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浮沉录 第一部 ∽ 第三部

恒之殇——一部家族企业的兴亡启示录

引言

公元二零二三年深秋，当恒远集团的总部大楼最后一块“恒”字招牌被缓缓摘下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拍下了这一幕。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评论区里有人叹息，有人嘲讽，有人沉默。大楼对面，一个卖烤红薯的老人望着那块伴随了他二十年的招牌，喃喃自语：“当年，我在这里盖了三个月的大楼，老板请我们吃过盒饭，说以后这楼里有一块砖是你们的。”他不识字，不知道那块招牌上写的“恒”字，取自《诗经·小雅》——“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他也无从知道，这个字的本义，是“上弦月”，是弯弯的月亮，从来都不是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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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月出

第一章 舞阳少年

一九五八年秋，河南舞阳县一个叫许庄的村子里，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了闷热的午后。接生婆把孩子递到男人手上，男人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咧嘴笑了。他叫许德福，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会拉二胡，会唱坠子，还会一手好木工活。“德福，给孩子起个名吧。”床上的女人虚弱地说。许德福想了想，说：“我这辈子没念过几天书，吃了没文化的亏。这孩子得念书，得有出息。就叫‘家印’吧，家里印出来的，金字招牌。”他不知道，四十六年后，这个“金字招牌”会在南国都市最繁华的天河区拔地而起，高六百米，成为中国第一高楼。他更不知道，这座楼最终会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最昂贵的烂尾工程之一，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竖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天际线上。许家印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因败血症去世。这件事后来被反复书写，成为他人设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幼丧母，吃地瓜面长大的苦孩子”。每一次讲述，都能换来一阵唏嘘和一批新的信徒。但真正的苦难不是用来叙事的，是用来吞咽的。童年的许家印跟着奶奶长大。那时候的豫中平原，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村子里饿殍的传说还未散尽。奶奶会用红薯叶和玉米面做成一种黑乎乎的饼子，许家印每次都要就着一大碗凉水才能咽下去。很多年后，他在私人宴会上对客人说起这段往事，笑着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说完，他用餐巾擦了擦嘴角，面前是咬了一口的澳洲龙虾。那个笑容里，有真正的苦涩，也有真正的得意。苦涩和得意并不矛盾——没有真正的苦，那得意便不够滋味。

第二章 高考的窄门

一九七七年冬天，关闭了十一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消息传到舞阳的时候，许家印正在窑厂里搬砖。那年他十九岁，已经在农村滚打了三年，双手的茧子厚得像一层铠甲。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焦虑——他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回乡务农了，课本上的东西早就忘得七七八八。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许德福沉默了很久，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和两支铅笔。“这是你妈走之前留给你的，说让你好好念书。”许家印第一次见到这本字典。翻开第一页，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是女人的笔迹：“印儿，娘不识字，但你要识字。”那个晚上，十九岁的青年抱着字典哭了一场。然后，他开始复习。第一年，他没考上。差七分。第二年，他又没考上。差三分。第三年，他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消息传到村里，许德福把一个月的工分换成了两斤猪肉，包了顿饺子。许家印吃了三十个，撑得直打嗝，然后背起一个蛇皮袋，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火车在豫中平原上轰鸣向前，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麦田，从绿到黄，从黄到绿，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许家印靠在硬座上，怀里揣着录取通知书，心里想的是：“这辈子，再也不回村里了。”他不知道，他用了四十年建造的王国，最终又把他送回了记忆中的村庄——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村里”，红色的高墙，编号的囚服，没有月光的夜晚。人的一生，有时是一条圆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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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南海

第三章 舞钢十年

一九八二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舞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厚钢板生产基地，厂区占地十几平方公里，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电影院，活像一个独立王国。许家印被分到热处理车间，做技术员。他的工号是445，至今还刻在舞钢的档案室里。那个年代的国企，是一个巨大的保温箱。工资不高，但稳定；晋升不快，但有盼头。许家印从技术员做到车间主任，用了七年时间。他每天早上六点进车间，晚上九点才出来，吃住都在厂里。他搞的技术革新方案，曾获得冶金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厂里的老工人都记得，这个年轻人有一股狠劲。有一次，一条生产线出了故障，所有人都说修不好，要等外国专家。许家印二话不说，拿上图纸，在车间里呆了三天三夜，硬是自己修好了。“许主任啊，他要做的事，没人拦得住。”他的徒弟老张回忆时说。但许家印也很快发现，在国企的体制内，做事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动了。他写了一份长达三百页的“车间管理改革方案”，递上去，石沉大海。他又写了一份“全员销售奖励机制”，递上去，又被压了下来。最让他憋屈的是，他花了半年时间搞的一个新工艺，因为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被叫停了。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那一年，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下海”的浪潮。许家印在报纸上读到那段著名的讲话，反复读了三遍，然后对妻子说：“我要辞职。”妻子丁玉梅没有反对。她是许家印在舞钢的同事，比他小两岁，性格温和。这些年，她看着他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九点回来，看着他发际线后移，看着他的眼睛里渐渐没了光。她只问了一句：“去哪儿？”“深圳。”

第四章 鹏城初啼

一九九二年的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草莽的英雄地。罗湖口岸附近，到处是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深南大道两边，打桩机不分昼夜地轰鸣，一栋栋高楼像春笋一样拔地而起。空气中弥漫着水泥、汗水、金钱和野心混合的味道。许家印到深圳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两千块钱，那是他在舞钢十年的全部积蓄。他在城中村租了一间铁皮房，月租一百二十块。铁皮房冬冷夏热，下雨天漏水，隔壁住着一个湖南来的装修工和一个四川来的保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达贸易公司做业务员。这家公司做的是钢材贸易，正好用上了他在舞钢的人脉。第一个月，他就谈成了一笔两百吨的螺纹钢生意，赚了三万块钱提成。老板姓黎，是个潮汕人，精瘦，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看到许家印的业绩，笑着说：“北方人实在，能吃苦，但格局不够大。许生，生意不是一两单的事，是做大盘、吃大茶饭的事。”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进了许家印的脑子里。在中达的三年，许家印从一个业务员做到了总经理。他帮公司赚了上千万，自己拿到的年薪加提成也不过十几万。他向老板提议，做自己的房地产业务，老板犹豫了很久，最后同意投资三百万，在深圳布吉镇拿了一块地。那块地开发的第一个楼盘叫“达利花园”，是许家印操盘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他亲自画图纸、跑建材、盯施工，甚至自己编了一句广告语：“达利花园，抵达幸福。”三百多套房子，两个月卖完，净赚八百万。许家印拿着成绩单找老板，希望分得更多利润。老板还是笑眯眯的：“许生，我给你画个饼：等我做大了，分你十个点。”那天晚上，许家印请几个兄弟吃了顿饭，喝了很多酒。酒桌上，他对一个叫李士梁的副手说：“老李，我要自己干了。”李士梁问：“你有钱吗？”许家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没有。但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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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狂飙

第五章 恒远起航

一九九六年，许家印在广州注册了“恒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两千万，全部来自银行贷款和几个朋友的借款。公司最初的办公地点在天河区体育西路一栋写字楼的十八楼，面朝天河体育中心，视野开阔。许家印选在十八楼办公，有他的讲究。“十八”在粤语里谐音“实发”，实实在在发财。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他相信符号的力量。恒远的第一个项目，是广州海珠区一个叫“金碧花园”的楼盘。这块地是许家印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请了七个中间人，喝了二十三顿酒拿下来的。拿地的条件很苛刻：三个月内必须开工，否则收回土地。许家印做了一个在同行看来疯狂的决定：他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房子盖出来，同时卖出去。他在工地上搭了一个临时板房，吃住都在里面。工程队三班倒，白天晚上连轴转。他要求设计图纸随画随用，每周调整一次施工方案。采购部的人被他逼得团团转，水泥、钢筋、砖头，所有建材必须两天内到货，否则罚款。“许总疯了吗？”工地上一个项目经理私下嘀咕。“他不是疯了，他是没有退路。”财务总监赵明远说，“我们账上的钱只够撑四十五天。如果四十五天内房子卖不出去，就崩了。”第三十八天，金碧花园的主体结构封顶。第四十天，售楼处开放，均价三千二百元每平方米，比周边楼盘便宜近一千元。第四十五天，三百多套房子销售过半。账上的钱开始回笼，警报解除。许家印站在还在施工的楼顶，身后是广州的万家灯火，远处珠江婉转如带。他点燃一支烟，对赵明远说：“老赵，你知道这四十五天我想最多的是什么吗？”“是什么？”“饿。我小时候饿怕了。”他猛吸一口烟，烟雾在夜风中迅速消散，“我再也不想挨饿了。”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恒远的内部培训教材，标题是《四十五天的生死时速》，用来激励员工“敢打硬仗，能打胜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许家印那句话的后半句——“再也不想挨饿了”——这不仅是关于企业的生存焦虑，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潜意识。从一九七八年到二〇二〇年，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就是“饿怕了”这三个字。因为饿怕了，所以要吃饱；因为吃饱了，所以要吃好；因为吃好了，所以要吃得比别人都好。欲望的链条一旦启动，就没有终点。

第六章 黄金年代

金碧花园一炮而红，恒远迅速在广州站稳了脚跟。接下来的几年，许家印像一头嗅觉敏锐的猎豹，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每一个风口精准出击。一九九八年，国务院出台文件，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式进入“黄金时代”。许家印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财富气息，他把恒远的战略调整为：“立足广州，辐射珠三角，三年内进入全国前十。”二〇〇二年，恒远在广州开发的第二大楼盘“恒远华庭”开盘，创下了单日销售十亿元的纪录。许家印第一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七十八位。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穿着一件深蓝色西装，打一条金色领带，眉眼间有一种刚刚学会微笑的生涩。二〇〇四年，恒远进入北京市场，拿下了东三环的一块黄金地块，建成了“恒远财富中心”。这座建筑外形像一个巨大的元宝，是许家印亲自找设计师改了三稿才定下的方案。“元宝造型，象征财富聚集。”他对董事会解释。二〇〇六年，恒远在上海浦东拿地；二〇〇七年，在天津滨海新区拿地；二〇〇八年，在重庆江北嘴拿地。恒远的版图像一张被风吹开的宣纸，迅速覆盖了全中国。许家印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商业天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慢，但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快。在“慢”的时候，他是最耐心的猎手；在“快”的时候，他是最疯狂的赌徒。这种分裂的个性，源于他的成长经历。一个从小被饿怕了的人，对“机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他无法忍受任何一个机会从眼前溜走，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错过的每一个机会，都可能是最后一碗饭。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房地产市场遭遇寒冬。恒远的资金链绷得像一根马上要断的琴弦。那一年，许家印瘦了十五斤，头发白了一半。他跑遍了香港中环的每一家银行，见了二十多个基金经理，喝了不计其数的红酒，终于在最后关头拿到了五亿美元的战略投资。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飞机上，他的助理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天不亡我，必有后福。”这八个字后来被裱起来，挂在了他的办公室里，旁边是一尊关公像。第七章 帝国的轮廓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房地产行业迎来了史上最大的一波行情。许家印没有浪费这次机会。恒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扩张：二〇〇九年，恒远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首日市值突破八百亿港元。上市庆功宴上，许家印敬了香港四大富豪每人一杯酒，姿态谦卑得像个小学生。二〇一〇年，恒远进入足球领域，收购广州足球队，更名为“广州恒远足球俱乐部”。许家印请来了世界冠军教练里皮，开出了当时全球足坛最高的教练年薪。恒远队在中超赛场所向披靡，七年拿了七个冠军，两夺亚冠冠军。“许老板是个做大事的人。”里皮在离任后接受采访时说，“他有一种能力，能把所有人的野心都点燃。”二〇一一年，恒远成立了文化产业集团，进军影视、音乐、动漫等领域。许家印亲自督办了恒远影业的第一部电影《梦想合伙人》，他在片场待了三天，告诉导演：“我要这部电影拍出中国企业家精神。”二〇一二年，恒远成立了矿泉水集团，推出了“恒远冰泉”高端矿泉水。产品发布会的策划方案许家印改了十一稿，最后定下的口号是：“喝恒远冰泉，做恒远之人。”二〇一三年，恒远成立了粮油集团、乳业集团、畜牧业集团……恒远的业务版图如同一张不断扩大的蛛网，从房地产出发，伸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家印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巨大的恒远产业版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着十三大产业板块。他经常站在那张图前，背着手，一看就是半个小时，像一个将军审视沙盘。二〇一五年，恒远总资产突破一万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许家印以两千亿身家登顶中国富豪榜。那一年，他五十七岁，距离他放下那个蛇皮袋、坐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在当年公司的年会上，许家印站在舞台中央，身后是一块巨大的LED屏幕，上面闪烁着“恒远·恒远·恒远”三个大字。他穿着一件定制的黑色中山装，领口绣着一个金色的小篆“恒”字，对着台下五千多名员工发表演讲：“从今天起，恒远要做一个万亿级的企业。我们要让每一个中国人，住的恒远的房子，喝恒远的水，看恒远的电影，踢恒远的足球。恒远两个字，要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台下掌声雷动，灯光闪耀，像一个王朝的开国大典。但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王朝的悲剧，都在于巅峰时看不见悬崖。

第七章 帝国的轮廓

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房地产行业迎来了史上最大的一波行情。许家印没有浪费这次机会。恒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扩张：二〇〇九年，恒远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首日市值突破八百亿港元。上市庆功宴上，许家印敬了香港四大富豪每人一杯酒，姿态谦卑得像个小学生。二〇一〇年，恒远进入足球领域，收购广州足球队，更名为“广州恒远足球俱乐部”。许家印请来了世界冠军教练里皮，开出了当时全球足坛最高的教练年薪。恒远队在中超赛场所向披靡，七年拿了七个冠军，两夺亚冠冠军。“许老板是个做大事的人。”里皮在离任后接受采访时说，“他有一种能力，能把所有人的野心都点燃。”二〇一一年，恒远成立了文化产业集团，进军影视、音乐、动漫等领域。许家印亲自督办了恒远影业的第一部电影《梦想合伙人》，他在片场待了三天，告诉导演：“我要这部电影拍出中国企业家精神。”二〇一二年，恒远成立了矿泉水集团，推出了“恒远冰泉”高端矿泉水。产品发布会的策划方案许家印改了十一稿，最后定下的口号是：“喝恒远冰泉，做恒远之人。”二〇一三年，恒远成立了粮油集团、乳业集团、畜牧业集团……恒远的业务版图如同一张不断扩大的蛛网，从房地产出发，伸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家印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巨大的恒远产业版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着十三大产业板块。他经常站在那张图前，背着手，一看就是半个小时，像一个将军审视沙盘。二〇一五年，恒远总资产突破一万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许家印以两千亿身家登顶中国富豪榜。那一年，他五十七岁，距离他放下那个蛇皮袋、坐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在当年公司的年会上，许家印站在舞台中央，身后是一块巨大的LED屏幕，上面闪烁着“恒远·恒远·恒远”三个大字。他穿着一件定制的黑色中山装，领口绣着一个金色的小篆“恒”字，对着台下五千多名员工发表演讲：“从今天起，恒远要做一个万亿级的企业。我们要让每一个中国人，住的恒远的房子，喝恒远的水，看恒远的电影，踢恒远的足球。恒远两个字，要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台下掌声雷动，灯光闪耀，像一个王朝的开国大典。但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王朝的悲剧，都在于巅峰时看不见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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