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科学计划构筑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群峰”

在中国“十五五”规划蓝图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不仅是中国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压舱石”，更是参与全球大国科技博弈的“先锋队”。

对于长三角而言，这不仅是区域发展的机遇，更是一场关于“策源功能”的自我革命。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不能止步于产业规模的堆砌，而必须锚定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厚植科技、人才与创新优势，既要形成科技创新的“高原”，更要构筑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群峰”。

多点突破，长三角科创“群峰”格局初步成型

经过多年布局与积累，长三角地区已在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空天科技、生态环境与基础科学七大前沿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集群与重点项目，呈现出“高原之上、群峰林立”的鲜明格局，整体科技创新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在新能源领域，已构建起多赛道并进的创新体系。常州形成了万亿元规模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盐城海上风电装机规模全国领先，近海风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40%；上海临港的氢能与储能装备、浙江三门与三澳的先进核电基地、合肥的EAST“人造太阳”聚变装置等，共同支撑起多元化的能源技术布局。

在新材料与高端制造领域，一批关键材料实现突破。连云港中复神鹰量产T12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上海在半导体材料与高端光刻胶、宁波在稀土永磁材料、南通在高端聚烯烃等领域形成配套能力，有力增强了我国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

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产业生态。上海张江的AI算力集群与大模型生态、南京的千亿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与车路云一体化体系、苏州的AI芯片与工业智能、杭州的算法与大模型创新、合肥的智能语音与量子人工智能交叉应用等，共同构建起从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的完整体系。

在生命科学、空天科技、生态环境与基础科学等方面，长三角同样具备领先优势。上海张江-临港和苏州的高端医疗器械与创新药集群全国领先；上海“千帆星座”与合肥“天都双星”等项目，推动商业航天与深空探测产业链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水环境联治模式，成为跨省域协同治理的范例；上海张江与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聚了全国近半数大科学装置，为原始创新提供核心支撑。

如下表显示，长三角区域居于全国前列乃至世界前茅的科技创新制高点呈现出“群峰耸立”的格局。

本文表格为作者自制

范式变革下，科创“群峰”更需大科学组织筑牢协同底座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速迭代的今天，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各个创新“高峰”，正面临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制胜”的范式变革。前沿领域的多学科交叉、大团队协同、大装置支撑等鲜明特征，使得传统分散、区域性的科研组织模式日益显得力不从心。

国际经验表明，面对复杂重大的科学挑战，“大科学计划”组织范式展现出强大效能。其核心并非简单追求规模之“大”，而在于体系化的“协同”——它以清晰的目标为牵引，高效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装置、资金、人才与平台资源，从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里程碑项目中证明了其非凡的统合力。

当前，长三角的科创力量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碎片化”问题，迫切需要向“体系化”跃升。借鉴“大科学计划”的协同内核，正当其时。长三角应以此范式统筹区域资源，将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及科技领军企业等战略力量“串珠成链”。尤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处于突破窗口期的关键领域，可率先构建“统一指挥、分工协作”的战略矩阵，从而将分散的局部优势，凝聚为无可替代的整体体系优势。

系统破局，以大科学计划重塑科创协同新范式

立足长三角科创基础与国家战略需求，需从三大维度发力，以大科学计划为牵引，真正实现长三角科创从“群峰林立”到“群峰协同”的跨越。

第一，要把大科学计划作为长三角科创制高点建设的核心组织引擎。

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经验观察，大科学计划是面向国家战略与世界前沿，以重大科学问题或技术瓶颈为牵引，整合大装置、大团队、大资金、大平台开展协同攻关的系统性工程。

对长三角而言，以大科学计划重构创新组织体系，具有三重战略价值。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长三角集聚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高校院所与科技领军企业，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大科学计划重在打破央地、省市行政分割，统筹国家实验室体系、大科学装置集群、交叉创新平台，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攻坚矩阵，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内耗，把分散优势转化为体系优势。

二是支撑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当前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核聚变、空天科技等领域已进入颠覆性突破窗口期，必须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长期攻关。大科学计划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集中力量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为破解“卡脖子”技术、培育未来产业提供源头供给，筑牢长三角科创制高点的底层根基。

三是引领全球开放创新与规则塑造。大科学计划本来即具有跨区域、跨国界、跨领域属性。长三角牵头或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有利于吸引全球顶流人才与创新资源集聚，构建开放协同的国际创新网络，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区域在标准制定、成果共享、人才流动中的主导地位，加快建成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

第二，应以大科学计划布局长三角科创制高点的主攻方向。

立足长三角科创基础与国家战略需求，应聚焦当代前沿科技以及长三角科技创新优势领域，实施一批标志性大科学计划，形成与北京（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物质科学与量子信息领域，依托上海光源、合肥先进光源、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设施等大科学装置集群，实施量子精密测量、可控核聚变、极端条件新材料等大科学计划，打造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高地。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科技领域，统筹算力资源与场景优势，推进通用人工智能、未来网络、空天信息一体化大科学计划，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技术体系。

在生命健康与生物制造领域，围绕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重大慢病防控、生物育种等方向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打通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与产业应用链条。

在先进制造与高端材料领域，聚焦航空航天材料、第三代半导体、低碳冶金等关键环节，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大科学计划，支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在碳中和与能源革命领域，布局高效低碳燃气轮机、新型储能、碳捕集利用等大科学计划，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第三，需要构建一体化大科学计划组织实施体系。

作为科技创新组织形式，大科学计划可谓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构筑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统筹有力、运行高效、开放共享、激励相容的组织形式与架构。

首先，建立健全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大科学计划顶层统筹机制。成立长三角大科学计划领导机构，依托已形成的制高点核心项目主体，分领域按创新链建立各门类大科学计划专项专班，分别制定规划、遴选各子系统技术路线、统筹资金投入、协调重大事项。建立战略科学家咨询委员会，实行“总师负责制”与“项目法人制”，确保科学目标明确、组织执行高效。

其次，进一步开放大科学装置共享。大科学装置是大科学研发必须依赖的大型实验设施，按照国家有关布局长三角将有近40个大科学装置，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的巨大效应，建设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实现科研仪器、数据资源、专利成果跨区域高效流转。完善科创券通用通兑机制，降低中小微企业使用大装置成本，最大化发挥基础设施效能。

在此基础上，还要创新资金投入与人才引育机制。从科技创新周期考量，当代新科技革命处于早期阶段，长三角前沿科技制高点项目大都也在早中期阶段，这意味着需要巨大的早期投入资金。为此需要建立中央财政引导、地方联合出资、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打通各级财政纵向投入与科技大厂、社会基金横向投入的科创资金链，设立各门类大科学计划专项基金。在人才方面实施顶尖科学家引航计划、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打破户籍、职称、地域限制，构建人才自由流动、权责清晰、成果共享的用人制度。

强化成果转化与产业赋能。建立大科学计划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向企业转移、向产业转化。依托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G60科创走廊、沪宁合产业创新带等组织载体，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与成果转化孵化器，打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转化”全链条，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推进国际开放合作与制度型开放。以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大科学计划为基，主动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吸引全球科研机构、跨国公司与国际科技组织在长三角设立总部或分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伦理规范、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制度，打造全球科研人员“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创新生态。

通过动态推进式大科学计划的牵引，拉动长三角科技创新的组织方式变革，实现从要素集聚向体系创新、从技术跟随向前沿引领、从区域协同向全球枢纽的跨越，为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硬核支撑，助推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率先建成全球领先的前沿科技创新“高原雄伟、群峰傲立”格局。

（本文作者宋宏系安徽省政府长三角专家咨询委专家，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王万秀、吴俊杰系安徽弘毅城市发展研究公司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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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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