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临淄，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商业中心

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在一片并不肥沃的盐碱地上建起的临淄城，后来成为战国时期最大的商业聚点。

“五一”假期淄博又火出了圈，看到各地网友齐赴淄博“赶烤”，有人不禁感慨，上次出现这种阵势，还是“五国伐齐”的时候。

现今淄博市的临淄区，曾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以比邻淄水得名。所谓“五国伐齐”，是战国时期赵、魏、韩、燕、秦五国联盟进攻齐国的战争。当时的临淄商业规模为七国之最。今天在我们“赶烤”时，也不妨先了解一下临淄城的历史，这样在大快朵颐之后再访一访古迹，可以获得精神和食欲的双重满足。

01

先天不足，另寻出路

齐国的商业发达其实是形势所迫，比起陕西、河南地区的诸侯国，齐国农业的天然条件并不好，只好另谋出路。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南方特别是湖广地区的人擅长经商，而北方人则大多安土重迁。这种印象可能来自改革开放后自南向北的“下海潮”。回到先秦时期，比起安居中原的诸侯各国，齐国的都城临淄，也就是现在淄博市的东部地区，是工商业发展的中心所在。山东东部地区算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特区”。

在临淄建城前，这一带早有先民繁衍生息。考古中发现，距临淄古城1公里的淄河东岸，存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上层还堆积有商朝的遗存。《说文》（《说文解字》的简称）曰：“齐，禾、麦吐穗上平也”，此时山东大概是小麦的种植区，齐地也因此得名。

周朝建立后，齐国是西周时期最著名的异姓封国，始封君是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姜尚（即姜子牙，又称姜太公），不过这也造成了齐国在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与齐国西南相邻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天生就带来了制礼作乐的高贵“血统”。鲁国这种制度上的合法性，也是后来齐国很难西扩将其吞并的原因。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国和鲁国在文化上有着天然的差异。

齐国搞文化不行，搞农业也不太好。《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地潟卤是盐碱，土地不行；人民寡，指劳力不足。齐国境内的东夷族长期过着渔牧生活，较中原地区落后，如不采取适当措施，维持现状也成问题。《盐铁论·轻重》篇中也记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由此可见，初封给姜太公的齐地，土质条件很差，绝非今日小麦丰产区淄潍平原肥沃的样子。

齐地又是东夷人的聚居地，太公一到营丘就遇上莱夷人，“与之争营丘”。在此情况下，姜太公如何立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针才能巩固齐国的统治？这是摆在开国君主姜太公面前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几经思考之后，齐国最终立下了“工商强国”的兴国目标，将都城临淄打造成诸侯国中最强的商业城市。所以说，齐国的商业发达其实是形势所迫，毕竟在农业社会中，安心耕田、发展垦殖才是国家的第一要务。但是比起陕西、河南地区的诸侯国，齐国的天然条件并不好，只好另谋出路。

建立商业中心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座足够大的城市作为工商业聚居点。临淄城就是在这种理念中发展起来的。临淄南城海拔接近50米，北城海拔40米，地势高燥，加上河床稳定，不忧水旱。而建筑在高地上的城墙宽厚高大，据金人李馀庆撰写的《齐记补》记载，临淄城墙高度在12米以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临淄古城的西部城墙外则是系水源头所在，沼池相连，景色绮丽。

古代的城市常由城和郭两部分构成，“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郭”就是我们称的“大城”，“城”则是西南角的小城。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地，考古发现这里有宫殿夯土建筑的遗址，宫殿位处高地，是全城的制高点，象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齐都古城的布局很有规则，全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南北长9华里，东西长8华里；小城南北长4华里，东西长3华里。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与大城相衔接。《齐记补》中提到：齐故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门。”在当时规模可见一斑。

临淄城内交通发达，大、小两城共有十条干道。大城有四条，构成“井”字形，两条南北干道，一条长2300米，一条长4400米，各宽20米；两条东西大道，一条长3600米，一条长2500米，各宽17米，都可以容得下六辆车子联排而驰，故称“六轨之道”。

城中还使用明渠、暗沟合一的排水方式，大小两城各有一条排水道。小城的全长700米，河道宽20米，深3米；大城的全长2800米，河道宽30米，深3米以上。城内的排水沟渠通过城下的排水孔道与护城壕相连，再注入系水与淄河。

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在一片并不肥沃的盐碱地上建起的临淄城，后来成为战国时期最大的商业聚点。

02

中国最早的商业管理

至迟到战国时期，齐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商业管理办法。

齐国建国之初，姜太公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齐国得以工商立国。春秋时代，“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使“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田氏代齐之后，齐国新兴贵族进一步发展了工商业，使齐国获得“工商甲于天下”的称号，政权在威、宣二王时达到了盛时。

《禹贡·青州》记载：“厥贡盐絺，海物惟错”，齐国最先发展起来的是鱼盐和纺织。太公时代，为了保障鱼业发展，“渔不足以偿网”。春秋时期，齐景公鼓励渔业，“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归”。除了入海捕鱼，齐国还发展了养殖渔业，晏子治东河，将“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养殖淡水鱼以增加平民收入。此外，齐国临海，其海盐名闻列国。在晒盐技术落后的春秋时期，齐盐无疑成为通行列国的紧俏商品。

再来看齐国另一项最发达的手工业——纺织。临淄周围虽然一片盐碱，不利于五谷种植，但泉水丰盈，持久灌溉，“宜桑麻”。因而有“齐、鲁千亩桑麻”的大面积种植，为“女工”之业提供了原料。因此，齐过“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临淄便成为山东丝织业的中心。

因为城市人口的聚集，临淄的冶铁业也比诸侯列国发展得早，春秋时代铁质工具开始推广。《国语·齐语》记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均为农具名称），试诸壤土。”“美金”指金、银、铜等金属，“恶金”即指铁。学者研究认为，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可能是首先采用铁制生产工具的国家。

副业和手工业如此发达，以临淄为中心的商品交易也随之增长。齐国都城最热闹的街道在“大城”，是一条直贯外城南北的“六轨之道”，称之为“庄”。这条街附近最热闹的市区在北门以内，叫做“岳”，这里聚集着市肆和工商业者。所谓“庄岳之间”是齐国人口最密集而且最繁荣的地方。在西汉初年，这里仍被称为“长市”，店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

那时临淄的集市上，除粮食、蔬菜、布匹外，还有“冠带衣履”“山木如市”“鱼盐蜃蛤”等各种商品。“屦贱踊贵”，有卖假肢的；“公孙闬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有算命占卜的；有 “鬻金之所”的金店；也有“沽酒市脯”的酒馆、肉铺。

至迟到战国时期，齐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商业管理办法。据《荀子·王制》记载，齐国中央政权除设“五官”之外，还专设“治市”，负责市场管理，“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是齐国最高的市场管理的官吏，隶属相国之下“农工部”大司田管辖。此外，为发展对外贸易，齐国还专门设置了“有司”，专职管理外来商人。据史书记载，齐桓公选派了身居卿位的高子担任“有司”之职。临淄之外，地方官府也设专门人员管理市场，管理人员主要有市啬夫、市吏和市椽。

管仲对本国商人实行“分业定居”政策。“分业”就是将士、农、工、商社会职业专业化、固定化。“定居”就是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划三个商人乡，让商人有固定的居住区，使其“互不杂处”，分别设官管理。商人贩运、批发、销售商品，世代相传，不得随便迁移，把商业变成父子相传的世袭祖业。关于商业道德，《管子·乘马》中规定：“非诚贾，不得食于贾”，严禁欺诈骗人钱财，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不给，百倍其本”。

在齐人的经营下，临淄成了享誉内外的商业都市。《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都记载了苏秦对临淄繁荣盛况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如每户按五口计算，应有三十五万人。“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临淄作为齐国都城历时近640年，作为西汉齐王城又历时80余年，前后共计约720年。这段辉煌的历史使临淄成为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关东地区乃至全国少数几个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到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残酷的战争此起彼伏，在极大程度上摧毁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力，再加上疾疫流行和不断的饥荒，全国人口数急剧地减少，农田荒闲，“百里无人烟”，到处土广人稀，临淄也走下了“大都市”的舞台。

03

乐于尝试的城市

时至今日，大概淄博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因为“烧烤三件套”火速闻名全国，时隔两千年，迎来了“五国伐齐”之后第二次全国赶赴临淄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作为矿产特区几次改动建制。1954年12月，淄博工矿特区撤销，设立淄博市，成为山东内继济南、青岛之后的第三座省辖市。之后几经变动，成为了有下辖5个区、3个县和3个功能区的地级市，齐故都临淄则于1969年重新划入淄博市，设立临淄区，成为淄博第五个市辖区。

我们今天看到淄博爆火，其实是这个城市多次尝试的结果，也是后疫情时期一个难以复制的案例。追溯往昔，淄博自工矿产业衰落以来，就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这座城市的发展道路。“齐国故都”虽然是文化口号，但是正如邢台是襄国故都，涪陵是巴国故都，诸暨是越国故都，易县是燕国都城的燕下一样，在众多的古代都城中，它们并不像北京、西安、洛阳有足以破圈的古代遗迹。齐国遗址中，最著名的齐国故城和田齐王陵看上去都是土坡荒丘，一般游客没有兴趣专程前往。

淄博二十余年以来，旅游城市一直做得不温不火，乏善可陈。淄博曾经打造过三个“古文化圈”：东部临淄的“齐文化”、中部淄川的“聊斋文化”、西部周村的古商文化。但是齐文化地面遗迹不够壮观，聊斋文化缺少资金支撑，村民私建的“聊斋城”、“狐仙村”粗制滥造，古商文化也没有实质的旅游消费项目。比起丽江、大理这类真正依山傍水的旅游城市，可以说淄博的资源非常有限。

从既往的报道来看，淄博还曾寻求过以废弃的工业建筑打造类似北京“798”的文化产业园，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淄博也试图启动手工业杠杆，发展类似“潍坊风筝节”的民俗节日，但也后续乏力。时至今日，大概淄博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因为“烧烤三件套”火速闻名全国，时隔两千年，迎来了“五国伐齐”之后第二次全国赶赴临淄的高潮。

所谓淄博“赶烤”，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新冠疫情之后全面放开的第一个公休长假到来时，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小众”“冷门”，大家就想出门多见见人，多闻闻烟火气。短视频平台上一系列视频的推送，点燃了人们出门“凑热闹”的意愿，便利的现代交通大大压缩了出行成本。因此，不用过多安排和策划，说走就走、费用不高的淄博之行，成为很多游客的好选择。

在游客眼里，淄博还是那个中国通衢之处，是南、北、西三个方向上的地理交汇点；山东还是那个蔬菜、粮食供应充足的菜篮子。山东人还是那么热情好客，社会秩序良好。临淄旅游的这次爆红，还是那句俗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城市的。”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3年6月刊

作者 | 王敬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古代史博士，关注清代政治史、宫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