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对上古三代崇拜话语权争夺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交替频繁，各个政权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对上古三代历史的话语权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各地军阀割据一方，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为了证明自己割据政权的合法性，都把自己比附成了伊尹、周公之类的上古三代时期的贤臣。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逼迫汉献帝封自己为魏王。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违反了汉初定下的“非刘姓者不得封王”的规定，所以在诏书中汉献帝把曹操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和辅佐周武王的周公奭，而曹操此举就是希望从上古三代的历史中为自己找到封王的历史依据。

在魏晋禅让的过程中，尽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家族还是通过利用时人的上古三代崇拜心理，把西晋政权塑造成了天命所归的正统王朝。曹奂在诏书中称自己是虞舜的后代，这是因为根据五德终始学说，曹魏政权与虞舜政权都是土德，所以曹奂才称自己是虞舜后代，这样便远攀上了唐虞的正统，而现在曹魏天命已终，所以要仿效尧禅舜、舜禅禹，将皇位禅让给司马炎。

司马炎走完了一套“三让而后受之”的固定程序后，在大臣们的簇拥下接受了皇位。登基诏书将魏晋禅让比附成了上古三代时期的尧舜禹禅让，认为魏晋禅让同样属于天意使然，这就为司马氏家族洗脱了篡位的嫌疑。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政权均为汉族门阀士族建立，均视自身为正统政权，所以各个政权无不尊崇上古三代，在南朝政权频繁更迭的历史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对上古三代的崇拜。

太平二年（557），南梁末帝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至南陈代南梁，南朝政权的禅让才算结束。纵观南朝的禅位历史，各个政权无不是依靠上古三代来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可以说越是天下大乱，越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越是崇拜上古三代。相比南朝而言，北朝的各个政权均为边疆少数民族建立，但是这些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与汉族同根同源，所以北朝的各个政权也无不崇拜上古三代。由于北朝的地方割据政权数量众多，有“五胡十六国”之称，所以本文只取完成北方统一，且是北朝最后一个区域性政权的北周进行分析。

北周政权的建立同样借助了时人的上古三代崇拜思想，随后，宇文觉在经过一番“三让而后受之”的固定程序后，在百官的簇拥下即天王位。宇文觉把西魏、北周的政权交替比附成尧舜禅让，并以炎帝后裔的身份即天王位，从而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北周与隋朝的政权交替过程中，杨坚同样借助了上古三代崇拜来为自己的篡位寻找法理依据。最终，杨坚“勉为其难”地登基称帝，随后中国终于在隋朝结束了混乱的魏晋

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对上古三代的崇拜，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北朝的各个政权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但他们入主中原后，无不从上古三代的历史中寻根问祖，可以说上古三代崇拜就是维系中华各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魏晋南北朝各个政权对上古三代崇拜话语权的争夺也体现出了中华文明重视正统的文化特质，纵览中国历史，各个王朝无不利用上古三代来塑造自己的正统地位。

二、宋朝新儒学对上古三代崇拜的重建

儒家学说发展到了宋代形成了新儒学体系，宋代的新儒学由于融合了佛教、道教思想，使得儒学这一侧重于现实关怀的思想具有了高度思辨性的特点，使得儒学具备了更多的哲学色彩。宋代新儒学的这一变化使得宋代儒家士大夫赋予了上古三代更多的哲学色彩，宋代士大夫不再局限于对上古三代“贤人政治”的崇拜，儒家士大夫开始宣扬上古三代在“天理人性”上的伟大之处，并用上古三代来论证他们的哲学观点。

宋代新儒学相较于之前的儒学，更具思辨性，因此宋代的理学家也赋予了上古三代更多的哲学色彩。以邵雍为例，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借助中国历史详细地论述了他的象数之学，阐明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邵雍用元、会、运、世作为计量单位来衡量中国历史，他认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他还将元、会、运、世的概念对应到历史发展之中去，并以四为基数，提出了皇、帝、王、霸四种概念。

同时他还用《易》、《书》、 《诗》、《春秋》比拟四种政治境界。可见在邵雍眼中，伏羲、轩辕时代是人类历史最美好的时期，尧、舜时代次之，周文王、周武王时代又次之，而齐桓公、晋文公所处的春秋争霸的时代最差，总之人类历史就是越古老越美好。但是邵雍的象数之学绝非认为人类的未来一片黑暗，他真正的目的是想用象数之学论证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想探求天下由乱而复归于治的途径。邵雍之所以把上古三代拔高到一个很难达到的高度，就是想让后世的统治者以上古三代为追求，重新创造一个媲美上古三代的盛世。

南宋时期，儒学继续朝着哲学化的方向发展。南宋理学的主要代表就是朱熹，朱熹对上古三代也持推崇态度，其儒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之中。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道统”这一概念，将儒学进一步哲学化，按着朱熹的说法，道统之传始自尧舜，而且他认为道统是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具体内容在上古三代圣王之间传承的，这就使得道学的内涵更加具体化。

《中庸章句序》的重心是对道心、人心的阐明，并且朱熹认为这个道心、人心就是源于上古三代。在这种解释下，道统的重点“中”被有意无意地转移为“道心”、“人心”之辨。道，言也。之所以有人能成为圣贤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可以充分保留他的本性，而有些人则沉迷于个人私欲，从而“泯然众人矣”，所以只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免于诱惑，人人皆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朱熹此说是对孟子“性善论”和二程“性既理”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综上所述，朱熹作为集南宋理学之大成者，他以心性之学和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了训诂章句之学与释老之学，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哲学化。

纵观两宋儒学的哲学化过程，对上古三代的崇拜是儒学哲学化的重要手段，两宋时期的诸位大儒通过对上古三代的神话，逐步构建出了儒家的道统体系，从而使得儒学在迎接佛教的挑战时拥有了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两宋儒学的哲学化过程证明了上古三代的历史已经抽象化为一种哲学理念，深深地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