，但中美在细分领域差距仍存

信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与重要引擎，也是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作为通用性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和辐射作用，因而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由于信息技术具有研发投入大、开发风险高、技术壁垒强等特点，通常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能力对前沿技术进行开发和商业化。因此，ICT行业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领域，大型企业是主战场。

在ICT行业中，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虽促使部分企业竞争力逐渐追赶美国，但美国企业在半导体、软件等领域的垄断地位在短期内仍难以撼动。整体来看，我国在大型ICT企业数量和盈利能力方面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2022年，美国有19家ICT企业上榜世界500强，平均营业收入约为1258亿美元，平均利润达到231亿美元；中国有12家ICT企业上榜，平均营业收入约为814亿美元，平均利润约为87亿美元。从细分领域来看，在互联网服务与零售行业，中国互联网经济近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两国上榜企业数量均为3家，京东、阿里营收之和约为亚马逊的60%，腾讯控股营收也已超过META PLATFORMS（旗下主要产品包括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平台）的70%，若考虑虽未上市但营收体量已达到世界500强门槛的字节跳动，两国在社交平台领域的大型企业竞争力可谓旗鼓相当；但遗憾的是百度与JAT渐行渐远，目前尚未有一家相同量级的企业能与Alphabet在搜索和人工智能领域相匹敌。在半导体、电子元件和计算机、办公设备等领域，中国虽也有部分企业上榜，但总部位于中国大陆的企业仅有联想和华为，其余均来自中国香港（纬创集团）和中国台湾（台积电、仁宝电脑、广达电脑），而美国则拥有英特尔、高通、捷普等半导体巨头和苹果、戴尔、惠普等著名电子设备品牌，垄断地位较为明显。在计算机软件领域，中国相对最为薄弱，美国则凭借微软、IBM和甲骨文等大型软件公司成为这一领域的霸主。

（四）中美产业政策分歧催生不同大型企业特征

第一，两国产业组织政策对市场结构集中和垄断持不同态度，中国企业被认为“做大”才能“做强”，而美国企业往往“做强”才能“做大”。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关注市场结构高度集中可能带来反竞争效应）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政策，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尤其是在传统行业实施的产业组织政策，一直是以推动产业集中、打造（或者培育）大规模企业集团为核心，认为提高市场集中度和培育大规模企业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并购，形成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集中度高、分工细化、协作高效的产业组织形态”。在市场准入、投资项目审批和选择性培育特定企业等产业政策作用下，一批大型中国企业快速崛起。而美国则选择了让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作用发挥主导，使得更具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高效率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因此，对中美而言，前者的大型企业是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过程，而后者的大型企业则是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结果，两国大型企业在盈利效率方面的差异也由此产生。

第二，中国部分行业受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影响，产业集中度不断抬升，诞生了一批世界级“巨无霸”企业。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相继推出了供给侧改革、“碳中和”“碳达峰”等政策目标，推动产能过剩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兼并重组，以实现优化行业结构、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控制行业总产能，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行业碳排放。以钢铁产业为例，2016年9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推动钢铁业化解过剩产能、结构优化调整。上述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60%-70%的产量将集中在10家左右大集团内，其中包括8000万吨级的钢铁集团3家-4家、4000万吨级的钢铁集团6家-8家和一些专业化的钢铁集团。2021年12月，工信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指出，鼓励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近年来，受政策推动，钢铁行业兼并重组明显提速：鞍钢重组本钢，成为国内第二大、世界第三大钢铁集团，2022年世界500强排名跃升183位，位列第217位；宝武重组昆钢，并与山东省国资委签订重组山钢集团协议，世界500强排名从2021年的72位升至2022年的44位；沙钢混改安阳华诚等5家企业，2022年世界500强排名上升17位。而与中国钢铁企业软着陆不同，美国钢铁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型期，同时美国政府限制国内钢铁行业兼并，在技术落后、成本高企、进口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下，许多传统大型钢铁企业相继破产。目前，美国金属制品行业中仅有纽柯一家钢铁企业上榜，2022年排名世界500强企业第389位。

四、中国大型企业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一个时期，许多中国企业依靠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与资本红利实现了快速扩张，却忽略了对价值创造、增长方式、财务状况给予同等的关注，使得“高营收、低盈利”成为中国大型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未来，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阶段转变，中国大型企业将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部分世界500强企业所属产业将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过渡至基础产业，企业面临国内需求减弱压力。基础产业是指在一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决定其他产业发展水平的产业群，它的产品通常会成为后续产业部门加工、再加工及生产过程中缺一不可的投入品或消耗品，通常具有不可再生性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初期，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原材料、房地产等基础产业的政策，上述产业也成为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国有资本注入和营运下，一批与基础产业相关的大型企业快速成长，至今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企业。虽然上述产业目前仍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工业化的结束，其最终会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回归为基础产业。长期看，下游需求放缓、产能过剩、利润微薄将为相关企业生存带来压力。目前，部分产业增速放缓迹象已经显现。

第二，在享受超大规模本国市场红利的前提下，消费企业未体现出与内需规模相称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在消费、文娱等行业，我国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品牌，2022年仅有中国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屈臣氏集团为该公司麾下重要成员）上榜世界500强，A股中市值排名长期靠前的也主要是白酒类企业。而反观美国及西欧国家，却拥有星巴克、耐克、宝洁、联合利华、迪奥、欧莱雅、迪士尼、Inditex（旗下拥有ZARA、Pull and Bear、Massimo Dutti、Bershka等著名服装品牌）等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品牌。在全球贸易环境下，消费产业不光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本国优秀消费品牌的缺位使得中国消费者被动接受外国文化输出，“国货之光”仍有待发展壮大。

第三，全球产业链重构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卡脖子”难题仍存，大型企业供应链自主和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尽管从宏观上看，中国已建立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工业体系，但在科技领域、特别是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工业软件等方面仍存在许多瓶颈。从国际经济循环角度看，许多大型生产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处于中低环节，利润空间长期受到挤压，而部分大型科技企业由于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掌控，面临“卡脖子”问题；从国内经济循环角度看，总体上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处于中上游地位，对产业链供应链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这种能力主要基于资源导向，而非基于创新导向。未来，全球价值链体系将逐步走向区域化，供应链的独立性和安全性越发受到重视，中国需要依托大型公司的人才、技术、资源优势在核心领域实现突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五、政策建议

如果说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经络和毛细血管，大公司则是起到支撑作用的脊柱。无论是当下稳住经济大盘，还是未来应对全球竞争，中小微企业尚需要政策支持、金融纾困以渡过难关，而作为“压舱石”的大公司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世界500强企业，未来着力点应是进一步提升大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以“头马”、“头雁”的积极表现支撑经济企稳、带动市场信心回升，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强劲的内生动力。

第一，基础性产业大型企业应当积极把握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工业化、城市化机遇，扩大出口，并加强绿色生产技术和高端产品研发，加快实现市场国际化、生产清洁化、产品高端化。在许多基础性产业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依赖进口的背景下，首先，应当把握国际循环带来的市场需求，捕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城市化机遇，发挥好我国基础性产业生产体系完备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其次，污染较为严重的重工业生产企业应当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改造生产工艺，实现低碳生产；最后，应当加强对高端产品的研发力度，实现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能过剩行业整合步伐，鼓励大型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并进一步优化企业管理水平，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产出效率。麦肯锡的研究表明，兼并收购对企业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以上；而面对未来需求放缓的趋势，并购或外延式发展必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应当进一步破除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认真清理废止各种不利于企业兼并重组和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取消各地区自行出台的限制外地企业对本地区企业兼并重组的规定。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完善跨境并购相关法律规范，有效保障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合法权益；建设与跨境并购相关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此外，在并购完成后，应当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有效推动战略、流程、组织、文化、信息系统、营销体系等要素的整合，促进集团与子公司间的协同发展。

第三，围绕扩大内需战略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久久为功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民族品牌。品牌文化是企业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国际角逐中得以保持差异化和竞争力的前提。大型企业应当始终将品牌建设放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把握中国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的机遇，用“工匠精神”提升产品质量，将文化积淀注入品牌价值，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一流品牌。政府应当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形成线上线下全领域、生产流通全过程、进口出口全环节打击侵权假冒的格局，积极营造企业创建品牌、政府保护品牌、社会尊重品牌的良好氛围。

第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软实力推动科技硬实力建设。人力资源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科技创新是企业的不竭动力。一方面，要让大型国有企业在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围绕原创性技术创新进行更多资本布局，在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进行科学战略部署，强化基础研究投入，提高高级技能工人占比，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使得大型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真正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原创技术策源地。另一方面，在颠覆性创新研究中应当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引导研究机构开展更具商业化潜力的技术研究，并充分利用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洞察力，促进高校技术创新成果向产品价值、产业价值转化，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