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普突破知识搬运，直抵科学内核

编者按：

2025年9月是首个“全国科普月”。光明网特别推出《科普月·大家谈》栏目，邀请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分享科普故事、探讨创新路径、展望美好未来，为新时代科普高质量发展献智献策。（欢迎赐稿：cailin@gmw.cn）

【科普月·大家谈】

作者：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一场高能物理学术会议上，一位院士的报告开场别具一格。他未急于展示最新实验数据，而是将时光拉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追溯该领域理论突破如何为今日研究筑牢根基。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与一线科学家交流时，我发现许多顶尖学者分享前沿发现，总会回望历史，为听众勾勒科学发展的完整脉络。这引发我深思：科技飞速迭代的当下，为何顶尖科学家仍需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作为科技史工作者，随着研究深入，我逐渐领悟：科学创新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演化的结果。出于责任感与热爱，近些年来我以科技史、科技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

科学史：贯通“道”与“器”的桥梁

中国古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科学发展是“道”“器”的结合。“道”是科学思想的灵魂，涵盖理论范式、研究传统与科学精神；“器”是科学实践的载体，包括实验设备、技术工具与研究手段。放眼全球科技史，科学进步从非单一维度突进，而是“道”的引领与“器”的支撑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的结果。没有开普勒对行星运动规律的探索，牛顿难提万有引力理论；若没有望远镜的发明与改进，伽利略也无法获得支撑日心说的关键证据。

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曾说：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妙，都无法否定实验结果；只有当实验与理论产生矛盾时，知识才能实现突破。物理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的紧密合作。他的这番话反映了理论与实验、“道”与“器”在科学发展中的不同作用，也是在向科技工作者“科普”科学知识生产的逻辑。

科技史研究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打破“道”与“器”的壁垒，揭示科学知识生产的完整图景。我的研究聚焦中国空间科学史，通过访谈院士、顶尖项目首席专家及青年科学家，我曾还原中国太阳物理学的学科发展轨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太阳物理学刚起步，设备匮乏、人才短缺。老一辈科学家凭借对科学之“道”的深刻把握，在简陋条件下设计精巧实验方案，为学科埋下种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力提升，大型观测设备等“器”陆续建成，中国太阳物理学才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太阳观测望远镜。从2021年开始，我国陆续开展了多项空间太阳探测任务，显著提升了在太阳活动、空间天气预报和理论研究的能力。我受邀到几个天文类研究所给青年科技人员讲述这段科技史，为他们理解科技动态提供历史视角，本身也是一种对科技人员的科普。

科普与科学史的终极关怀相结合：见“器”见“道”更见“人”

科学史研究不能止步于“器”的罗列与“道”的阐释，最终要回归“人”本身。科学是人类活动，科学家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有探索真理的执着，也有面对失败的沮丧；有合作共赢的温暖，也有学术争鸣的激烈。科普让科学史不再曲高和寡，让科学变得可以理解，更有温度。

当代科学已迈入“大科学”时代。此时，大科学装置成为重塑科研格局、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核心“器”，其革新深刻影响全球科技版图变迁。作为长期关注科技史与科学传播的研究者，我曾实地走访国内外多座大科学装置基地——从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对撞机LHC，到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从中国东莞的散裂中子源到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这些国之重器的宏伟精密，既让我震撼于人类探索未知的智慧，也促使我思考不同国家在大科学装置发展路径上的差异与共性。

我尝试通过口述史、档案研究等方法，还原大科学装置的酝酿、设计、建设和运行，以及相关科学发现背后的人文故事，希望让公众看见科学最真实、鲜活的模样。已过耄耋之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曾指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高温气动团队，主导建成了高超声速复现激波风洞，创造了一个科技自立自强的奇迹。这位年过九旬的院士回忆起当年在简陋实验室坚持科研的日子，没有任何不甘和怨悔，眼中却仍闪烁着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正是这些鲜活的“人”，让科学之“道”有了温度，让科学之“器”有了灵魂。我曾在多个场合以“科技史”学者的身份，通过文章、报告的形式，“科普”这一大科学装置，传播老科学家们可贵的科学精神。

比较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数十年历史积累与稳定投入机制，形成了完善的规划、建设与运行体系；而我国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在关键领域快速整合资源，建成国际一流大科学装置。但大科学装置的发展也带来新挑战：巨额投资要求资源分配更精准高效，跨学科合作成为必然趋势，科研管理与组织模式需革新。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科研效率，更在重塑科学家行为模式与科学界文化氛围。如何在“器”的升级中坚守科学之“道”——这需要始终以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为根本目标，注重科学精神培养、科学伦理建设与跨学科合作机制完善。

在科普活动中，我经常与公众一同思考一些深层问题：人类科技发展的边界在哪？科学是否永远“进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如何反映客观实在？科技发展能否从历史汲取教训、规避风险？这些问题超越具体学科界限，触及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根本逻辑，也让科学史拥有更广阔的人文视野。

科普的深层追求：从“传识”到“成智”

多年科普实践让我愈发清晰：科普不应是简单的知识“搬运”，更要帮公众理解科学发展脉络与科学精神本质。而科技史视角，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将科学知识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中，让公众看见科学探索背后的人类智慧与精神力量。不同受众对科普需求各异，科技史视角的价值也呈多元形态。

对科研工作者，梳理学科发展史能助其把握研究方向演进逻辑，避免重复探索；对中小学生，科学发现背后的故事远比公式定理更能激发好奇心；对普通公众，阐释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培养科学思维与批判精神。

我曾在三峡工程博物馆，为来自内蒙古、新疆、西藏的孩子讲述三峡工程故事。我未停留在“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等技术参数，而是从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开发三峡设想讲起，回顾抗战时期美国工程师冒战火勘测、我国地质调查的科技人员艰苦完成首轮地质调查，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几代科技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论证与设计迭代。当孩子们听到这些跨越百年的故事时，眼中不仅有对超级工程的惊叹，更有对科学决策中审慎、理性与担当精神的感知。这一刻我深知，科普的真正价值，是挖掘知识背后的人文之光，唤起公众的爱国热情——这正是科技史工作者沟通“道”与“器”的独特使命。

科技史可作为高级科普，与公众在道器之间识心见性

现代科学高度专业化的今天，科技史工作者扮演着特殊“跨界者”角色——既是科学发展的观察者、记录者，也是科学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既尊重科学事实的严谨性，也关注科学实践的人文性。这种独特视角，让我们能看见单一学科难察的整体图景。科学发展中，“道”与“器”缺一不可。只重“器”轻“道”，科学会沦为冰冷技术工具，失却创新灵魂；只重“道”轻“器”，科学则陷入空想，难以落地验证。唯有“道”“器”相融、协同发展，才能推动科学前行。

作为科技史工作者，我的使命是通过历史研究，帮助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理解这种辩证关系，实现“识心见性，转识成智”——将零散科学知识转化为人类共同智慧，为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提供深层思考。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历史视角愈发珍贵。