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会丨从孙颖莎的“五年之叹”，看亚运赛期“换档”之困

新华社日本名古屋9月30日电 题：从孙颖莎的“五年之叹”，看亚运赛期“换档”之困

新华社记者姬烨、肖世尧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27日乒乓球女单决赛后，孙颖莎接受采访时提及下届亚运会五年后才举行，脱口而出：“五年后，有点漫长，我可能等不到了。”

亚运会四年一届的周期已延续数十年，为何下一届要等五年？这一调整会给亚洲体坛带来哪些影响？

让亚运更好衔接奥运体系

在此之前，亚运会长期固定在奥运会前两年举办。这一安排造成亚运会天然存在价值短板。因为每届亚运会举办时，距离下一届奥运会尚有两年，运动员多处于奥运周期的调整阶段，加之过往亚运会多数竞赛项目不关联奥运资格分配，对于顶级选手和各参赛代表团而言，参赛缺乏硬性要求，赛事含金量与关注度受限。

名古屋亚运会共设43个大项，其中奥运项目34个；469个小项中，奥运会小项329个，占亚运会小项总数的70.1%。但只有射箭、铁人三项、冲浪、网球、壁球、曲棍球等项目的16个小项，通过亚运会分配部分奥运资格。

以男篮为例。亚运男篮成绩不涉及世界杯参赛资格分配，与奥运会资格也不挂钩，因而多支队伍没有派出最强阵容。日本男篮亚运阵容以B联赛轮换和大学生球员为主，八村塁、渡边雄太等主力全部缺阵，而他们的一队则主攻世界杯和奥运资格赛。小组赛便告出局的菲律宾队，也有多名主力缺席。

与篮球类似，亚运会排球比赛也不涉及世界杯与奥运会参赛资格。所以，尽管排球项目在日本颇受欢迎，但这次亚运会日本女排石川真佑、岛村春世等数名主力缺席。不久前在亚锦赛中夺冠、锁定奥运资格的日本男排，同样以二队出征亚运会。

把亚运会延至奥运会前一年举行，就是要让亚运会充分衔接奥运会赛历，推动更多亚运比赛成为奥运会资格赛。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宋鲁增告诉新华社记者，奥运资格赛主要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亚奥理事会共同商议。目前多数单项联合会已认可亚运会“换档”计划，但最终哪些亚运会比赛获准被列为奥运资格赛，“现在还很难说”。

亚运赛期改革此前曾被摆上日程。早在2009年，亚奥理事会就曾计划将2018年亚运会推迟至2019年，意图实现奥运前一年办赛的布局，最终因举办国阻力搁置。此番重启改革，是亚洲体育主动求变、对接全球赛事体系的关键一步。

放眼全球，泛美运动会、欧洲运动会、非洲运动会均基本稳定在奥运会前一年举办。

“其他大洲基本上是在奥运前一年举办洲际运动会，亚奥理事会执委会多次提到改期。这么做还是利大于弊。”国际奥委会执委李玲蔚分析说。

宋鲁增也认为，赛期调整可以进一步提高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对亚运会的重视，如果与奥运资格赛挂钩，会有更多顶尖选手参赛，从而提高亚运会的竞技水准，商业价值与全球影响力也将随之提升。

红利与阵痛：“换档”并非易事

不过，宋鲁增坦言，调整亚运会赛期至少面临三重挑战。

最麻烦的是，30多个奥运项目要挨个谈。“各项目有各自的奥运资格赛体系，比如足球有自己一套体系，亚运会能否成为其资格赛很难说。”宋鲁增说，奥运资格规则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导，亚运赛事要真正成为资格通道，需与数十个组织逐一协调赛历、席位与参赛规模，谈判周期长，博弈空间也大。

第二道坎在规则和门槛。亚运竞赛规则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要求总体一致，但并非完全照搬。更大的变化在参赛门槛。亚运会一直实行公开报名制（Open entry），报名即可参赛，不限制人数；可一旦成为奥运资格赛，参赛标准和规模需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一项项确认落实。想参赛的人可能更多，协调起来也更复杂。

第三道坎是钱怎么分。宋鲁增说，赛历调整对亚运会市场开发“肯定有帮助”，但奥运资格赛的商业权益原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自行开发，纳入亚运赛事后商业收入如何分成，“牵扯各方利益”。

从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到2031年多哈亚运会，长达五年的赛事空窗期，注定伴随转型阵痛。李玲蔚坦言，在这样超长的时间间隔下，不少老将或许难以坚持到下一届亚运会。孙颖莎那句“可能等不到了”，正是这种阵痛最鲜活的注脚。

总体来看，各界对亚运会赛期调整普遍持认可态度。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对此明确“点赞”：“我认为这是非常棒的前进方向，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我期待亚奥理事会和亚运会在这方面迈出步伐。”

中国射击队教练与运动员表示，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流线、竞赛氛围，和单项赛事存在显著区别，是磨炼大赛能力的重要平台。亚运会若调整至奥运会前一年举办，处于竞技高峰的选手，能够在贴近奥运的竞赛环境中提前实战演练，对备战奥运将产生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亚运赛场的成绩无论优劣，都会放大外界期待，也会加重运动员的心理压力。因此，赛期调整整体上看可谓利弊并存。

跳水奥运冠军陈艺文也说：“我觉得亚运会确实是奥运周期里面唯一能够去模拟综合性运动会整个流程的机会。毕竟综合性运动会跟世锦赛、世界杯这种比赛的整体感觉很不一样。”

赛期调整只是第一步

当下亚运会面临的困境，不止于赛历错位，更在于赛事体量膨胀、办赛成本高企。

本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远多于巴黎奥运会的32个大项。宋鲁增解释了亚运会项目设置的逻辑——除奥运项目外，亚洲五个区域各选一个本区域普及度高的项目，亚奥理事会和组委会再各选两个，“大项基本就40多个了”。这样安排的初衷是展现亚洲体育多元特色，鼓励更多国家和地区参加，但长期下来，直接导致赛事臃肿、办赛压力陡增。

据日本媒体报道，名古屋申办亚运会时预算约850亿日元，赛前已升至约2400亿日元，膨胀到原来的近三倍。举办城市合同原来约定需保障的亚运相关人员约1.5万人，但最终注册超过1.7万人，以致于组委会使出大型邮轮与集装箱房“拼合”接待的招数，住宿仍捉襟见肘。

“按照这次的规模，一般的城市真的很难举办。”宋鲁增说，亚奥理事会需要通过改革控制亚运会规模，让更多国家办得起、愿意办，“在普及体育发展和赛事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目前亚奥理事会旗下有亚洲运动会、亚洲冬季运动会、亚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亚洲沙滩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五项综合性体育赛事，新创立的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将在明年迎来首届赛事。一直以来，有人建议，部分亚运会项目可分流至其他运动会，但每个项目都不愿离开亚运会，毕竟这个平台所拥有的关注度和资源是其他几项赛事无法匹敌的。

李玲蔚直言，要推进改革，势必有些项目得利大，有些项目利益会受损，“但从长远看，还是应该从更可持续的角度去设置项目和比赛周期”。考文垂也认为，项目设置应由洲际自主决定，兼顾区域特色，而大方向无疑是强化与奥运的衔接。

此外，亚运会举办地的遴选同样面临挑战。“亚运会现在能办的少，愿意办的也不多。”宋鲁增说，亚奥理事会章程规定亚运会举办城市提前七年确定，以往先由亚奥理事会与有能力举办的城市商量，之后再进入申办和确定流程。对于第23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已成立申办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明年前往意向申办地开展实地考察，形成初步评估报告后，筛选确定候选城市名单。

亚运赛期换档，看似是时间上的微调，实则是亚洲体育适配全球格局、破解发展瓶颈的一次突围。唯有跳出“规模至上”的旧思路，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这项走过75年的亚洲体育盛会，才能在全新周期焕发新活力，与亚洲体育发展共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