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一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的变与不变

从剧组中奔波的孩童，到影院里观影的少年；从电影公司的暑假工，到助理、制片、监制；从执导处女作《双城故事》轰动上映，到如今拍摄“全世界人都看的中文剧”……在将近四十年的电影生涯中，陈可辛执导了17部作品，监制了近40部作品，行于国内外影坛。

6月11日上午，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迎来首位大师。陈可辛用诚恳与幽默分享自己的电影人生，揭秘电影幕后的探索与感悟，探讨电影创作中的“变”与“不变”。于他而言，电影或许是儿时记忆里懵懂的梦，是少年心中燃烧的火，也是相伴人生的一叶扁舟。

陈可辛

不受“高端影评”待见的“影二代”

陈可辛谈起自己的独特的成长经历带来的在年少时期的感悟，“我可以活在很残酷、很困难的境遇里面，但我有很温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最近大家常讲一个词‘温暖写实主义’，我是特别相信这个‘温暖写实主义’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是父亲给他的影响。陈可辛和父亲的关系特别好。他的父亲是一位不算成功的电影人，陈可辛从小就看父亲辛辛苦苦追了一辈子电影梦，每天回到家都津津有味地向老婆和孩子讲解自己的工作。

陈可辛从小会跟随父亲到电影院看一些完全看不懂的影片，并一直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但父亲对他的要求却是“千万不要碰电影”，要做一份舒服点的工作。考大学时，陈可辛遵父命填报了当时热门的酒店管理专业，但骨子里的电影基因很快占据上风，一个学期之后，他就转到了电影专业。“那个年代酒店管理是很热门的专业，熬不下去，我就偷偷选了很多的。因为当时在美国念大学，可以选择很多科目，（我）选择了历史、地理，最后觉得还是最喜欢电影，所以转了电影系。”

温暖的家庭关系，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让陈可辛哪怕在见识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之后，依然保持着乐观而光明的信念，这点也直接反映到了他的创作当中。“我很明白，要成功是不容易的，什么东西都要做很多妥协。但妥协的时候也要有技术，也要有坚持。”

“什么样的人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对自己诚实才能拍到好看的电影”。

陈可辛

陈可辛是浪漫的，这种浪漫有时候有些不切实际。比如《甜蜜蜜》中，“李翘”“黎小军”在香港相遇、相爱后分手，几年后又在纽约街头意外重逢，真实世界里的情侣，会有这样的幸运吗？陈可辛坦言，自己的电影经常会游离在“现实”“残酷”和“温暖”“乐观”两种相对立的情绪当中。

《甜蜜蜜》剧照

“我的电影就卡在中间，它又不是最卖钱，最商业的电影，因为会把人性有些时候的不幸或者阴暗面或者不想碰的东西都碰了，多挖出来了讲。但当你挖出来讲的时候，又不希望血淋淋的东西写的很悲观或者很没有希望。我确实相信它能够解决，自己不能解决我只能拍能解决的。”而这，在一些“高端影评人”眼中落得了一个“向商业妥协”的名声。

陈可辛自己是个极为感性的人，“我的强项可能也是使我的电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的地方”，就是在看剧本聊剧本时陈可辛也很容易哭，“高端影评人就会很不高兴，你不就是在煽情嘛”。虽然不受“高端影评”的待见，陈可辛说至今唯一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没有违背过良心做过任何一部电影自己不相信的电影。

陈可辛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促成了他愿意选择乐观地相信，但也绝非盲目自信。陈可辛特别提到，在自己最新执导的讲述网球运动员李娜运动生涯的体育传记片中，融入了李娜人生中很多有趣的内容，整个剧本里面最令陈可辛感动的一句话是一段李娜的语音，讲她每天深深地相信自己，也深深地怀疑自己。

主持人沈奕斐“安慰”他说，“现在高端影评的评价也不错了”，陈可辛表示，“现在开始高端一点了，但是还没有去到最高端。”

好作品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细数一路的拍片生涯，有的甜蜜有的挣扎。

谈到自己一生中拍得陈可辛说，“拍得最舒服、最自由的一部戏”《甜蜜蜜》，竟然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的偶得之。

当年，《金枝玉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公司却濒临倒闭，而另一家大公司开出的收购条件是，必须要拍《金枝玉叶》的续集。陈可辛答应了这个完全不在计划当中的续集，同时提出拍一部相对续集而言比较文艺的电影，那就是《甜蜜蜜》。“我先拍《甜蜜蜜》，因为我怕拍了《金枝玉叶2》之后他不给我拍《甜蜜蜜》了。”

《金枝玉叶2》海报

后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顺带”拍的《甜蜜蜜》的口碑和票房，都大大超过《金枝玉叶2》。“一部好片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碰到最好的团队、最好的人、最好的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核心是导演要非常坚持自己的信念，”陈可辛说，“但是，坚持信念的过程中，总会有人不停地打击你，从投资方到演员、明星，每个人来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每个人来都可能把你带偏。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码’在一起去创作、去做选择的人。”

《甜蜜蜜》之后，陈可辛又拍了《如果·爱》，随即先后推出《投名状》《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等在题材和类型上更为多样的影片。陈可辛似乎不停在“变”，但他又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了很多的“不变”。相较于类型片中的场面、动作等不同元素，陈可辛始终对电影的故事和人物更感兴趣。“我拍电影时是故事和人物在支撑我，技术那部分我一直都可以改变，我要拍怎么样的电影，我可以找一些专家来帮我。”

陈可辛大师班现场

在去年举办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上，陈可辛创立的泛亚洲制片公司Changin’ Pictures宣布成立，并公布了五部新剧，数量占其正在开发剧集的四分之一。首批剧集制片方来自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和日本。未来，Changin’ Pictures还将把卡司人选扩展至印尼、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流媒体已经在改变了，可以用十几个小时的篇幅讲故事，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是受限的。”他说，自己有时候也想改变，甚至“向往拍5集、8集这种体量的短剧。”

有人说陈可辛“出走”了，对他来说，这也是香港导演一贯习惯的一种“灵活”应变。

陈可辛透露自己其实一直喜欢剧集。“我自己从1970年代，就很喜欢短剧。当时有一个阶段，1976-1980年，很多美剧短剧都是从小说改编来的，并不会很长地延续下去，8至10集。我看了更多那个年代的剧，那些剧对我的影响可能比年轻导演喜欢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影响更深。”陈可辛还不忘调侃自己，称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自己的电影才更没那么受高端影评人的喜欢。

陈可辛看到，近些年来流媒体的生产内容在发生改变，美剧实现了在两个小时以上更长的时空去讲故事，而电影创作却被两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长限制。“这使得我们很多时候一个电影或故事只能把它讲完就差不多了，根本没有时间讲得很透，也没有时间把人物的内心描述得更细腻一点。这种情况下，我很向往拍这种短剧，就6、8、10集，甚至5集。”

当下观众观看流媒体内容的习惯也发生改变，人们可以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就将5集一下子看完。“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我就想试一试做这个事情。”他还注意到，目前在全球各大流媒体内容平台中还没有中文的代表。“我就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觉得有很多全世界都有共情、共性的故事，有时间可以敞开拍的。”在这个刚过60的年纪，父亲也刚刚去世，陈可辛将Changin视作自己人生新的开始。

陈可辛希望，影视创作者们能立足中国找到好题材，“中国有很多的好故事，很多故事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共情的，那为什么不去拍这些大家都能共情的中国故事呢？我觉得应该把中国的故事拍得全世界都要看。我们不要拍一些为了讨好他们的、固定的中国形象的东西，这样的话没有进步。而且，这是一件可以改变的事情。中国的市场也很大，能够给你这样的资源。”

从具体的制作层面来看，陈可辛认为可以做出一定的妥协，可以考虑先从一些中国人喜欢，外国人又看得懂的中国故事进入，甚至有一些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语言综合其中，都会使得这部电影或者剧集更有影响力。“我要做的是，要使得这个世界更进步，使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面貌能够表达出去，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要找到一些不仅是我们自己看到自嗨的电影，一定要找到人家也觉得是有趣的。”

对于自己在光影之路上的“变”与“不变”，陈可辛认同一种“改变就是为了不改变”的说法。“我一直都是很有危机意识的，所以我一直顺着市场当时的要求去改变。”但改变并非没有原则和底线，“你要坚持自己那些‘说什么都不会改变’的部分，因为一改变，电影就不会好看了。相比一部不卖座的电影，口碑不好更伤导演，因为观众会记住一辈子的。所以要在行业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自己相信的东西，那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它根本不是一个作品。”

把明星的“脆弱”拍出来

陈可辛的每一部新作，从选题材到选角，都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在被问及“选择演员看中哪些指标”时，陈可辛的回答非常诚实——首先当然要有明星。“因为没有明星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电影。”对于选用明星，他从不讳言。

不过他也认为拍明星“是一门功课”，要找到明星的特点，拍出别人没有拍过的那一面才行。从《金枝玉叶》中的张国荣、刘嘉玲、袁咏仪，到《甜蜜蜜》中的黎明、张曼玉，再到《如果·爱》中的金城武、周迅，众多明星都在陈可辛的光影世界里熠熠生辉，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可能正是源于陈可辛选角的第二项指标：无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必须要“脆弱”。无论这位演员饰演的角色有多坚强、多强悍，陈可辛也要求在演员的表演中，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脆弱的一面。“因为再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如果·爱》海报

如何发掘出每个明星、每个角色身上的“脆弱”点？陈可辛表示，作为导演，自己在情感表达上可能是有一点天赋的。虽然年过花甲，依然保持着“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天真和感性。“我一辈子都这样，我仍觉得自己是少年。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没有经验，但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我的弱项就是技术，我对技术完全没有兴趣，技术包括特效、动作、炫技巧的镜头。但好在，我还有一点优点，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现场有很多轻松欢乐的调侃，更多的时候，陈可辛诚实地讲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选择。

陈可辛回忆起年少的自己在选择电影时，曾天真地幻想选择电影行业意味着自己可以先充满热情做一部戏，花费个一年半载的时间投入制作完一部影片后就可以停下来，去环游世界，享受人生，寻找新的故事和灵感，回来再拼搏，制作下一部电影。但后来发现“原来是没有中间那段的”。“因为拍完一部你已经担心下一部怎么做，而且电影是一个很困难的行业，它使你越成功、压力越大越成功，下一部对你要求更高。”

“我们以前的世界是做生意，签了一个订单就可以做一辈子。做生意现在互联网也是每天都在拼，每天都在转，几年前很厉害的一些企业一下子跟不上时代就没了，跟做电影差不多，电影本身就是这样的东西，每部电影只会使你下一部更难，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陈可辛谈及自己的目标——能够在电影行业里面能够更自由地呼吸。在他看来，结果最重要，姿态并不重要。陈可辛保持一贯的乐观的创作心态，“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要求是站不站着无所谓。我要求也不是赚钱，我的要求就是继续能拍下去就行了。”

在谈及被一些影评人所批评的“为乌云镶嵌金边”的创作手法时，陈可辛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人生必然会碰到很多烦恼，但乐观在于当下，当人乐观时，当下便是快乐的。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你就想象结果是最好的，因为起码你把当下赚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拍电影的态度。”陈可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