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廿商埠历史　共话济南开放发展

编者按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开启了这座千年古城现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自开商埠的成功典范。值此济南开埠120周年之际，近期，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济南社会科学院、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济南城市投资集团共同举办“纪念济南自开商埠120周年”专家座谈会，回望历史，共话未来。现将各位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如下，以飨读者。近代济南商埠新型商业空间的建设及其意义

——以商埠公园和萃卖场为例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谭景玉

济南开埠后，商埠区逐渐建成了一些新型商业空间。商埠公园和萃卖场的结合就是典型案例。

商埠公园，1904年济南开埠时创建，是济南第一座公园。商埠公园设立之初，定位是商埠区市民休憩娱乐的公共空间，但因地处商业氛围浓厚的商埠区，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功能。公园中除西餐馆、咖啡馆、弹子（即台球）房等从国外传入的经营性新式休闲娱乐项目外，还有政府为发展商业开设的山东物品展览会，划出专门区域招募茶馆、饭馆、剧场等前来营业，更增添了公园的商业氛围和商业功能。1934年《济南大观》详细记载：“园门内为售票处，东为国货商品售品处……南为四照厅，春秋可设茶座，又可作公共宴会厅……再西为公园便门，亦设售票处，由此可入萃卖场。厅东有玻璃船亭，再东为广场，备有运动器具以供民众游戏……至严暑中夜开放，每晚以十钟为限，寻芳行乐，消夏品茗，为游人最胜时期，届时中西餐馆汽水、冰凌临时开张，车马杂踏，相属于道，久为商埠消夏之胜地也。”

萃卖场位于中山公园西邻，建于1916年左右，是一幢独立的三层新式楼房，名字取“百货荟萃”之意。其中一楼“杂陈百货”，不仅有一般日用百货，还有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各类书刊等文化商品，二楼是有曲艺表演的茶馆等。著名京韵大鼓艺人章翠凤1920年代后期曾在萃卖场卖艺。她在《大鼓生涯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萃卖场说：“楼下商肆摊贩云集，楼上是茶园，来客名义上是以饮茶为主，听唱看玩艺为副。茶楼收茶资，不要门票，我们唱的耍的是当场打钱。济南不是小地方……那时节洋面粉每袋不过一元多，算起来我们每天都有几十袋面粉的代价进账。”1930年，有“鼓界皇后”之称的鹿巧玲也在萃卖场表演。济南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西餐馆式燕番菜馆也开设于此。萃卖场是一处融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具备今天“商业综合体”的特征，反映了近代济南商埠区商业经营模式的前瞻性和先进性。

商埠公园与萃卖场位置相邻，设有直通萃卖场的西便门，使两者得以相辅相成，均给对方增加了客流量。萃卖场开业改变了商埠公园初创时比较沉寂的局面，公园的景色也给到萃卖场的消费者留下了美好印象。商埠公园与萃卖场的结合，形成了融商业经营、休闲娱乐为一体，颇具现代色彩的新型城市商业空间。这种新型商业空间的形成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推动了济南城市商业布局的变化。公园和萃卖场一起，与新市场、西市场、大观园等共同在商埠区形成了与老城商业街区并立的新的商业中心。第二，促进了民众消费观念的更新，突出表现在精神文化消费的增长。商埠公园和萃卖场中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消费项目，各路曲艺名家在此献艺，这也是济南成为“曲山艺海”的重要推动力。第三，反映了济南商埠规划和建设理念的“现代性”。与传统城市规划和建设注重政治因素不同，商埠区规划和建设突出了商业因素的影响，是一种颇具“现代性”的城市建设新理念。

自开商埠对当今济南城市发展的价值与启示

□济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葛金田

自开商埠是济南近代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不仅改变了济南城市形态,还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商业贸易范围和交易功能，逐渐成为国内重要的流通商贸中心。同时，开埠通商深深影响了市民思想观念和教育文化发展，日益呈现省会城市现代化气息，成为近代城市“自我发展”的典范。自开商埠对当今济南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

倡导先进理念、科学规划引领是关键

官民共举、观念更新是顺利开埠的重要原因。不拘泥于传统格局而极具远见地沿铁路开辟新区，使济南分为旧城区和新商埠互为依托的两部分，城市格局发生根本改观；旧城区保持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商埠区凸显经济商业功能，既保持了城市原有特色又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商埠规划建设对目前济南构建“东强、西兴、南美、北起、中优”城市发展新格局，特别是起步区、自贸区等新区规划建设具有良好借鉴意义。

敢于主动作为、坚持开放包容是根本

尽管开埠是清廷为应时局之变采取的应变策略，却是一种主动行为，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开放包容和自主意识是济南从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跨越的转折点，由此生成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市政设施和城市管理系统的形成、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的提升以及文教发展的现代化，使济南成为山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华北最重要经济贸易中心。这对于加快建设现代化济南都市圈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黄河流域对外开放门户，加快提升济南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区域经济带动力、高端资源要素集聚力、开放门户枢纽辐射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达交通网络、良好区位优势是基础

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济南泺口段通行，使济南成为北上京、津，南下沪、宁，东联胶、莱的交通枢纽；将济南与周村、潍县商埠联通，山东对外开放从沿海青岛、烟台扩展到内地。对于济南大力推进“强省会”“省市一体化推进”战略，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和“通道+枢纽+网络”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进国家商贸流通试点城市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性。

历史现代交融、文化传承保护是动力

开埠将西洋文化、商业气息、相对现代的生活方式植入保守的古老城市，东部老城与西部新区牵手而立，从一个封闭的城圈变为开放的商业带,银行、洋行、老字号及商场纷纷在商埠区扎堆，聚集了众多中式、欧式或中西合璧建筑，见证了济南城市的变迁。济南抓住城市更新机遇，加快老商埠区更新改造，让济南从“千城一面”中脱颖而出，让商埠文化为济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政府政策支持、良好营商环境是保障

自开商埠伊始，山东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免减缓多种税费，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奖励措施以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不断改进公共交通和通信设施，为招商引资创造有利条件。有利的政策扶持、良好的商业环境、便利的交通运输、广阔的区域市场使各地商业资本纷纷涌入，济南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流通商贸中心，传统商业结构与资本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成功经验值得当今学习，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外商品自由流通，实现市场对资源合理配置等。

商人之都——周村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丽霞

周村位于山东省中部长白山脉向平原过渡地带，连接起山地丘陵与广川平原，田野广阔、交通便利，是鲁中山区通向外部世界的咽喉要地，商旅往来常在此停宿。

历史上，齐地以盛产丝绸而知名。秦汉时期，山东已成为全国蚕桑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司马迁《史记》载“齐鲁千亩桑麻”。在国内消费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齐国丝绸最受欢迎，以质优而得名“齐纨”。春秋战国时期，“蜀锦、戎毡、越纸、齐纨”扬名天下。正是种类繁多、光泽鲜丽的丝绸搭建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之路。丝绸之路开通后，从长安出发走向丝绸之路的丝绸主要来自山东，唐代杜甫在长安所见“齐纨鲁缟车班班”说明山东的丝绸从长安启程走向西方。齐地蚕区极广，以东阿、临朐、淄川、青州等周村周边地区为主，周村因此成为丝绸主要产地。赵占元《周村丝麻织业调查（1934）》谓：“齐本产丝名地，练纨织造，在春秋时代已负盛名。至战国之世，於陵织造棉绸，更为当时所称许，而织户之多，实占齐境织绸区之冠。昔日於陵，即今日长山县之周村镇。”

清初，刑部尚书李化熙辞官回乡后，为了建设发展家乡，他开设义集，代商民纳税，发展商业，并把代纳市税写进家训中。这一由李氏家族承担起的招商引资政策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晋商、闽商和燕赵等地商贾纷纷来到周村，推动了周村商业的快速发展，数十年间“周村一镇若都会”。到乾隆年间，周村已发展为“齐鲁间巨镇”。

1904年，周村开埠，铁路开通，周村快速与国际商业接轨，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到1916年，运输业发展成为周村规模庞大的热门职业，“车夫一项以数千计”，数千人从事交通运输业，说明周村物流业的繁荣。作为发展的新契机，周村商业开始腾飞，成为“（山）东省商业最繁盛之区”。伴随新市场网络的发展及丝绸纺织品生产的专业化，山东蚕茧和丝绸迎来生产史上的黄金时代。

开埠为中外商人提供了更多贸易机会，西方现代化商业模式进入周村。铁路和商业不仅把周村与中国的主要城市相连接，而且把主要城市同市镇网络以及农村也都连接起来。周村的市镇经济经历了从家族主导到行业公会经营再到商会自治的过程，而这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开埠打破了传统的经济格局，使周村快速融入全球化贸易体系中，成为山东内陆最活跃的商业中心，不仅是一个因开埠而繁荣的商业城市，也是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化的经典。

周村因1904年开埠而迅速崛起，短短十余年间以惊人速度发展为引人瞩目的商业明星，创造了近现代史的一个商业奇迹。

自开商埠与济南城市规划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本森

济南自开商埠后，在西关外胶济铁路以南划为商埠区，其规划体现出三个特点。

观摩受益，学习青岛的城市规划

济南商埠受到德国人经营青岛的启发。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访问青岛，意识到“惟有讲求工商诸务，通功易事，与之相维相制，而因以观摩受益”。济南商埠的规划聘请德国人设计，建设借鉴了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当时规划的内容主要有划地租赁、房屋建筑、道路建设，突出特色是经、纬路互相垂直，形成棋盘式的道路网和大小不等的矩形街坊，主要道路走向也尽可能与旧城以及对外交通的大道相连。矩形街坊四边安排众多临街店铺，街坊内则安置居住建筑，贴近西方近代商业城市的规划手法。济南自开商埠，与条约开放的各口岸不同，主权完全由中国掌握，其行政、司法、巡警、建筑、工程等事，均由山东巡抚派官监督。在土地政策方面，土地由政府实行垄断和广泛控制；在城市建设方面，事先绘制平面规划图，由政府拨款进行马路、排水系统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济南商埠组建章程》强调：济南商埠的“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

铁路口岸，商埠规划受胶济铁路影响

济南、潍县、周村等地均有铁路经过，且都不滨江靠海，这正是御史陈其璋所谓“铁路口岸”的体现。济南开埠时，“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又为两路（指津浦、胶济）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商埠区的选址与规划深受胶济铁路的影响。济南商埠区选在西关之外的胶济铁路终端一带，商埠界内的土地价格因距离胶济铁路的远近不同而高低不一。开埠伊始，《济南开埠组建章程》中明确规定，商埠土地的价格以胶济铁路为界，由北向南分作四等，以“福、禄、寿、喜”等字分别编号，距离胶济铁路愈近，地价则愈贵，经一路至经四路间、纬二路至纬五路间遂成为商埠区最先发展起来的、最为繁华的地段。

开放格局，商埠规划有别于旧城

济南旧城规划以官署为中心，主要依据传统礼法等级思想，同时注重军事防御功能，然后才考虑地理交通环境。而商埠建设规划抛弃了传统城市布局方式，采取了现代城市的开放格局，更好凸现出经济商业功能，成为近代济南城市规划的起步。商埠区与老城并立，这样既保持了城市原有特色，又为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新区旧城功能互补、相得益彰。

济南开埠：中国自开商埠的成功典范

□济南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董建霞

1898年自开商埠正式出现，并逐渐代替条约口岸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截止到1924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中国自开商埠城市共52个。与全国自开商埠城市相比较，济南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开埠焕发了济南经济发展的活力

明清以来，济南为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但还只是一个消费城市，商业集中在服务型行业。光绪末年，西关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当时经营国药、杂货、绸布、鞋帽、钱庄的行业尤为繁盛，被称为西关“五大行”。

自开商埠以及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相继贯通，焕发了近代济南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开埠前，济南的商业户数不足千家，截止到1927年，已猛增至近9000家，商埠区也从之前的荒郊坟地变成了商铺林立的繁华市区。各国洋行纷纷来济开办业务。如德国的礼和、德孚、瑞记等，英国的和记、仁得等，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慎昌洋行，日本的三井、汤浅、大仓等，俄国的开治、永昌洋行等。开埠后，济南“商业日趋繁盛，举凡周围各县，莫不依此为销售市场”。

济南开埠后，近代企业相继涌现，“其勃兴之程度，实出常人意料之外”。济南电灯房、泺源造纸厂、振业火柴公司、成丰面粉厂、仁丰纱厂等先后创办。20世纪20年代，济南面粉业、火柴业、纺织工业在华北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中心，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济南开埠后迅速赶超周村、潍县

周村与潍县自清以来，均为山东腹地以工商业著称的古镇，素有“金周村”“银潍县”之称。开埠前，周村、潍县的经济发展都在济南之上。1905年，周村市场的年贸易额已达2500万银两，而济南的贸易额尚不及其一半，但是到1918年济南市场交易额已猛增至1亿元，大致4倍于同期的周村。开埠后十余年时间，济南市场的集散水平就已超过了周村和潍县，贸易量跃居内地市场首位，成为全省商品贸易的中心市场。周村、潍县作为济南的分关，与济南同时开埠。但开埠后，济南即迅速赶超了周村和潍县。

济南是全国自开商埠的成功典范

由于经济基础、区位条件及交通发展水平等原因，各开埠城市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相较而言，济南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商业贸易方面，各自开商埠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如自然条件较好的秦皇岛，在1911年进出口值达950余万海关两，1914年增至1200余万海关两。1911年，哈尔滨进出口贸易总值达5400余万海关两。1914年，长沙进出口货值为230余万海关两。同年，济南市场年贸易额已发展到1200万银两。近代工业发展方面，各自开商埠皆获得新发展。1912-1927年间，全国自开商埠共开设近代工商企业100余家，其中，无锡33家，武昌9家，济南最多，达34家。

自开商埠是济南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济南由原来一个相对封闭落后之城，迅速发展为华洋商行林立、中外商民云集、多元文化融汇的繁华开放之市。无论是开埠前后自身相比，还是与省内同时开埠的周村、潍县相比，以及与国内自开商埠其他城市相比，济南开埠后的经济发展都是卓有成效的，可以说是中国自开商埠的成功典范。

武汉开埠与城市近代化转型

□武汉社科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陶维兵

近代以来，伴随汉口、武昌先后开埠与洋务新政的举办，武汉逐渐从封建市镇发展为近代都会，成为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商贸港口、新式交通通信枢纽与工业重镇。武汉开埠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文化强市建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

武汉开埠具有典型性

武汉开埠包括汉口开埠和武昌开埠，既有“约定开埠”，也有“自主开埠”，这种模式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代表了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下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求变的特点。

汉口是“约定开埠”，是在外部军事威胁下的被动开放地。武昌是“自主开埠”。张之洞督鄂期间，抓住建设粤汉铁路的契机，于1900年11月奏准在武昌城外北3万余亩的土地上“自开商埠，建设自由贸易区，以杜绝外国人在武昌辟为租界”。由于粤汉铁路的修筑和通车一再后延，致使武昌商业区的建设计划迟迟不能开展。不过，张之洞设置商场局、绘制《武昌开埠》地籍全图和道路规划工程详图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活动发展，推动了武昌近代城市的初步形成。

开埠对武汉城市近代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开埠通商不仅使武汉在经济上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也引起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城市治理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比如，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加速了集内外贸易为一体的商业枢纽地位的形成，加快了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推动了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创立，激发了思想观念的脱旧开新，促进了近代邮政、电报电话、水电以及近代警察制度、近代消防制度等市政管理体系的产生。

开埠后，受交通、工业、规划等现代因素影响，城市空间形态走向近代化。其中，汉口中心街区沿汉江扇面展开，向今江汉路及以下沿长江带状延伸，市区大大拓展；武昌城区逐步向南北双向扩展，城市空间持续扩大；汉阳城市空间则向汉江上游扩展，形成十里工业长廊。

武汉开埠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是塑造城市景观，提升城市品位。开埠后，西方城市建设、规划理念进入武汉，西式风格的建筑、街道、工业厂房等在租界区大量出现，丰富了城市文化景观，体现了城市文化的多样包容，成为今天打造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基础。二是塑造城市性格，造就文化“新质”。开埠后，武汉成为长江流域中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核心区之一，各种中外文化因子渗透进武汉的城市肌理，塑造了武汉市民开放包容、通变任放、乐观豁达等心态。三是塑造城市形象，扩大城市传播。开埠后，江汉关的进出口总额不断上升，经济强势崛起，使武汉成为国际化大城市，扩大了国际影响。（根据专家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