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科学家天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

发布者：会剃头的兵 2026-9-24 10:06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1958年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上说的这句话，次日成为《人民日报》专题报道的标题。那么，是谁做成了这项重大事件？答案指向一个群体——当时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一批顶尖科学家，新中国的“科学家天团”。他们先后以系主任、任课教师、教材编写者的身份，成建制地进入一所新建本科高校的教学一线，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办学试验，谱写了新中国自主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第一页。此后数十年间，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陆续进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工程现场，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聂荣臻那句话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答案早已写在课表里，印在讲义上，站在讲台前。

聂荣臻在学校成立暨开学典礼上作题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讲话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

响应召唤：于空白处搭建学科骨架

20世纪50年代，发展尖端科学、培养高水平科学技术人才逐渐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迫切的战略需求。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向全国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正式下达了“制定从1956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计划”这一重要任务。报告中一句“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对中国科学院在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中的战略定位和使命责任做出了重要部署。同年底，《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正式完成，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并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然而，参与《规划》编制的科学家们测算出了一笔发人深省的人才账：12年内需要大学毕业以上的各类研究人员约18万人，而其中从事新技术研究的约需5万人——当时全国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总数尚不足2万人！

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制定《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科学家

这笔账，没有写进《规划》的正文，却比正文里任何一个数字都更让人焦虑不安。人，恰恰是那个年代最让人揪心的字眼。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研究机构不过三十余个，科技人员不超过五万，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只有六百多人，薄弱的家底，如何撑起一个四亿人口大国的科学未来？

但恰在此时，一场跨越重洋的人才归国浪潮正奔涌而来。从西方国家学成的高级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号召，先后回到祖国，献身于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截至1956年底，归国的海外科学家累计达1800余人。他们中大多数进入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在几乎空白的领域里搭建起新中国第一批新兴学科的框架：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技术……这些在西方业已成熟的学科，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无一不是从零起步。缺口就摆在那里，接下来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补，而是怎么补、谁来补。

赵忠尧、邓稼先等100余位中国留学生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主动请缨：科学家群体推动的办学试验

“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首先在科学界内部被感受到。1957年，作为国家最高科学机关的中国科学院已经形成“学科广泛，专业近百”的局面，学科门类齐全，发展到68个研究所、5500余名研究人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各研究所普遍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从高等学校分配的毕业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正如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后来回忆：“每年国家分配给科学院的大学生，各研究单位都反映满足不了需要，并在业务对口上不能完全符合要求。”

学成归国的科学家们撑起了中国科技事业最薄弱的几根骨架，但骨架搭得越快，需要填充的缺口就越大。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曾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必须发挥老科学家的潜力，同时培养大量的新生力量。”聂荣臻副总理也指出：“老一辈科学工作者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财产，但是人数终究很少，而且按照自然规律，会逐渐减少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必须把对青年科学干部的培养当作首要的任务。”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此前后，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考察，目睹苏联科学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回国后，他在总结报告中写道：“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教师不做科学研究，决不可能提高教学质量。科学家不兼教学工作，就很难有效地培养和选拔青年科学干部，也不可能从富有想象力的学生中吸取创造性的启示。”这一想法从纸面变成现实，仅用了半年的时间。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就向中央提交了报告，申请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一所大学。当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先后批示同意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算是为这所新型大学正式颁发了“准生证”。

科大准生证

时代契机：“两弹一星”催生新型大学

办学动议落地的时刻，正值国家尖端科技事业最吃紧的关口。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此前，原子能、火箭、导弹等研制工作已陆续启动。但是正如郭沫若在访苏回国后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的，苏联“这些科学技术上的伟大成就都是一系列的科学和技术相应发展的结果”。意思很明确，研究尖端科技重要的是一整条相互咬合的学科链。而全国高校现有的学科设置和专业体系，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提供足量的对口毕业生，在科学家心里，迫切需要办一所能成建制培养这类人的学校，力学所“三巨头”钱学森、郭永怀、杨刚毅就曾提出过要办一个“星际航行学院”来培养“上天、入地、下海”的专门人才。

外援靠不住，老路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自主培养，而培养的速度必须跟上事业推进的速度。《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里列出的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电子计算机、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无线电电子学——这些词在当时的中国，多半还只是词。没有对应的专业目录，没有成体系的中文教材，也没有现成的模式照搬。要办一所大学，先得有人把这些名词展开，一点一点充实内容。这副重担，自然就交到了这批科学家的肩上。

1958年6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立了校名并通过了建校方案和本年度招生简章，决定设置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技术物理系、化学物理系、物理热工系、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化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生物物理系等12个系。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此前忙于筹划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赵九章看到系科名单后感到很诧异，怎么能没有地球物理学呢？于是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增办了应用地球物理系。但是这时候招生已经结束了，于是赵九章联系四川省教育厅，并获得了支持，所以1958级的13系学生全部是四川人，因而该系又被戏称为“川系”。各系招生简章里的部分内容，也是科学家们自己动手写的，钱学森就曾亲自撰写过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的介绍。华罗庚等人借到外地作学术报告的机会，也顺道为学校招揽生源。

13个系、41个专业,几乎全部都对应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空白、薄弱环节，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国家的需求。钱学森曾表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这些系科专业中，很多都与“两弹一星”密切相关，几乎每一个系名背后，都对应着“两弹一星”的具体需求，如最直接相关的1系、8系与原子弹，7系与导弹，13系与人造卫星。“两弹一星”研制的三大领军人物中，钱学森与赵九章分别担任7系和13系的系主任，而钱三强因为公务繁忙，请赵忠尧代他担任1系的系主任。在后来表彰的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1位曾在中国科大任教。除了3位系主任外，还有钱三强、彭桓武、陈芳允、程开甲、杨嘉墀、陈能宽、于敏、周光召。

办学的方案已经敲定，学科的骨架已经搭好，剩下的问题是：课，谁来上？

所系结合：科学大师躬耕三尺讲台

谁来上课？其实这个问题在1958年6月20日中国科学院专题研究科技大学教学力量问题的会议上就定下了。张劲夫在会上提出：“专业、学科领导由一个所主督；教学力量，需要多少，由各所合理负担，但要有为主。”13个系的首任系主任的名单同时确定：赵忠尧（原子能所副所长）、施汝为（物理所所长）、郭永怀（力学所副所长）、钱学森（力学所所长）、华罗庚（数学所所长）、贝时璋（生物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地球物理所所长）等顶尖科学家悉数在列，系所之间一一对应。

培育人才的关键在于打牢基础。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建校之初，便有一批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亲自登台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程。1958年8月4日学校召开第二次系主任会议，专题讨论通过了基础课程的安排与教学人员问题。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讲授高等数学，吴有训、严济慈、马大猷讲授普通物理，王葆仁、梁树权、杨承宗讲授普通化学……大师云集，星光熠熠。钱学森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难掩兴奋：“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这句话后来成为科大校史上最著名的掌故之一，所谓“大炮”，不是设备，是人，是刚刚在空白、薄弱领域搭建起中国第一批前沿学科的科学家。后来钱学森还以中国科大系主任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的文章。

第二次系主任会议签到单

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

年近六旬的严济慈欣然走上讲台，亲自讲授“普通物理学”和“电动力学”课程长达六年之久。每逢他讲课，阶梯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甚至有外校师生也慕名专程前来学习。严济慈精彩的课程离不开充分的备课，他把备课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揉搓”的过程：“教师要掌握这门课，首先要抓得起来，然后将它揉搓成团，再取其精华”。他首创的“三遍备课法”作为经验在中国科大物理教研室推广，影响了一大批青年教师。

严济慈自建校起连续六年在容纳500多人的大教室为学生授课

担任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的华罗庚认为，数学是一门内在联系紧密的学问，而当时国内高校普遍将数学基础课分开讲授，人为地割裂了数学知识的相互联系。于是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由他本人担任主讲，组织起一支教师团队，把所有数学基础课综合为一门课进行教学，称为“高等数学引论”,进行连续三年的基础课全过程教学。这种让一个年级学生的基础课、专业课以及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指导）都由一个固定的教师团队负责的方法，被称为“一条龙教学法”。

华罗庚给58级学生答疑

应用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的办法更加简单直接。1959年全国教改，很多学校将普通物理中的力学、电磁学与理论物理中的理论力学、电动力学课程打通后合并授课，物理课程深度下降。中国科大一开始也照这样改，应用地球物理系部分学生学完之后学习效果不好，未能达到预期。于是在这些学生大四的时候，赵九章让他们“返工”，跟着物理系低一年级的学生一起学习半年严济慈讲授的电动力学，加强基础学习。他曾形象地比喻：“研究所的人的知识如同鸡爪子，他在几个领域有很深的知识，但在几个领域之间往往很难连贯起来。通过讲课可以使你的鸡爪子变成鸭掌。”站上讲台的人并不是放弃自己的学问，而是在最基础的位置上，把自己的学问重新理了一遍。

赵九章与中国科大学生在一起

钱学森的“火箭技术概论”课堂教学极具感染力，但令他的学生们更加刻骨铭心的却是这门课第一次期末考试。1962年1月27日上午8:30开始考试，开卷，允许学生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做过的作业都可以带。但是成绩出来后，钱学森很不满意，认为学生的基础还不够扎实。因此力学和力学工程系1958级学生多留校半年，重新学习力学和高等数学课程。特殊的5.5年学制，是200多名学生独有的经历，也是中国高校绝无仅有的文凭。他们虽然晚了半年毕业，但是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走出了白以龙、徐建中、王自强等几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印证了“宁可慢一点，也要学扎实”的分量。

钱学森在给同学们上课

教材是另一个从零开始的战场。当时国内高校连这些新兴学科的名称都尚未统一，更遑论成体系的中文教材。面对此种局面，这些科学大师们亲自上阵。吴仲华亲自为物理热工系学生编写《工程流体动力学》和《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课程讲义。郭永怀几次放弃休假疗养机会，为化学物理系空气动力学专业编写出《边界层理论讲义》。吴文俊讲微积分的讲义要先刻在钢板蜡纸上，油印发给学生。有一讲内容特殊符号和公式很多，工作人员不好刻，他索性自己动手。有学生拿到讲义，一眼就认出了吴先生的字迹。讲义边写边印边讲，虽然装订简朴，但是教学内容十分具有前瞻性。

回看这段历史，“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种独特的办学实践，植根于中国科学界对“科学事业必须自己培养自己的人才”这一逻辑的清醒认知。推动这一认知转化为现实的，正是中国科大建校初期的一代科学大师们。他们刚刚在空白领域搭建起中国第一批前沿尖端学科，又把最稀缺的人——他们自己——推上了教学一线。

精神遗产：一所大学的科学精神积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是中国现代科学史和教育史上一次独特的创新。它不是教育主管部门按部就班的布局，更像是老一辈科学家群体在国家尖端科技事业最紧迫的关头，基于科研事业的内在需求，主动发起的一场办学试验。自己缺人，就自己办学；学校缺老师，就亲自去上课。这条决策链的每一个环节，都镌刻着科学家们的印记，他们为科大留下的，远不止一所大学、一个系、一个专业。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八个字，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学方针的正式表述。它不是对某种现成模式的照搬，而是在没有外援、没有教材、没有成例的条件下，一个学术群体为自身事业传承而培养后继者的有效路径。这种独特的模式成为科大办学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仅前三届毕业生中就走出了32位“两院”院士和15位科技将军，同期毕业生当选比例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由于高科技人才培养成果卓著，中国科大长期被誉为“科技人才的摇篮”。

而亲手打造这个“摇篮”的，正是由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所组成的“科学家天团”。他们留下的是一种办学理念：“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不是口号，而是落实到每个细节的安排。他们留下的是一种治学传统：严济慈、华罗庚亲自登台，赵九章要求学生“返工”，吴文俊手刻蜡纸编写的讲义……这些细节背后，是一代科学大师对科学事业的深刻认知和对基础理论的执着坚守。他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气质：本可以只做学问，却躬下身来，把最前沿的东西一点点传授给晚辈，他们的精神在粉笔灰里、在油印讲义的字迹里、在实验室的灯光里，一点点沉淀下来。

1958年9月20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学典礼上，郭沫若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像一张白纸，就请把它办成最新最美的学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