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之问：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省平均值，广州该如何破局？

发布者：逸飞而过 2023-3-28 04:02

②科创之问

广州跌出一线城市了吗？前有杭州上市公司市值超过广州两倍，后有广州GDP被重庆超越降至全国第五城。近段时间，关于广州“竞争力减弱”的争议此起彼伏。近日，南方都市报推出《广州探路》系列报道，从南沙发展之切、工业下滑之忧、科创突破之困、商贸进阶之怅、外贸提质之迫、城市更新之徨、支柱产业之岌等维度切题，探讨当下广州的破局之路，推动广州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对广州而言，是跨越多年的命题，但始终缺乏突破。

广州创新资源不差，有着华南地区最好的高校资源、完备的产业体系，人才、技术、产业、平台等都有一定积累，近年来也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但一直处于“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拔尖”的发展状态。业内人士称，广州陷入了“平庸创新”的尴尬局面。

2021年，广州R&D经费投入强度为3.12%，不仅远低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与国内苏州、杭州、东莞等经济体量略低的城市亦有差距。研发投入长期偏低，影响了广州科技创新产出的质量，全市龙头型科技企业缺乏、高新技术企业引领作用不突出。这些现象又进一步阻碍了广州创新能力的提高，容易形成与领先城市之间差距越拉越大的恶性循环。

然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广州高质量发展路上的必答题。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定位，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须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科技创新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现状

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不高

成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隐忧

改革开放后，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人口红利、成本红利等要素，然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要求转向由创新、制度来驱动。广州很早就意识到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并力求改变这一现状。

2015年，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指出，尽管广州是广东省的科技中心，但资源并未转化成市场力量和经济优势，广州研发投入也不足。从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实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数据来看，当年，广州R&D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2.1%，远低于北京(6.01%)和上海(3.48%)，也比当时经济体量更小的一些城市要低，比如深圳(4.18%)、西安(5.23%)、杭州(3.01%)、南京(2.9%)、苏州(2.61%)等。

也是在2015年，广州推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1+9”系列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加大研发投入。此后，又在2018年出台系列创新政策，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系列政策推出后，广州R&D投入强度大幅上升。2021年，这一数据为3.12%，比2015年增长49%，年均增长6.82%。增幅在上述城市中能排到第四位，只比东莞、深圳和苏州要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州近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小。

但是，广州的R&D投入强度依旧低于以上所有城市。2021年，北京、深圳、西安和上海的R&D投入强度分别6.53%、5.49%、5.18%和4.21%。深圳(5.49%)、东莞(4%)、苏州(3.91%)等城市，不仅投入强度要高于广州，这几年的增幅也要比广州亮眼。值得一说的是，同年，广东R&D投入强度为3.22%，广州低于全省平均值。

由于科技创新基础资源和财政结构的不同，广州和北京、上海比较的意义不大。不过，广州研发投入强度长期性偏低，一直在苏州、杭州、南京、东莞等城市之后，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研发投入强度不高，所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创新产品研发滞后，有效专利不足，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难以做大做强。”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改革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涂成林说。他认为，这些现象又进一步阻碍广州创新能力的提高，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隐忧。

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至2022年6月底，广州有效发明专利量105793万件，除了落后于北京、上海、深圳以外，比杭州的10.91万件也要少。身后的南京也有10.10万件，相差并不大，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广州要少于南京。

广州企业的专利能力也不拔尖。去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TOP10(2021)”榜单显示，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多的10家民营企业，无一来自广州。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发明专利数越多，全球竞争力越大，上榜的10家企业在其核心技术领域均处于全球领先。由此可见，广州缺乏专利数量和能力领先的高科技企业。

广州高新技术企业的整体数量，也并不突出。2022年，广州高新技术企业为1.23万家，除了低于北京(2.82万家)、深圳(2.3万家)、上海(2.2万家)之外，也比苏州(1.34万家)、杭州(1.27万家)要少。

探因

路径依赖导致创新氛围不足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

创新能力不足是广州长期存在的“顽疾”。正如上面所述，近年，广州提出打造国家创新型城市，在完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与政策上做了积极探索，努力扭转这一短板。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广州研发投入增幅较快，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但整体研发投入还不高，科技创新产出的规模与质量有限。

涂成林认为，广州研发投入强度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的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和传统商贸业为主，城市按传统路径发展的惯性很大，路径依赖导致整个社会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不足，科技投入基数较低。

数据显示，2022年，广州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1002.76亿元，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9.5%。同年，杭州规上高新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2961亿元，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70.5%。早在2021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3.3%。另外，2022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9.9%，广州低于全省平均值。对比不难发现，在传统产业的资源挤压下，广州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突出。

一直以来，研发投入的真正主体是企业。“企业研发投入相对不足，是广州研发投入一直难以追上上述城市的关键所在。”涂成林说，广州过去过于重视大产业、大项目的引进，对本土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视度不足，本土科技企业没有成长起来。

事实的确如此，广州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数据并不亮眼。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十三五”期间广州科技创新情况分析》显示，2020年，广州规上工业R&D经费支出为315.11亿元，低于深圳(1157.31亿元)、苏州(679.77亿元)、上海(635亿元)、重庆(372.56亿元)。值得一说的是，深圳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已超九成，苏州的规上工业R&D经费占全社会R&D经费的比重也达到89.3%，而广州只有40.7%。

“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是培育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不仅是榜样，还是标准的制定者、新市场的创造者，能够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从而形成产业集群甚至产业生态。”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会长王理宗也指出了科技创新对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

虽然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从2015年的1919家快速增长到2022年的1.23万家，但这并未给广州带来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龙头型科技企业。2022年，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100位只有3家广州企业上榜，其中最高排位是72位，无论是数量还是龙头企业的排位，都不在第一梯队。同样，在机构媒体南方周末评价的《中国企业科创力100强》榜单中，只有1家企业上榜，且是排名第73位的国企广汽集团。

企业之外，研究机构和高校也是研发的重要力量。“然而，原本应在城市科技创新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广州市属科研机构，在改革浪潮中走了弯路，丧失了基础研究功能和原始创新能力。”涂成林指出，广州原来的市属科研机构实力较强，但市场活力有所欠缺，后经过一系列改制重组成企业，脱离了基础研究，不仅没在改革中激发活力，反而为市场疲于奔波。

当下，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装备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但国家布局在华南地区的重大科技装备，多位于广州之外，广州获得的国家科技资源和支持相对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广州科技创新的格局与成效。

求解

不要盲目跟随

需在新空间新产业新领域有所布局

对于前面提到的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明显、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待加强的问题，涂成林建议优化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研发创新的政策体系。“政策要更有普适性，使得愿意研发投入的企业、机构在资金配套、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可获得一定的扶持；同时也要有重点性，采用阶梯形的扶持政策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引导、激励企业真投入、真创新。”

《广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强市建设。逐步完善创新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提供重要支撑。该规划也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广州一位企业界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广州长期以来是做跟跑者，推行跟跑型科技政策。往后具体的产业创新政策制定，如果力度不够，或是方向不明确，广州将有可能丧失已有的创新基础。

“并不是投资多就一定有效，还要看投入的方向和主体。”王理宗指出，广州要在新空间、新产业、新领域有所布局，不要一直都做跟从角色。“应根据现有基础明确主导产业，从跟随角色转换到引领角色，从未来的长期效益出发，形成具有差异化、前瞻性的科技产业战略布局。”

涂成林也认为，广州在科技创新方面一定要提高战略定力，不要盲目跟随，瞄准重点领域制定并严格执行长期发展规划，从产业、技术、人才、平台等方面进行体系化突破，其他一般领域创新则交给市场，这样估计用8到10年时间就可以逐步改变广州“平庸创新”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